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锡布码头传奇——历史亮点后面尘封的秘密(石雨)

微言

作者：石雨


　　江苏无锡清代布码头城乡全民皆织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落后、封闭的封建经济制度，其中的开拓、创新精神，为无锡在20世纪初崛起为中国最发达的民族工业城市之一做了必需的思想、观念、人才等方面的准备，也为该市今日的城市精神添注了健康的文化基因。据目前的资料判断，无锡布码头最后的落脚点，很可能是在该市羊尖镇严家桥一带，这是一个值得加以研究的课题。

　　“无锡布码头”，是一些专家学者、地方史研究者发现的无锡经济史上的一个亮点，由于各类媒体的广泛宣传报道，多年来人们对它几乎已是耳熟能详。然而，若要细说它的起因、运行方式、存在时间、作用和意义等具体问题，人们似乎又不是非常清楚，在某些方面甚至还有误区。本文在广泛检读各类资料，并作深入分析研究后，略抒己见，以期抛砖引玉。

　　无锡为布码头这一说法，不见于无锡地方的正史如历代的《无锡县志》、《锡金县志》等，仅见于清代无锡一位儒生对当时徽商行话的记载，其可靠性如何？

　　无锡数千年文字记载史上从未有过本邑种植出产棉花的记载，然而，在清代乾隆年间，无锡（本文中指当时的无锡、金匮两县）每年运进大量外地棉花，然后生产大批棉布运销外地，成为棉花、棉布的大型集散地。无锡这种原料、产品两头在外，又大进大出的经济格局，被当时著名的徽商誉为“布马头”。这是无锡地方经济史独特而光彩的一页。

    据广泛检读各类资料，无锡布码头的名称，始见于清代乾隆年间无锡儒生黄卬的著作《锡金识小录》，可是，这一名称却一直未再见于同时期及以后的无锡正史如《锡金县志》等或其他的著作。因此，无锡布码头之说很有孤证单行的嫌疑，它的可靠性、权威性如何？会不会是溢美虚饰之词？这些都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为了正确回答上述问题，让我们先来看看黄卬是怎样说的：“常郡五邑，唯吾邑不种草棉，而棉布之利独盛于吾邑，为他邑所莫及。乡民食于田者，唯冬三月。及还租已毕，则以所余米舂白，而置于囷归典库，以易质衣。春月则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家无余粒也。及五月田事迫，则又取冬衣易所质米归，俗谓‘种田饭米’。及秋稍有雨泽，则机杼声又遍村落，抱布贸米以食矣。”“怀仁、宅仁、胶山、上福等乡，地瘠民淳，不分男女，舍织布纺花，别无他务。”“布有三等，……坐贾收之，捆载而贸于淮、扬、高、宝等处，一岁所交易不下数十百万。尝有徽人言‘汉口为船马头，镇江为银马头，无锡为布马头’，言虽鄙俗，当不妄也。”（1）

    这几段话概括了基本情况，从而把无锡布码头的轮廓凸现在我们眼前，值得注意。

    千百年来，在封建社会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农民男耕女织，自给自足，务农是农民的根本，是生命线，纺织只是处于从属地位的副业而已。但是，这种封建经济制度与生活模式，在清代乾隆年间的无锡已有了巨变，农民耕作力田一年所得，在交纳地租后，只剩下三个月的口粮，其余时间依靠典当铺的高利贷和家庭手工纺织度日，其中春秋两季长达半年的时间，农民就靠“阖户纺织，以布易米而食”，维持生计。这说明当时家庭手工纺织已不再是副业，而是农民的主要谋生手段。非但如此，在土地贫瘠、粮食产量低下的地区，还出现了纺织专业户，作为农村主要劳动力的男子“别无他务”，和妇女一样地纺纱织布，已完全摆脱了土地的束缚，手工纺织业已独立于农业而存在。

    另外，无锡本邑历来不种植生产棉花，但每年都有数十百万疋棉布运销外地。这种原料、产品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经济现象引起了安徽徽州商人们的注意。明清时期，徽州多豪商大贾，形成资本雄厚的徽州商人集团。他们转输懋迁，经商足迹遍于全国各地，在全国商业活动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徽商十分注重收集归纳各地商情，早在明代徽商黄汴就著有《一统路程图记》，详细记录全国商路沿途情况，受到商界欢迎。黄卬著作中记述的“船马头”、“银马头”、“布马头”口碑，显然是徽商根据当时长江中下游地区各处货物流通、市场规模等情况，总结出来的商情指南，在当时显然是备受商人们重视的。

