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大院文化摭谈(孙丽萍)

太古春

文章作者：孙丽萍 文章来源：晋商史料研究  


  　山西大院专指明清时期山西境内的一批具有特色的北方深宅大院，主要分布在晋中的太谷、平遥、祁县、介休、榆次，阳泉，晋北的保德、大同、浑源，晋东南的沁水、阳城和晋南的临汾、襄汾等地。山西大院群落的出现，是封建社会后期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产物，是商业经济与封建政权相互依赖、相互支持的结果，是明清两代特别是清代以来山西商民巨额财富积累的一种外在表现形式。山西大院保存了大量有关社会制度和民俗文化的第一手资料，最大限度地体现出那个时代商人和士大夫的文化观念及价值取向，为研究近代山西的社会风尚、地方习俗、商业文化、建筑艺术以及清代政治制度和经济状况，提供了丰富的参照实物。

　　一、大院产生的历史条件

　　宽松的政治经济环境是山西大院出现的社会基础，商人实力增强是山西大院产生的前提条件。明朝初期，朱元津出于扫清残余势力和巩固朱明封建王朝的目的，多次出兵塞北。为了解决驻边军队饷需，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起，在辽东、宣府、大同、延绥等九个军事重镇实行“开中”，商人以力役和实物向国家换取盐引专卖权，控制盐铁资源的国家政权则视边防军情缓急，定期或不定期召商输粮。这一政策对相邻九边的省份特别有利，山西、陕西商帮就在“开中”实施之后，以临近边镇的地利优势，捷足先登，成为国家第一批有合法身份的官商。明代商品经济发展迅速，经济服务于政治的体制为商人与政权的沟通搭起了桥梁。明中叶正德、嘉靖年间的一系列政策，对商人的发展十分有利。前期参与国家重大经济活动如盐商一类的商人。通过交结官府的活动，为其子弟争得以郡县学籍参加科考的权利。万历年间政府明令允许商家子弟参加科考，打破商人子弟不得为官的传统习惯，商家子弟从此堂而皇之明正言顺地步人仕途。

　　清代捐纳制度为商人扩充政治资本提供了最佳选择。康熙十三年（公元1674年），清朝中央决定大规模削藩，为了弥补军饷不足，颁布捐纳政令，文职捐官始于此时。康熙本拟暂开捐例，以解燃眉之急，然而兵事之后，又有西安、永定河工以及青海兵事，捐例一开再开，文职可捐至郎中（正五品）、道员（正四品），武职可捐至把总（正七品）、千总（正六品）直至参将（正三品）。雍正、乾隆两朝，捐纳更加频繁，成为又一入仕途径。富有的票号商人积极为自身和子孙捐官买爵，平遥蔚字票号首任总经理毛鸿（岁羽），为家中从父亲到玄孙五代共31人捐得“将军”、“大夫”衔。大德通、大德恒票号财东祁县乔家，乔景僖授花翎员外郎，乔景侃花翎四品贡生，乔景信花翎二品衔补用道员。清初在张家口贸易发迹的山西介休范氏，因资助清兵有功，顺治赐范氏张家口房地，康熙时范氏后人范毓（香奇）“以武举授卫千总，以驼佐军，擢守备，累迁直隶天津总兵（正二品）。”类似的富贵之家，山西并不鲜见。类似的捐官记录举不胜举。捐得官职后的富有者，有了政府的庇护，活动限制较从前减少，财富聚积更加便捷。捐得官衔之后，扩建宅第的限制减少，宅院才能修建得更阔大更气派。房屋佩件装饰上就能显示官商和民商之别，如宅屋的脊兽通常都装饰鸱吻，此物性喜远眺，尊为房屋守护神，且古人认为鸱吻属水性，安放屋顶避免火灾。鸱吻在官商和民商的宅院中形状并不相同，太谷曹家、灵石王家、祁县渠家都是张嘴脊兽，祁县乔家则为闭口兽，对于商人，招财进宝多多益善，闭口脊兽有财不外露之含意；而对官商来说，做官理当为民说话，说话必得张口。商人都希望家族里有人捐官或科考入仕，有了一官半职时就会对外界张扬，以示其既富且贵的得意。

