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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7-20 10:17: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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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家世与个人的促成因素
杜牧独能抱补天之志,原因何在?
首先是家学的传统。深沉的忧患意识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是中国历代封建士大夫在儒家文化熏染下积累起来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政治忧患来自于入世精神,世业儒学的家学传统,高华的氏族门第,深厚的学养,使杜牧比一般的士子更能感到、看到、体味到晚唐社会的深重矛盾,比一般人有更深重的忧患意识,更有儒士的兼济情怀。
杜氏为魏晋以来数百年关中之高门世族,杜牧的远祖杜预是西晋时的大儒,同时也是伐吴的军事统帅,泰康元年率兵灭吴。杜预不仅通晓战术,而且博学多才,人称“杜武库”,曾为《左传》作注,其学说在魏晋南北朝时盛行,杜牧是杜预的十六世孙 ,杜牧的善于论兵,无疑有先祖杜预的影响。
在家学传统上其祖父杜佑无疑对他的影响最大。杜牧的祖父杜佑曾经当过宰相,又是著名的历史学家。杜佑“性敦厚强力,尤精吏职,虽外示宽和,而持身有术”,并且“性嗜学,该涉古今,以富国安人之术为己任”(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所著《通典》是我国第一部记述典章制度的通史,有非常高的学术价值。
这种家庭环境,使杜牧不容选择地要把自己放在高起点上来安排人生道路,他显然是把自己当出将入相的政治家来要求的。家庭的熏陶使杜牧有深厚的学识,杜牧自幼读书学《礼》,“及年二十,始读《尚书》、《毛诗》、《左传》、《国语》、十三代史书”开始注意“治乱兴亡之迹,财赋兵甲之事,地形之险易远近,古人之长短得失”。杜牧由“识”而生“忧”,这是杜牧的使命感和责任感的体现,因为在晚唐、在任何时代并不是每一个读书人都具有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情怀的。
对于祖宗的事业,杜牧为之骄傲的有两个方面,一是经世致用的巨著,二是官至宰相的位里。杜牧不仅继承了深厚的家世传统,而且还希望这种传统能在他身上发扬光大并影响后代,并且在这方面也作了努力,杜牧的这种做法充分反映了家学传统对他的影响。
杜牧家世对他的影响,也反映在他的创作思想上,那就是其文章要以“经世致用”为目的,这是他在《罪言》、《原十六卫》、《战论》、《守论》中发表精辟政治见解的思想基础。杜牧从政治家的观点出发把文章与世事紧密联系起来,是他对经世致用的家学主张的继承和光大。
其次是尊儒的思想。忧患意识是中国人文精神之大原,儒家忧患意识的内涵:自觉、慎独、悲悯、责任。杜牧深重的忧患意识与他尊崇儒家思想有很大关系:他信奉“仁义忠信”,杜牧经常称颂儒家的仁义之道,对孔子十分景仰,他在《书处州韩吏部孔子庙碑阴》中写道:
天不生夫子于中国,中国当何如?曰不夷狄如也。……
有天地日月为之主,阴阳鬼神为之佐,夫子巍然统而辩之,复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为之助,则其徒不为劣,其治不为僻。……彼夷狄者,为夷狄之俗,一定而不易,若不生夫子,是知其必不夷狄如也。
对孔子的学说,他认为能够统“天地日月”而辨之,也是天地宇宙间的最高学说。他认为中国之所以伟大,就是因为有了孔子。
因为杜牧的思想基于儒家的仁义,因此才能看到更多的统治阶级对人民的压榨和剥削,看到更多的社会忧患。使得他的作品很多都是从政治家的需要出发,把文章与当时的事功联系起来,使他的文学创作更切合实用。
儒家思想在两汉成为统治阶级的统治思想以后,虽然属于封建思想体系,但也存在着若干积极合理的可取的优点。主张“入世”,主张“有为”的积极进取精神,就不同于佛家和道家的主张“出世”,主张消极无为的逃避现实,杜牧正是接受了儒家这一积极的人生态度的。儒家学说虽然主张“尊王”和“忠君”,但同时也主张“节用爱民”,反对暴君“独夫”,反对过分剥削。儒家思想虽然有轻视劳动和劳动人民的一面,但同时也有“忧民爱物”的一面,主张“民惟邦本,本固邦宁”,“民为贵,君为轻”的真理,这些进步性的表现,杜牧都有所继承。杜牧不仅对唐王朝忠心耿耿,接收了儒家思想中“忠君爱民”这一最基本的主张,而且反对暴政,主张施行“仁政”。在杜牧充满忧患意识的诗文中,充分体现了儒学的忧患精神——对国家民族关怀的博大情怀;不畏艰难的积极参与精神;居安思危、处兴思亡的辩证理性精神。而杜牧对身后不朽之名的追求,也正是传统儒家知识分子超越个体生命、追求永生不朽的一种独特形式。
参考文献:
[1] 彭定求主编《全唐诗》 中华书局 1960
[2] 杜牧《樊川文集》 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
[3] 毛水清《隋唐五代文学史》 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3
[4] 何新《论中国历史与国民意识》 北京:时事出版社2002
[5] 陈企孟《平生五色线 愿补舜衣裳——晚唐杰出诗人杜牧》,《文史知识》1982.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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