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玄学是中国哲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阶段,对其基本理论特质的探讨构成了中国哲学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早在20世纪30-40年代,著名哲学史家汤用彤先生首倡玄学哲学是本体论之论,并将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发展看作是中国哲学史上从宇宙生成论向宇宙本体论的转变。在他看来,汉学执滞于经验,“本天人感应之义,由物象之盛衰,明人事之隆污。稽查自然之理,符之于政事法度。其所游心,未超于象数。其所研求,常在乎吉凶”。魏晋玄学则不然,它“已不复拘拘于宇宙运行之外用,进而论宇宙万物之本体。汉代寓天道于物理。魏晋黜天道而究本体,以寡御众,而归于玄极;忘象得意,而游于物外。于是脱离汉代宇宙之论(Cosmology or Cosmogony)而留连于存存本本之真(Ontonogy or theory ofbeing)”。(汤用彤,第48-49页)由此,他得出结论说:“玄学与汉学差别甚大。简言之玄学盖为本体论而汉学则为宇宙论或宇宙构成论。”(同上,第67页)在此基础上,他进一步指出,不同于汉学“体用分为二截”,玄学的基本特点则是“即体即用”:“玄学主体用一如,用者依真体而起,故体外无用。体者非于用后别为一物,故亦可言用外无体”。(同上)
但是,中国哲学毕竟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质的、不尽同于西方哲学的学理系统。正如上文已经指出的,中国哲学总是倾向于关联于人之精神境界来讨论宇宙人生的本体问题,这是中国哲学不同于自柏拉图以来就明确指向外在于人的“纯粹”客观之本体意识的西方哲学的一个重要特质。而正是对于这一点,处于中国哲学研究之早期阶段的汤先生却注重不够。在一定的程度上,他用Ontonogy or theory of being来界定在他看来作为“本体之学”的魏晋玄学,并用“存存本本之真”来状述Ontonogy or theory of being,说明他对于西方哲学本体论的基本理论特质有着清楚的把握。但是,魏晋玄学虽然表现出了明显的本体意识,然而其本体意识却又并不是完全西方式的,而是要通过在人之精神境界中呈现本体,以图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在终极关怀的层面上安顿人之个体生命(修身)与群体生命(治国)。这一点如果说在作为玄学之开端的何晏、王弼思想中还没有得到充分表现,那么在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中就体现得十分鲜明了。而正如许抗生先生所指出的,正是阮籍、嵇康的玄学思想最难于被按照汤先生的有关论断归纳进“本体之学”。但如果从“境界形上学”的视角来把握魏晋玄学,从上文的分析中就不难见出,阮、嵇的思想正是魏晋玄学发展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在这个意义上,汤用彤先生虽然正确地注意到了玄学哲学在中国哲学发展史上所具有的“本体论转折”的意义,但却对其关联于境界而凸显本体意识的基本理论特质注重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