华北农村的“写真通信”
曾蓝莹(美国耶鲁大学)
《中国乡村研究》第3辑
华北农村的“写真通信”
赵望云(1906～1977)是在《大公报》的委托之下，于1933年深入冀南农村进行写生工作。作为画家赞助者的《大公报》，系由满族人英敛之得法国天主教会之助于1902年首创于天津①，至今在香港仍见发行，历时整整一世纪，俨然成为现代中国享年最久的报纸。由于时局变迁、人事更迭，百年的《大公报》大致可分为三个发展阶段，1926年和1949年是两大转折点(周雨，1993：1)。在1926年之前，《大公报》先是由创办人英敛之主导，力主君主立宪(周雨，1993：10～21)；辛亥革命后，由股东王郅隆接办，为皖派安福系的军阀喉舌(周雨，1993：22)；直皖战争后，皖派失利，转而成为亲日言论的园地，勉强维持，终于1925年停刊(周雨，1993：22)。其后，《大公报》改由张季鸾、胡政之和吴鼎昌合办②，于1926年重新出刊，标举“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方针，建立文人议政的风格，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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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英敛之自大公报隐退后，曾创辅仁社，为辅仁大学的前身(周雨，1993：5～9)。
②张季鸾名炽章，以字行；胡政之名霖，亦以字行。张、胡、吴三人为留日旧识，重新出刊的《大公报》即由吴出资、胡管理、张主编，形成令该报立于不败之地的铁三角(周雨，1993：5～9；陈纪滢，1974：9～15)。
了该报的黄金岁月，不坠的声势直维持到抗战后。①赵望云的写生工作正是由续刊之后的大公报人所支持。
续刊之后的《大公报》虽对动荡的政治时局最为关注，对农村现况的披露也不遗于力。华北农村在二三十年代的日益破败是不争的事实，无论是因为人口增长的压力、生产关系的恶化、军阀盗匪的破坏、帝国主义的侵略、抑或小农经济本身的内卷化(Gamble，1963；Myers，1970；Huang，1985／中译本1986)。有鉴于此，《大公报》遂于1930年底的一篇社论中，以《中国文明在哪里?》的耸动标题，企图唤起大众对华北农村困苦情状的注意。执笔者首先抨击“中国政治为都会政治”，进而揭示该报“久感及此，近乘时局略定，亟欲介绍大多数同胞生活之具体状况于全国都会政治家实业家学者等之前……爰派旅行通信员，第一步先调查河北各县民生状况”；而根据来自冀南数县的初步调查报告，执笔者特就乡民因贫乱而迷信各种枪会组织的现象加以申论，认为“实已不胜文明衰亡之痛”②。1931年，在发行一万号的纪念辞中，《大公报》更明确地将调查农民疾苦列为首要任务，以期该报能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影：
抑中国地广民众，交通未开，中国人不仅少知世界，且少知中国。而中国现状，百分之九十以上之人口为乡农，在今日工业幼稚之时，农为国本，而乡间状况，都会不详，
是以中国革命之第一要务，为普遍调查农民疾苦而宣扬之。此固报纸天职，而力亦不逮，故必须望全国读者之努力合作，凡属真确见闻，随时不吝相告，期使本报成为全国人民生活之缩图，俾政治、教育各界随时得到参考研究之资料。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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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大公报续刊辞》，《大公报》(天津)1926年9月1日。
② 《大公报》(天津)1930年11月2日。
③《大公报一万号纪念辞》，《大公报》(天津)1931年5月22日。《大公报》续刊之后，报纸编号仍接续1902年创刊以来的总号，自8316号起算。该文亦收入张炽章，1944，1：29～33。
大公报人既视“普遍调查农民疾苦而宣扬之”为报纸天职、革命第一要务，为了弥补文字描写的不足，于是聘请赵望云为特约记者，以写生通信的方式报道农村现状(陈纪滢，1974：114)。
特约通信是《大公报》续刊后的重要特色之一(周雨，1993：148～182)，目的在于“把社会力量融合于报纸”，以构成舆论(陈纪滢，1974：115～117)。例如，陈纪滢曾利用任职于哈尔滨邮政局之便，担任的东北特约通讯员，在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将日军占据东北的实况以通信的方式回报平津(陈纪滢，1974：17～26)①。陈纪滢后来虽然随着东北邮政局撤退到上海，却于1933年秋在大公报人的央求下又冒险潜回东北，将其所见所闻写成《东北勘查纪》，发表于《大公报》的九一八事变二周年特刊(陈纪滢，1974：37～51)②。据陈纪滢追忆，《大公报》曾有数百名通信员散布全国，其特约通信之多，全国报界无出其右，因而在编辑部里特设“通讯课”以总其事(陈纪滢，1974：115～116)。不过，这些通信多以文字为之，委托赵望云以画笔报道农村实况，在当时确属创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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