　　山西商人实力增强是大院群落出现的直接原因。康熙南巡时曾经谈到：“夙闻东南巨商大贾，号称辐辏，今朕行历吴越州郡，察其市肆贸迁，多系晋省之人，而土著者盖寡，良由晋风多俭，积累易饶，南人习俗奢靡，家无储蓄。”经过三四百年的商业积累，晚清山西商人的资财更加雄厚。晋绅刘大鹏在太谷私塾执教时记录了当地的富庶繁华：“太谷为晋川第一富区也，大商大贾多基本于此间。城镇村庄，亦多富室，放风俗奢侈为诸邑最。”光绪二十一年十月二十二日，适遇冬标之期，故“今寓此，见夫街市之中，商旅往来，肩扛元宝，手握朱提（银锭的代称），如水之流，滔滔不断。”作者有感于富户被迫捐钱捐物一事：“嗟乎，太谷富户甚多，五百万金者一户，百万金者三四户，数十万金者数十户，数万金者则不计其数。”太原人刘大鹏的日记较杭州人徐珂的记载更详细，从中看出太谷商人的实力更强一些。有雄厚财力作后盾且可以捐得官职的人，在家乡大修宅第炫耀门庭不足为奇。关于民间修宅建第的资料比较欠缺，但清代山西商人实力不断增强的现实，无疑是大兴土木的必要前提。乾隆、嘉庆、道光几朝，山西商人的资本如滚雪球般地膨胀，外出经商的人将大批白银转入山西，临汾一地“方其盛时，自数百万数十万之家相望，饰亭台，聚古玩，买姣童于吴闾，购美玉于燕赵，比比也。”在恰克图从事对外贸易的众多山西商号中，经营历史最长、规模最大者，首推榆次车辋常家。常氏一门，乾隆年间从事对外贸易，子孙相承，历经乾隆至宣统150多年。商业发展了，家宅也随之扩建，世荣堂与世和堂两处宅院就是常氏商业繁荣昌盛的证明，以至于清末车辋村形成了占地200余亩规模达到20多个院落1500多间房屋的常家一条街，蔚为壮观。正是因为有雄厚的财力物力支持，才能够修建如此宏伟的宅第。

　　二、大院的建筑文化

　　建筑表述了文字语言无法企及的文化内涵，是器物、制度和观念三层文化的集中体现。住宅是人类实物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制度、观念和社会习俗的承载物，是历史文化的依托形式。

　　清代对民居建筑的限制有所放松。确切地讲，清初以来实行捐纳后，积累了相当财富的富有者阶层为清廷解除困难的同时，也为门已创造了更宽松的环境。商民捐得官职，便名正言顺心安理得地造房修宅摆排场。现存的山西大院，绝大多数是清中叶以来兴建的。山西票号兴起后，山西大院的规模上了一个新的档次，同治年间平遥票号财东侯殿元修建厂7间7檩的豪华住宅兼商号，这样的民居清代以前是绝对不会出现的。建筑超大规模的住宅群，被视作时皇权的挑战，此后候某因其修建豪华宅第而获罪。我们今天看到的山西大院，正堂最多不过5间，然而居室主人却在5间或3间的基地上，向高空发展，修建2层以上的广厦，构成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道特别的人文景观。晋中保存完好且形成相当规模的祁县乔家、祁县渠家、太谷曹家以及灵石王家4个大院，以及榆次车辋村未修复的常家一条街，正房都不超过5间，楼高2至4层不等，就是对这种建筑制度的诠释。而在偏僻的临县碛口西湾村这个昔日水陆物资汇集处的清代陈氏民居，在交通较为便利的阳泉官沟张家大院，这类依山建势的城堡建筑中，也充分体现了正房不得超过5间的建筑规格。

