晋商特征深度分析

文潮

作者：佚名


   《乔家大院》效应巨大，那么山西商人何以有如此显赫作为，晋商文化何以有如此魅力呢？
     
    乔家是晋商的一员。 在跨越明清两朝历史中，山西商人曾以纵横商界近500年的辉煌业绩而名震中外，无论是美丽富饶的江南都邑，还是严寒遥远的塞外荒漠；无论是朝廷高居的繁华京城，还是遍及各地的民间庶里，凡有鸟雀的地方都有山西商人辛劳货殖的足迹。当时，号称三大商帮晋商、徽商、湖商，晋商为首，全国十六家大财东，都是山西晋中人。除乔家外，祁县的渠家，太谷的曹家，榆次的常家，平遥的水家以及灵石的王家，个个富甲天下。据史料记载，从15世纪到19世纪，从全国经济情况来看，山西商号，尤其是金融票号，星罗棋布，汇通天下，独领风骚。山西的货币资金，不仅垄断了全国的货币和资金调度，而且把触角伸到了欧亚等地。晋商队伍之浩大，财力之雄厚，简直是令人费解的天文数字。山西人一批又一批，一代接一代，潮水般涌向全国各地，号称百万大军。仅走东北的人就达40万人，旅俄1万人。祁县当年人口不足10万，在外经商的就有2万人之多。据说仅大盛魁商号极盛时，其旅蒙商队拥有骆驼10万峰之多，从业人员7000余人。这些老西儿在外是西客，在家是财东，不仅聚集了大量货币资金，而且把白银源源不断运回老家，置地盖房，一片辉煌。乔家大院，仅乃冰山一角。祁县的渠家大院、太谷的曹家大院、榆次的常家庄园、灵石的王家大院等等，其规模之大，风格之别具，皆可与乔家大院媲美，至今均保存完好。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曾这样论述：“晋商明初至清末，五个世纪，经营项目最广，活动范围最大，资本最雄厚，利润最为巨大的集团，成为封建商业高度繁荣发展的中坚力量，足以夸世界商人之前”。难怪晋商被西方誉为“中国的威尼斯商人。”晋商何以有如此的作为呢？概括许多专家对晋商久盛不衰的经营思想，是为晋商文化，其精神内涵是晋商成功的支柱。
     
    其一曰：勤奋进取、无畏险阻的艰苦创业精神。晋商以乔家为代表，他们在创业中，处处表现的勤奋进取，自我牺牲以及无畏冒险精神是常人所难以承受的。更可贵的是他们把这种精神一以贯之，即使发迹致富后，仍将坚守不忘。晋商对万里行商，习以为常，十几岁、二十几岁，离家远走他乡，几年十几年矢志不渝，不以身家为念。广东自辟为通商口岸后，晋商不畏艰辛，迅速介入，垄断了福建武夷山茶对英的输出；尤其在开拓西北、东北各省以及中俄恰克图贸易商务中，他们翻越千山万水，踏遍浩瀚沙漠，终年过着风餐露宿、含辛茹苦的生活，付出了重大的牺牲。间或突遭匪劫，丢命失财，死于天灾人祸者，时有所闻，黄沙白骨令人触目惊心。难怪人们说晋商干的是赌生命、盼命运、求利忘我的冒险事。然而晋商并未因艰险而退缩，这是他们成功因素之一。
     
    其二曰：不远万里、长途跋涉的贸迁四方精神。明嘉靖以后，晋商主要贩运茶、丝绸、棉布、瓷器、盐、粮食等商品，往来于内地和东南沿海地区。他们采取“人弃我取，人无我有”的策略，不论远近，只要有需有利，就及时返运，把商品逐步扩散于四方。俟至清代，晋商势力已扩展到：南则江、汉以至粤、桂，北则东北、蒙古，东则京、津、鲁、苏，西则甘、青、宁、新，占领了全国市场，对国内物资交流，互通有无，活跃市场，促进生产，都作出了很大贡献。与此同时，晋商的势力也伸向了国外，俄国、日本、朝鲜、印度等国和南洋、阿拉伯地区以及欧、非二洲都遍有足迹。其势之盛引起了外商之担忧，一位外国学者这样惊叹道：“足入东西之市场，则胡服辫发，姗姗而来，足令人徒生一种惶恐之念者，固比皆是也。”
     