    然而，黄卬是儒生，他对于徽商的无锡为“布马头”这种白话口号式的言语，是不满意的，所以在秉笔直书后，仍评论斥之为“鄙俗”。黄卬之所以有这样复杂的心态，原因有两个：一是与他著作的宗旨有关。他撰述《锡金识小录》，目的是补写“事有系于民俗利病而志不及载著，于民生艰窘之故，尤拳拳焉”，（2）而当时无锡的家庭手工纺织业确实已在人民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他不得不把徽商对无锡观察后的正确论断记录下来。二是他亲身有所感受。黄卬虽为儒生，生活却很贫苦，“所居老屋三楹，寝室庖湢咸在，纺车织具、钺管刀尺纵横错置，子女啼笑满前，君但危坐持一卷洛诵，不少休。”（3）从这记载看，他不仅住房狭小拥挤，而且连生活还要依赖家人纺织补贴维持，是加入“以布易米而食”行列的。这说明不仅农民，就是县城市民也从事纺纱织布，家庭手工纺织遍及城乡，非常发达。所以，黄卬对无锡为“布马头”感触尤深，终于能够跳出封建士大夫轻视经济的狭隘圈子，慧眼独具，给我们留下无锡地方经济史的宝贵材料。
    此外，无锡“布马头”名称虽不再见于其他古籍，但有关无锡家庭手工纺织业发达，棉花棉布交易活跃的史料，在不少其他清代著作中也有所发现，且相当丰富，因此无锡为布码头不能说完全是孤证单行，关于这一点将在下文展开。

　　从上述分析看，无锡“布马头”之称虽仅见于《锡金识小录》，却是当时无锡社会经济情况的实录，并且它还是徽商综合各地商情归纳总结出来的，是很为可靠与很具权威性的结论。

　　清代无锡的一些诗文中，透露出无锡布码头原料与产品两头在外的运行方式；依托大运河交通的便利条件，当时无锡北门的布行巷等成为布码头的“心脏”。

    无锡布码头的史料在《锡金识小录》中有较为详细的记录外，在无锡的其他一些地方文献中亦有记载，排比研究这些相关资料，我们可以探求出当年布码头运行的一些情况。

    “晓听机声夜纺纱，不知辛苦为谁家。长头卷好郎欢喜，帽头冲寒去换花。”“花布开庄遍市廛，抱来贸去各争前。要知纺织吾乡好，请看江淮买卖船。”诗后有注云：“邑中布疋多行于江淮一带。”（4）这两首诗里呈现出四个不同场景：农民夤夜忙碌地纺纱织布；清晨赶路去换棉花；市街上布店花铺鳞次栉比，熙熙攘攘，交易活跃；运输棉花、棉布、粮食等物资的大型货船帆樯相随，络绎不绝。这四个场景实际上就是当时无锡布码头生产、交换、市场、物流四个重要运行环节，由于是以诗歌形象思维的形式来表现，显得格外具体、鲜明、生动，堪与黄卬的记载相互印证。

    诗的作者杨伦，无锡人，乾隆四十三年（1778）进士，曾官浙江太平县知事。他是黄卬的门人，受老师关心民生思想的影响，有关当时家乡的经济生活也能够写入诗中，显得难能可贵。这两首诗是他寓居湖尖（即今江尖）时创作的，主要描写北门一带的景象。到北门街市花店布铺换米换棉花的农民，大多来自北乡近城的农村。那末，远离县城的农民又到何处去作交易呢？

    分散在四乡的农民，不必远道到县城去换棉花换米，就近到所在市镇即可。乡间市镇同样布店花铺众多，交换忙碌热闹的市面，一点也不亚于县城。当时纺织专业户最为集中的上福乡的安镇就是典型的例子。安镇二里长街“市店多花庄米铺，络绎求市者，十数人为群，虽二三十里外，小舟捆载而来，易木棉、籼米去，一晨或得布万疋云。肩摩喘汗，店火至更余去柝于辄，寒暑无间。”（5）类似安镇这样的市镇，当时无锡有近20个。这些市镇作为乡间区域性的商品流通中心，沟通千万家织户，在生产和交换之间架起第一座桥梁，构成顺畅在流通渠道，是无锡布码头的“微血管”网络。

　　这“微血管”网络又与布码头的“心脏”紧密相连，可这“心脏”在哪里呢？“市镇间布庄连比，皆预贸木棉为本，易而贮之，以汇于总行。北关外有布行巷，其总处也。”（6）这“总处”就是我们所说的“心脏”。布行巷地处无锡城北大运河旁，水陆交通便利，因而那里大布庄云集，一方面把从外地采购来的大量棉花运往各乡市镇，另一方面又把各乡市镇布店送来的布疋汇集后运销外地。