　　山西大院占地面积成千上万平方米，院落建筑如城堡般坚固、楼高院深，墙厚基宽，防御性极强，有人归纳为这样几个特点：一是外墙高，从宅院外面看，砖砌的不开窗户的实墙有四五层楼那么高，有很强的防御性。二是主要房屋都是单坡顶，无论厢房还是正房，是楼房还是平房，双坡顶不多。由于都采用单坡项，才使外墙高大，雨水都向院子里流，也就是“肥水不外流”。三是院落多为东西窄、南北长的长方形，院门多开在东南角。现在对外开放的几个大院也仅仅是当年规模的一部分，比如渠家当年的宅院就占据了祁县的半个县城，规模之宏大令今人折服。

　　大院的总体布局，充满了民间吉庆祥和的气氛，表达了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憧憬向往之情。乔家大院布局为一个完整工正的双“喜”字，欢悦祥和尽在其中；王家大院巧妙地将其姓氏和前辈对子孙加官晋爵的热望寄托其中，以其内部相通之甬道呈显“王”字格局；而太谷三多堂则将多子、多福、多寿的民俗注入其中，院落呈“寿”字形结构。中国传统文化积淀无处不在。以灵石王家来说，将建筑物布置成一个王字，符合天人感应、天人合一理论。倡导“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董仲舒解释“王’等时讲：“古之造文者，三画而连其中谓之王。三画者，天地与人也。而连其中者，通其道也。取天地与人之中以为贵而参通之，非王者孰能当是。”王家姓氏与儒家思想在王氏大院中巧妙揉合一起，可谓是抢占天时地利人和之杰作了。有着经商传统的祁县人，在清代道光、咸丰年间，县城及附近镇子上就店铺林立，布号、盐在、钱庄、票号齐全，现在城中还有40余座多进院保存基本完好。这几十座大院，整体上是清一色的灰砖墙，上部沿墙顶处常用砖头露空砌成“士”字形或“吉”字形，表示房主人追求做官和吉祥的美好愿望。

　　门是建筑的入口关，也是建筑的门脸，地位和意义不言自明。宅以门户为冠带是一句古老的俗语，大院的门文化内容尤为丰富。清代风水书《阳宅撮要》讲：“大门者，合舍之外大门也，最为紧要，宜开本宅之上吉方。”所以山西大院院落朝南时，大门有意稍稍偏向东方，通常开在东南角上，民间称此为“抢阳”，阳光尽早照上门窗，表达了人对大自然的主动性。民间历来有高门出贵子的说法，为了福荫子孙，乔家大院的宅门建得富丽堂皇，厚实高大。窑洞般厚重的宅门上端，石刻行书“古风”二字，笔力遒劲，功底不凡，蕴藏着院落的气势，饱含着主人崇尚君子之德、古人之风的识见。琅环福地为传说中的神仙洞府，据称晋国张华游洞宫时，遇见一人，将其引至一处，只见大石中间，宫室嵯峨，别有天地，每室各陈奇书，张华观其书，多汉代以前事情，闻所未闻。张华问其地名，回答“琅环福地”。张华出洞，大门自闭。乔家就有一块“福种琅环”匾，此匾为当年山西巡抚丁宝铨所赠，在封疆大吏们的眼中，乔家宝物难以计数，当年的富有和气派由此可见一斑。

　　门前设立泰山石敢当，是当时江南江北共有的建筑习俗。乔家大院的石敢当是一座大照壁，高1丈，宽9尺，青砖灰瓦，用料上乘，做工考究。正中镶嵌2米长、40公分宽的石雕，上部雕刻虎头，下部是莲花宝座浮雕，中间刻“泰山石敢当”几个大字。建筑文化中。石敢当的影响非常广泛。关于石敢当的来历，民间传说大多与姜太公封神有关，姜子牙封神忘记了自己名姓，便自封为泰山石敢当。其他还有种种说法，然而都是取其镇宅避邪的功用。