    其三曰：严守承诺、“利以义制”的崇尚信誉精神。山西民情，和平而忍耐，俭朴而淳厚，刚直而重实行，《史志》载之凿凿，向为世人所称道。晋商在经营活动中不忘故乡遗俗，“重廉耻而惜体面”，而且将其演变成经商处世的准则：“平则人易亲，信则公道著，到处树根基，无往而不利”。晋商在外，时时以此作准则约束自身，以做“善贾”“良贾”为荣，把严守信誉作为商业道德，代代相传。他们讲求“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明嘉靖年间，山西名商王文显就这样训诫诸子说：“夫商与士术而同心，故商者，处财皆货之场而修文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到清代，随着晋商经济势力逐步发展，这一精神得以进一步弘扬，诚以待人，珍视信誉，已成为晋人经商的成功秘诀。有的父辈经商遇险破产，若干年后子孙从商发迹，对本来无须承担的陈债，则主动代先人偿还。诸如此事，屡见不鲜，在国内外传为美谈。1888年上海英国汇丰银行一位经理将离开中国时，对山西票号、钱庄经营人有过这样一段评论：“我不知道我相信世界上任何地方的人，能像我相信中国商人或钱庄经营人那样快……这25年来，汇丰银行与上海的中国人作了大宗交易，数目达几亿两之巨，但没遇到一个骗人的中国人。”梁启超也评论“晋商守信用”。晋商既珍视自身信誉，必然重视自身职责，他们在经营上坚持“利以义制”准则，凡事一丝不苟，受一事诺一言，终身不渝。这是晋商立足社会，形成长期稳固地位的根本。
   其四曰：高屋建瓴、远见卓识的捕捉商机精神。早在明清时期，晋商即从商业竞争中领悟到信息的重要性，要求经营者必须具有远见卓识的慧眼。经营者努力使自己“耳聪目明”及时捕捉商机，做到知于前，行于先，出奇制胜，左右逢源，游刃于国内外市场，使之立于不败之地。各大商号、票号，都把搜集、分析、鉴别和运用信息视为成功的关键，各总号对分号要求按时反馈商情动态。太谷曹家在沈阳的富生峻商号掌柜，有一年秋天回省探亲，一路看到高粱长势喜人，不禁折了几根，竟发现茎内蛀虫很多，当即断定虫灾蔓延，丰收无望，行情必涨，遂打消归省念头返沈阳，大批购进高粱。其它商号则被即将丰收的假象迷惑而大量抛售。待至秋收，高粱产量锐减，行情陡涨，富生峻顿获巨利。这条信息，也被身居包头的乔家复盛公掌柜获识，救活了乔家生意。晋商每每开拓市场，垄断经营，无不靠通灵的信息。雍正五年（1727）中俄两国政府签订了扩大通商的《恰克图条约》，确定以恰克图为通商之地。辟埠伊始，在库伦（今蒙古乌兰巴托）驻足贸易的晋商得到信息，捷足先登，参与市场创建，占领市场，形成垄断局面，从此独霸恰克图市场170余年，使恰克图成为我国对俄贸易中心及通往俄国腹地的桥头堡。
     
    其五曰：组织严谨、选贤任能的严格管理精神。晋商健全的组织，严谨的号规和行之有效的管理方法是其它地方商人望尘莫及的。各商号、票号对可能发生的陋习劣迹，均有成文的规定。如对宿娼纳妾、醺酒赌博、吸食鸦片、接眷外出、擅自开店、投机取巧、私放货、空买空卖、款借亲友、懈怠号事、涣散无为、苟且偷安等等， 都在严禁之列。违者当依规议处，直至开除。乔家的祖训家规“一不准吸鸦片，二不准纳妾，三不准赌博，四不准冶游，五不准酗酒”代代传承，无一敢违。在用人制度上，晋商也有一整套规定，从对学徒的选择培训以及选贤任能，奖惩制度极具特色，使全号上下，努力任事，团结一致，人人勤奋，杜绝了因人用事的弊端。以“大盛魁”为例，学徒进号需经人介绍，审查三代，面试合格，由殷实商户保举。进号后先读《中庸》，乔家复字号大掌柜当年学徒时就私下阅读《史记·货殖列传》。学徒期间除学习业务知识，接受培训外，还要学会俄、蒙、维吾尔语和哈萨克语，然后才能到分号做事，直至第4年始享受劳金待遇，以后根据业绩，逐次递增，入号15年后方允许首次返里探亲。此后每三年可归乡一次。如有违规舞弊者，一经发现，绝不宽容。
     