　　值得指出的是，当时无锡棉布虽由千家万户分散生产，但在商品经济的制约下，其规格却能够做到划一整齐。当时生产的棉布长度有3种：以三丈为匹的，称为“长头”，以二丈为匹的，叫“短头”，两者都用于换取生产资料棉花；以二丈四尺为匹的，名为“放长”，专用来换米换钱。杨伦诗中所说的“长头”，即是三丈为匹的棉布。

　　以上两方面情况表明，无锡布码头运行方式呈城乡两级网络的态势。乡间市镇连结分散生产的千百家织户，形成“微血管”网络后汇向“心脏”，作为“心脏”的北门布行巷则与外地原料、产品市场紧密联系，运出棉布，运进棉花，解决无锡本埠不出产棉花原料匮乏和大批棉布需要销售的两个关键问题，使得无锡布码头大进大出的经济机制能够和谐、顺利地运转起来。

　　无锡形成布码头，有着天时、地利、人和的因素。它起于康熙年间，至所谓的“同治中兴”时落幕，历时近200年，将之说成起于明代，是缺少根据的臆断。
　　从前面二节内容，我们可以了解到，无锡布码头有两方面含义，其一是当时无锡家庭棉手工纺织业异常兴盛，棉布生产发达，其二是无锡每年有大批棉花、棉布进出，已成为棉纺织原料、产品的大型集散地――无锡已是商品流通十分发达的地方。无锡能够成为这样的布码头，仔细分析起来有四个原因：

    第一，有大批空闲劳动力。清代从康熙年间开始，随着社会经济逐渐恢复发展，人口也大为增加。无锡到乾隆十四年（1749）无锡县人口已达37万。当时无锡分成无锡、金匮两县，缺金匮县人口的具体数字，但据黄卬估计，人口“在金邑者必更多于锡，犹有隐不上册者。”（7）这说明当时金匮县的人口比无锡县还要多，整个无锡人口估计可达80万以上。人口增多了，耕地却没有同步增加，反而减少。“邑中田共一百二十万余亩，去民居及坟墓，约耕种之田不及百万亩。……照丁派田得一亩而赢。”（8）人均耕地仅一亩多一点，人多田少，这就给大规模的家庭手工纺织业提供了所必需的足够的劳动力。

　　第二，农产品商品化和商品流通水平大大提高。这是十分重要的时代历史条件，是无锡布码头形成的社会大环境。清初通过减轻赋额，鼓励垦荒等政策措施，农业生产力有较大发展，农产品较为丰富，流通发达。例如，无锡不种植出产棉花，可是，同属常州府的其他各县都有种植，“江（阴）、靖（江）尤多，远近交相贸易”，（9）可就近给无锡提供价格低廉的棉花。所有这些都是无锡布码头必不可少的物质条件。

　　无锡农民以布换米，这米大都是来自其他地区的商品粮。“乡民棉布易粟以食，大抵多藉客米，非邑米也。”（10）而杨伦在诗中则更直接指明无锡的客米来自湖广地区：“稻花齐放绿盈畴，盼到登场始解忧。更愿上流湖广熟，十分年岁喜丰收。”（11）清代的无锡农民在为自己庄稼操心的同时，竟还会为千里之外的湖广地区能够喜获丰收而祈祷，这倒不是无锡人天生有特别超前的商品经济意识，而是那里的粮食生产确实已与无锡布码头的社会经济生活息息相关的缘故——当时无锡人吃的大都是湖广米——这也是实践出真知的一个例证。

　　此外，那时布行巷附近还出现了一个江阴巷，那是江阴棉花商人店铺麇集的地方，它与布行巷一样，是无锡布码头商品经济大潮在地名方面留下的痕迹。

　　第三，产品有特色，有稳定的市场。严格地说，棉手工纺织业原先并不是无锡的优势，松江等地的棉手工纺织业优势远比无锡突出，所产的紫花布轻细柔软，质量远超英国用机器生产制造的棉布，“无论质地和成本都优于曼彻斯特的棉布”，（12）是当时英国伦敦绅士做衬衣的时尚布料，这种布每年大量出口，是国际市场上的抢手货。无锡棉布则明智地不在轻细方面与松江布竞一日之长短，而是另辟蹊径，努力开创自己的特色：“轻细不如松江，而坚致耐久则过之”，（13）无锡布结实耐穿耐洗，对于“不知纺织为何事”（14）的欠发达地区人民来讲，是最好的衣料，因而备受欢迎。当时长江以北的淮、扬、高、宝等地成为无锡布码头的可靠产品市场。这种在产品竞争中讲究扬长避短、适销对路的积极做法所体现出的开拓、创新精神，无疑对于现代人发展经济仍有启迪意义。