　　大院门边的青石或汉白玉柱础石、抱鼓石上，一般雕刻着狮子、神鹿、锦鸡、青云一类的图案，取屋舍平安、平步青云、禄在其中之吉祥。王家大院的一组抱鼓石，上图是延年松鹤、亮节竹枝对称，下图有盙中寿桃、簋中苹果，取平安长寿之谐音。盙、簋为古代祭祀器皿，用以盛食物，商周时代“盙簋俎豆，制度文章，礼之器也”。旧有“盙簋不饰”之语，比喻为官不正，“古者大臣有坐不廉而废者，不谓不廉，曰‘盙簋不饰’”。不饰即不整饬，后来人们弹劾官员贪赃枉法，多用“盙簋不饰”一词。王家把盙簋礼器雕刻大院门口，意在告诫族中当官之人须清正廉洁，如此才会永保富贵荣华。

　　大院主人居处的台阶最常见的为三级，蕴含着“连升三级”的吉祥语。下人或账房先生居室门前，通常只有一两级台阶，表示主仆身份有别和尊卑贵贱等级高低。曹家大院主楼前，有5级甚至9级台阶，屋舍拔地而起，凌空矗立，既显主人威严，又示身份高贵。当年日升昌的7间7檩宅，正房7开间，正厢房都为两层楼，由3个院落组成，院落逐层抬高，在最里面的正房屋顶上，还砌了照壁来提高正房高度，这也是山西大院中最常见的一种建筑方法。寓意深刻，表述含蓄。人往高处走、一代更比一代强是人类永远的追求。曹家三多堂为一条甬道分开的南北各三的院宅，北面为多子、多福、多寿院排列，老人居东，主人居中，子孙居西，立意在福如东海和寿比南山，而且设计了西高东低的一条甬道，与水往低处流的走向恰恰相反，宅中人迈出大门必朝西行，如此就能体现人往高处走的设想，实现步步登高的愿望。乔家大院从一号院的院门向里时，地平线逐一抬高，至最尽头的正屋，还要上几级。特别是山西这个多山之地，依山势建造住宅，更迎合了风水谶语“前低后高，子孙英豪”的说法。

