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人作为晋商传人在精神上丢掉什么(孙金岭)

太古春

文章作者：孙金岭 文章来源：中国网/人民网  


  　2005年的春天，在“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异常的中国话剧舞台上，山西话剧团演出的七幕大型原创历史剧《立秋》，以短短一年时间里演出上百场、观众近20万人的骄人业绩，火爆南北，令人侧目。“五·一”前后，恰逢第三届北京“国际戏剧演出季”，《立秋》二度进京商演，笔者闻风而动，欣然前往。尽管时至今日，时间已经过去月余，但眼前依旧常常浮现剧中的人物，耳边也不时回荡着一两句台词。《立秋》，真的让人不能释怀。

　　近些年来，有关近代晋商的话题时有出现。纵观中国近代经济发展史，我们不难看出，晋商从明清时代的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曾是中国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世界贸易中的一大商人集团。他们资本雄厚，经营行业众多，足迹遍及天下，尤其是开创了中国人在海外开办银行的先河，可谓是执中国金融界牛耳，为封建社会商品经济的繁荣做出了重大贡献。然而，进入民国时代，“富甲天下五百年”的晋商群落却顷刻间分崩离析，轰然倒下，只留下一座座的豪宅庭院让今天的人们参观游览，沦落为张艺谋《大红灯笼高高挂》里的岁月道具。昔日的辉煌早已化作了屡屡烟云，散落在游人们凭吊的感慨之中。

　　话剧《立秋》就是通过民国初年山西票号商家“丰德”号马家大院农历立秋之日——这一天发生的故事，勾勒出晋商走向衰败的历史镜像。时局动荡，汇通天下的丰德票号总经理马洪翰陷入了客户挤兑、天津分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副总经理许凌翔主张顺应潮流，将票号融入现代银行业的轨道。于是，“银行派”和“票号派”的激烈争执，各色人等对于票号生死存亡的不同感受，两代人之间传统与保守的爱情婚姻纠葛……所有的故事情节都发生在一天之内，借着“立秋”日恰到好处地展现出来。深广的历史背景，宏大的舞台场面，复杂的社会关系，多样化的人物性格，通过强烈的矛盾冲突，厚重地浓缩在了短短两个多小时的剧情之中，真可谓方尺舞台，道尽了人间酸甜苦辣悲欢离合。《立秋》演绎的是一出扣动心弦的历史悲情，它让观众忍不住为之一次又一次落泪，感叹嘘唏，即使演员谢幕数次也难遣心中的沉重，迈不动离去的脚步。

　　但是我观《立秋》，除却它带给我话剧艺术精彩生动的愉悦之外，更多的震撼则来自于它蕴含其中的那些厚实沉重的思想内涵，以及把这些思想立意巧妙地融入到现实生活中所带给我的心灵冲击。

　　毫无疑问，外国资本的侵略，封建政府的腐败，国内政治的动荡等等，是晋商在民国时代走向衰亡的客观原因。这一点，是我们今天审视晋商五百年兴衰经历时不容忽视的时代背景，也是《立秋》这部展示晋商文化的作品不能回避且必须着力表现的一个思想层面。但是，赋予一部只有两个多小时的话剧如此复杂而沉重的思想内涵，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交待不清，将使人物缺乏历史的基础而难以立足，影响节目的真实性；过多交待，又会陷于对繁杂历史的纠葛之中不能自拔，影响剧情的生动性。

　　令人赞叹的是，《立秋》没有采取直白的历史交待，而是以其独具匠心的构思，借助主人公马洪翰对一件又一件大小矛盾事件的处理方式，巧妙地勾勒出了变幻莫测的时代背景。票号老板马洪翰尽管一而再再而三地宣示着也诵读着“诚信与敬业”的祖训，发扬着也实践着“天地生人，有一人应有一人之业；人生在世，生一日当尽一日之勤”的精神，但是依旧阻挡不住客户的挤兑、天津分号被烧、大批国内外借款不能收回的困境到来，这从另外一个层面促使观众不得不思考外资的侵略、政府的腐败、时局的动荡等社会现实大背景对风雨飘摇中的民族经济的冲击，以及对循规蹈矩的山西商人们的致命打击。“非不为，非不能为，而是天不让我为”，这是马洪汉这个人物悲剧命运的高度概括。当把云谲波诡的历史背景放在一个个具像的人物身上来体现时，历史才会显得清晰而真切，公正而无情；当把一个生活中的人放在辽阔的历史空间和时代背景中来解读时，人物的血肉才会丰满鲜活，个体的命运也才会沧桑而悲情。《立秋》达到了艺术性和思想性、教育性和观赏性的高度统一。