    其六曰：彼此联结、互相提携的商帮集团精神。在清代，随着资本主义萌芽增长，国内外商业竞争力量也在增强。晋商为维护既得利益，巩固阵地和某些行业的垄断地位，彼此联结起来，互相帮助，形成了一个纵横连接，网络贯通的地域性商业集团，世称“山西帮”或称“晋帮”“西帮”。如恰克图，有120多家晋商组成商会，维护共同利益。在国内，晋商同乡会遍及全国大小城市，包括云南、贵州等地也不例外。
     
    其七曰：刚毅务实、随遇而安的应变图存精神。晋商以刚毅务实之风，在经商中表现随遇而安，顺应环境，甚至逆来顺受的品格，遇到挫折不气馁，面对困难不低头，总是想方设法去应对的应变图存精神，使晋商得以成功。如原来晋商销于国内外之茶皆为福建武夷山所产，但到1853年至1856年，因太平天国革命运动而受阻，遂迅速转向湖南采购。后来，他们又发现两湖交界的羊楼洞、羊楼司一带地区，山峦重叠，雨水充足，气候湿润，甚宜植茶，便指导茶农扩大栽培，很快便形成了一个新的茶区。同治年间，俄商在本国政府支持下，凭籍不平等关税条例优势来中国自行贩茶，使晋商之利为其所夺，陷于困境。但晋商并未服输，而采取“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积极进取，由恰克图假道俄边行商，进而打入俄国境内，同俄商争夺利源，竟居优势。
     
    早在满清入关前，一些晋商就以张家口为基地，往返于关内外，以商为名，为满族统治者输送军需物资，提供情报。满清入主京师后，不忘晋商之功，遂恩赐加封为首的八姓商为内务府皇商。晋商中的头面人物，俱被朝廷笼络，封官晋爵，遂使那些亦官亦商的清巨擘富贾，甘心情愿效忠朝廷。康熙亲征准噶尔时，皇商范氏兄弟，自办银两售军，辗转沙漠万里，不劳官吏，不扰闾阎，克期必至，省国费以亿万计，康熙赐其兄为二品太仆寺卿，弟为布政司参政，使其名声大振，权倾一时。1873年，清戎边兵饷不继，平遥蔚字号遂供白银20万两解围。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太后仓皇西逃，经济拮据，途经太原时，乔氏“大德通”票号以30万两白银代支皇差，受到朝廷表彰。慈禧、光绪到祁县时，也是下榻“大德通”，该票号又慷慨捐银10万两以示孝敬，换得慈禧赞许，遂传旨令各省解京饷银，一律改汇祁县、平遥、太谷等县山西票号总号银的总出纳，实现了“汇通天下”的理想。从官商勾结，互惠其利上讲，晋商起了支持清政府延长其寿的作用。同时晋商也因此升到了鼎盛的终极，由此滑向衰败。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晋商为封建制度服务，有其局限的一面，但在维护满清统治的同时，也展示了其忧国忧民的爱国主义情怀。晋商长达数百年所铸成的经营理念，反映了其根基于三晋大地的晋商文化的深厚底蕴是值得人们深思的。
   清人纪晓岚《阅微草堂笔记》载：“山西人多商于外，十余岁辄从人学贸易”。祁县有一半以上人家子弟在外经商。汾州府“民率于末作，走利如骛”。汾阳、临县“两县多商贾”。夏县“民俗赴末者众”。曲沃“重迁徙，服商贾”。介休“人民繁庶，重迁徙服贾”，泽州、蒲县“食者多，民去本就末”，“长治潞浩穰邑也俗善商贾”，高平县“四郊东务农，西贩贾”。徐沟、太谷“农力于野商，营于市”“商贾勤货易”“太原、汾阳数大县，以商贾致富”……山西位居中路，连南接北，纵横四方的地理优势，被晋商发挥得淋漓尽致，经久不衰。而纵观晋商的成功，“天时、地利”固然是重要因素，但其以“诚信、耐劳、节俭、朴实”称著天下，独树一帜的典型形象，集中体现了儒家“人和”思想和古代商贾“利以义制”的经营价值观的文化传承，在中华民族文化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潇洒了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