　　在山西大院群落里，精心构思巧妙设计的雕梁画栋间蕴藏了丰富多彩的文化内涵，体现了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和审美情趣。从门窗到牌坊的各种石雕、砖雕、木雕艺术作品，承载了古老中国的传统习俗，囊括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方方面面。最常见的是用砖、石、瓦材料，以意、形、音的方式，或明示或暗寓蕴藏吉祥富含哲理的雅俗文化，双狮护（方言“护”音同“福”）门、五福捧寿（福寿安康）、凤戏牡丹（大富大责）、喜鹊登梅（喜上眉梢）、麒麟送子（贵子临门）、五子登科（光宗耀祖）、岁寒三友（松、竹、梅）、四狮护栏（事事如意）、一琴二白（琴为乐器，白为白菜，做官人家取一清二白之谐音）、猫蝶闹春（取耄耋之谐音）、渔樵耕读、出将入相、梅兰竹菊等等，不乏居室主人的情趣追求，显示了设计者和工匠人的才华。和合二仙的雕刻，对当时以在外跑商为主要方式的山西商人有着特殊的意义。史书载：宋朝时“杭城以腊月祀万回哥哥，其像蓬头笑面，身穿绿衣，左手擎鼓，右手执棒，云是‘和合之神’。祀之可使人在万里外亦能回来，故曰万回。”和合之神后来分为二神，称“和合二仙”，一持荷花，一捧圆盒，取和睦同心、生意顺利之意，将传说中的和合神仙雕刻门庭，可谓一举两得。尊迎“万回”之神，恰恰说明山西商人旅外经商的不易和家人对频繁远足他乡亲人的祈盼之情。三星高照也是大院中人最常见的一景，在主人所居门额上雕刻福禄寿星，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三星高照可谓是没有缺憾的人生。《尚书·洪范》载：世间有“五福：一曰寿，二日富，三曰康宁，四曰修好德，五曰考终命。”五福常驻，主家安宁。于是借五只编幅环绕寿字图形，表达时人的共同追求。五幅捧寿图在历代汉族寺庙、宫殿中也都被作为吉祥寓意的装饰。在大院中常见的大幅壁雕如鹿鹤吉祥图，隐寓着大院主人对高官厚禄和常生不老的追求。保德县城的一处民居，门墙瓦当以寿字作图，墙由元宝状砖石垒成，瓦当间的凹陷处，以蝙蝠瓦衔接，既有便于房屋不积雨雪之功能，又有人文装饰的艺术效果，实则将福、禄（元宝墙）、寿三吉祥图案融为一体。保德民居中大都以孔雀首部装饰，取丹凤朝阳之意。祁县渠家大院雕刻将1至9的数字，巧妙嵌人雕刻艺术品，诸如一蔓千枝（多子多福）、和合二仙、三星高照、四狮护栏（事事时时如意）、五福捧寿、鹿鹤同春、七巧回文、八仙过海、八骏九狮，将大院装点得生机勃勃，情趣盎然。山西大院的八仙雕刻通常采用的是暗八仙手法，将民间传说的八仙所执宝葫芦、铁拐杖之类的神器嵌入长栏、门饰，祈求八位仙人暗中保佑。王家大院一幅石刻《四逸图》，表现了士大夫追求快乐健康的思想。姜太公钓鱼渭水边、诸葛亮躬耕南阳、严子陵退隐严濑、陶渊明隐居桃花源一类的历史故事，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有很重要的一席位置，打柴、钓鱼、读书、耕田是人生最大乐事，也是中国士大夫逃避现实时的最佳生活方式，皖派民居建筑中也有精美的四逸图雕。可以说，大院是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要承载体，大院的每一个建筑构件都体现了实用与艺术的高度统一。

　　三、大院文化点滴集萃

　　山西地处内陆，近代西方文化对晋人思想的冲击总体上并不大，因此清代中后期的山西大院主要体现了中国固有的道德和礼俗，如大院多为正偏结构，左右对称，中庭开阔，上高下低，尊卑有序，在继承弘扬传统文化如提倡中庸之道、讲说仁义道德以及敬业修身等方面，大院功不可没。然而封闭的大院文化无疑也产生了对人身的束缚，对思想的禁铜，从这个意义上看，大院文化又有一些消极影响。

　　祁县乔家大院主人乔致庸，将宅第命名为“在中堂”，将“中庸”二字巧妙地嵌入其中，深刻的哲学含义和处世为人之道不言自明。乔家大院的百寿大照壁两旁有一副对联，为晚清名臣左宗棠所题：“损人欲以复无理，蓄道德而能文章”，标榜儒家“克已复礼”的个人修养，提倡道德文章的社会功能。横额为“履和”，古有“履仁”，为古代士大夫追求的最高道德境界，在孔圣人看来，“刚、毅、木、讷近仁”，“君子讷于言而敏于行”。质朴寡言是历代封建圣人标榜的美德，并为士大夫普遍接受。大院中“慎俭德”、“慎言语”、“仁周义溥”一类的匾额，将德行与做官行商紧紧联系在一起，这也是大院的一个文化特色。