　　在这里必须提到的是，《立秋》在思想立意的表达上，并没有仅仅停留在对晋商衰败客观原因的探究上，而是通过事件演变的最终结果，通过“银行派”与“票号派”这对大矛盾的斗争，以及昌仁、瑶琴这对青年男女的婚姻悲情、马家父子两代人的价值观冲突等众多小矛盾的交锋，一针见血地道出了晋商衰败的主观因素：骨子中顽固不化的封建传统思想、抱残守旧的经营模式才是真正影响晋商发展的桎梏与羁绊，也是他们最终由盛而衰、走向没落的根本所在。

　　可以说，《立秋》演绎的是发生在黄土高原上的故事，作为出品方的山西话剧团通过自己的作品展示家乡、宣传乡人、升华剧中人物的思想品格、凸现一方山水的无穷魅力本无可厚非，也在情理之中，因为“谁都说咱家乡好”。但是，展现在观众面前的《立秋》却打破了以往影视戏剧作品突出歌颂晋商创业和他们商业道德的创作主旨，而是具有了强烈的反思性和批判性，较为客观公正地对晋商兴衰的深层原因进行了清醒的反思，这一点实在难能可贵，它构成了全剧最为鲜明的现实特征。

　　马洪翰对于现代经营理念的不屑一顾，对于传统运作模式的刚愎自用，对于儿女婚嫁的残忍执著，等等，无不昭示着秋风萧瑟，落叶飘零，丰德号盛极而衰、灰飞烟灭的必然。在全剧的高潮处，马老太太在马家陷于生死存亡的抉择之际，毅然决然地拿出13代人积存的60万两黄金来应对挤兑风波，说：“咱晋商‘纤毫必偿，诚信为本’，宁可人欠我，不可我欠人，娘把祖宗家底拿出来，帮你度难关！”其言掷地有声，其行慷慨悲壮。尽管这些光灿灿的黄金究竟能否挽救马家的命运，现在的全剧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结果，但是翻开历史的页面，我们已经分明已经看到了一幕残酷的现实：纵有万千黄金，也仅能应付一时的挤兑风潮，挽救的只是晋商赖以生存的“诚信”二字，它并不能帮助马家东山再起，更阻止不住晋商走向没落的脚步。一支利倾朝野、雄踞华夏的商邦，发展到近代，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走向衰落，从此一蹶不振。这真的让人感慨沧海桑田，物是人非。千万个商人五百年的发展轨迹所汇铸成的历史悲剧，而今只是成了后人一个丰富的学术资源和文化资源，这既是时势造化，更是人事而为。从这个意义上说，《立秋》是一部时代的悲剧，更是一部身处那个时代的人的宿命。晋商的末代传人们，他们丢掉的不仅仅是祖上殷实的基业，还有先人们审时度势、创新求生的精神。这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教训，也是一个世纪前的先人们留给我们厚重的文化积淀。《立秋》的剧作者可谓用心良苦。

　　在剧中，《立秋》没有表现晋商过关斩将的辉煌阶段，而是选取了他们面对时代变化时的犹豫彷徨，在展示晋商自强不息、诚信为本的精神操守的同时，更不乏针砭他们固步自封、刚愎自用的保守顽疾，通过展现传统文化的合理性与保守性之间的重大差异，揭示历史转变关头和社会转型时期，改革创新与因循守旧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必然结局。可以说，并非一味称颂晋商的诚信与敬业，而是回过头来审视其历史和自身的局限性，并勇敢地加以承认，这恰恰是《立秋》不同凡响之处，也是它内涵恢宏丰富，立意大气磅礴的所在。正如剧中主人公马洪翰最后那一声呐喊：“问天问地问古问今问自己，我马洪翰不服气，我到底输在了哪里？”这呐喊，在那个时代悲怆无奈；这呐喊，在今天则发聋振聩。

　　借古喻今，敢于直面现实，给未来提供发展的思想，这无疑是话剧的优良传统。话剧《立秋》秉承了这一风格，运用当代人的审美眼光去翻新历史，在重现传统的同时又加入现代意义上的阐释，从而完成了一次晋商文化传统与革新的反思与对话，更对山西顺利推进经济结构调整、全面树立现代经济新思维发出了急切地呼唤。

　　在剧组发给现场观众的简介中，有段话是这样写着：“立秋，是时空概念，是节气由热转凉的转折点，在这里它关联历史兴衰，蕴意着晋商由繁盛转向没落的深层含义。同时，立秋在山西风俗是个祭祖之日，寓意祖宗与后代、传统与现实的历史对话。”咀嚼再三，感觉还不过瘾，且有些晦涩，联想起时过百年之后的今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放眼神州大地还难见晋商传人重现江湖、“手把红旗旗不湿”的矫健身影，面对着欣欣向荣、勃勃生机的现代化进程，生活在物殷民勤、表里河山中的3300万“老西儿”们开始的是步履维艰的“二次创业”，便觉得应该再加上一段话：“在今天传统与现实的历史对话中，在九万里风鹏正举的大好春光里，晋商传人们，你在精神上究竟还丢掉了什么？！你彻底服输了吗？！”

　　这是不是《立秋》剧作者的又一良苦用心，尚不敢妄加推测，但我却想给它加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