　　儒贾相通、义利相通观在清代已被大多数人所接受，有学者认为，“乔氏家族经营商业成功的原因，就像乔家大院的建筑一样，可以从内部与外部两方面去了解。先从乔氏家族本身来说，他们经过200年的发展，始终维持兴盛，其家族的伦理规范与教养精神值得探究。乔氏家族发迹之初，以勤、俭、诚、义起家，这自然是可以理解的，但是经过好几个世纪仍能维持其家风，这就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虽说是住在方砖墁地、梁柱滚金的深宅，主人也不忘将表现高风亮节、君子德性的竹枝，雕刻在居室、门楹上。在那个年代，修竹茂林是君子所居之地，清代名臣曾国藩有句名言叫作“食可以无肉，居不可无竹”，就是那个时代士大夫的自我标榜和精神追求。大院主人借助竹的高风亮节，勉励自己实现“年年高”、“节节高”的人生目标。类似的文化还有许多，如“慎俭德”、“居之安”、“淳风”、“静观”、“洞达”、“诒多福”等等警言匾额，都显示出一定的文化品味。牌匾与牌坊有相同的功效，用砖、石、木等材料精心制作题写，既有装饰门面的作用，又留下了永久的纪念，同时还可以展示宅第主人志向情趣，这类门联、楹联、匾额在大院文化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在宣传封建礼教中的作用不容低估。如祁县渠家五进院的每一扇门额上，都刻写着修身养性的警言佳句，如乐天伦、德星朗耀、学吃亏、善为宝、慎俭德、慎言语、辑熙轩、读书乐、观光第、稍可轩、载籍之光、福禄尔康等等。晋南襄汾丁村的清代民居中，门楣上则留下了余庆、敦伦、循规、坦荡之类的字样。这其中既有做人处事的要诀，又有读书修身的提示。可以说，大院的一石一雕渗透了古代中国文化的精髓。

　　门匾和楹联是富贵人家标榜文人风雅最下功夫的地方。将吉语刻在门端，张显宅第主人的文化品味。灵石王家大院的宅第名字叫得温文尔雅，如凝瑞宅、敦厚宅，小院又有迎晖、整暇字样，与主人的身份学识相匹配。王家的敦厚宅中有五个月洞垂花门，门的构思巧妙精致，圆中有方，方中有圆，衬托出错落有致虚实相间的视觉艺术效果，门楣刻有“规圆矩方”四字，既表现出浓厚的文化气息，又在告诫后人做事要遵循一定之规。平遥城关镇上，也有一处凝瑞宅，表达了时人对瑞气盈门的共同期盼之情。曹家三多堂的中院统楼上，书“登高远眺”字样，步入曹家这座四层建筑，远近几十里地方尽收眼底，心胸顿时开阔。乔家、渠家大院也都有专供远眺的制高点。在乔家大院被称作明楼的二楼主楼上，挂着一块“光前裕后”的牌匾，同样内容的门匾在清代襄汾丁村的民居建筑中也尽占风光。将这四个字挂在乔家最显赫的地方，不外是提醒院中后人时时刻刻不忘光宗耀祖，造福后代。特别有趣的是三多堂多寿院（东院）的门匾“斗山天”，仅此三字就可以有三种吉祥释语：从字面看，由斗到山再到天，有越来越大的含义囊括其中，象征事业蒸蒸日上兴旺发达；如果换个方向读就是“天山斗”，方言谐音便是添三斗，作为商人起家的大家族，日添三斗充分表达出了主人企盼财源滚滚永无止境的心愿；再换一种解释，将斗读作去声时，斗山天就不乏吞吐日月之志和战天斗地的豪迈气概了。这是一种寓意深远的文字游戏，饱含了当时富足之家的物质上和精神上的追求。

　　山西大院，是近代山西社会的一大缩影，虽说近代中国发生重大变化，但对山西人的习俗观念变化作用有限。在大院里，我们看到的依然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影响，新观念的冲撞微乎其微。宛如城堡建筑的山西大院，宏大、厚重、古朴、静雅，体现了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内地古朴闭塞的民风，也体现出了近代山西人一定程度上的观念陈旧和保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