第四，无锡交通便利，商业地理位置优越。无锡城不仅位于沟通南北的大运河旁，而且北门外的一段运河原为芙蓉湖的一部分，河面宽阔，能够容纳大批大吨位的货船停泊，外地来的棉花船、米船可以直达无锡城下，具有大运河中转性港口的优势。无锡自身境内河道密布，联系乡间各市镇方便快捷，还与松江府、苏州府及常州府其他各县相连结，物流畅通，货物停滞时间短、周转快，从而吸引各地客商前来无锡进行各种商业活动，使得无锡布码头有条件达到规模经济的水平。
    与无锡布码头形成原因密切相关的是它的存在时间问题，即无锡布码头究竟于何时形成？又至何时结束？关于前一个问题，有无锡地方经济史专著认为：“无锡之‘布码头’从明中期以后起即逐步形成，且出现了明中期至明末无锡布市的第一个鼎盛时期。”“明弘治年间陆惟悌在北门外建了长安桥，在此桥东西两侧停泊不少通江阴各乡镇以及无锡南乡各地的班船。这反映了粮食、布匹集散的逐步发展，以致尔后在此桥附近出现了布行弄和江阴巷两个土布市场。”(15)这种见解大可商榷。

    首先，从无锡布码头形成原因看，它不可能存在于明代。明代无锡统计人口不过25—35万，（16）那时隐瞒人口情况相当严重，如以隐瞒一倍计，明代无锡实际人口可望达50－70万，而那时无锡耕地总面积却达120—150万亩，人均耕地2亩以上。在这种情况下，农民不会愿意脱离土地的羁绊，无锡那时还不具备大规模家庭手工纺织业所需的大批空闲劳动力。
    其次，作为无锡布码头“心脏”的布行巷、江阴巷，在明代还没有出现，我们在明代的无锡县志中找不到它们，这两个地名始见于清代《康熙无锡县志》。检读明代《弘治无锡县志》，未见有布市的记载，直到万历年间无锡方有一个“段疋市”，地点在无锡城中“大市桥西南”（17），这个“段疋市”，估计就是布市。不过，记载这“段疋市”的《万历无锡县志》中并没有大规模交换，大批棉布运销外地的记载，在当时的诗文中也没有相关的描述，更无“布马头”之说。显然，明代的这个“段疋市”规模不会很大，只是无锡本地的一个布匹交易场所而已，决不是清代徽商眼中的“布马头”。

    所以，笔者认为：无锡布码头形成时间不在明代，而在清代，具体地讲是在康熙年间，到乾隆时期则进入兴盛阶段，徽商关于无锡为“布马头”商业行话，引起黄卬的注意，载入著作之中。

    无锡布码头何时结束？目前，由于一些地方史研究者把布码头和无锡土布业混同看待，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有两种，一是民国时期，但无明确年代，（18）二是1940年代。（19）笔者的意见与此相反。

    笔者在清代道咸时期的文献中看到这样的记载：“家人以纺织为业，纺车织机三四环聚室内。先生曰：‘吾课徒之所入，恒不能给一年之用，非纺织佐之，恐不继。’”（20）引文中所说的先生是安镇人，道光二十四年（1844）中江南副榜后仍过着清寒的教书生活。他教书的收入不够维持生计，还要靠家人纺纱织布补贴家用。这一情况从侧面说明道光年间无锡布码头还很兴盛。不过，此时的兴盛已是衰落前的回光返照，它的重要经济位置就要给蚕桑业取代：无锡“开化(乡)居太湖之北，沾风气者习蚕丝之术，在清中叶不过十居一二，自通商互市后，开化全区几无户不知育蚕矣。……由是务蚕桑者，不独开化，几及全邑，且不独全邑而及于全郡。……市廛会计几以蚕税为大宗。按之，闾阎大利，首在农桑。”（21）

    上述两段引文，一讲纺织，一讲蚕桑，时间也不一致，似乎是风马牛不相及的，其实仔细分析起来，两者却是能够印证对照的，我们可以据此列出无锡布码头走向尾声的时间表。

    在乾嘉时期的清代中期，即布码头经济正盛时，无锡育蚕的农家在开化乡只占百分之十至二十，蚕桑还是很冷落的生产项目，但“自通商互市后”情况就渐渐变化了。这所谓的“通商互市”就是指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后，腐朽的清政府丧权辱国，随着一个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国通商口岸大开，洋货倾销，洋纱洋布从此开始冲击我国的棉手工纺织业，加之，咸丰三年（1853）清政府推行“厘金”制度后，在各地设卡收税，商路大为受阻，使得无锡布码头渐呈颓势。太平天国运动后，由于战争和清军野蛮的烧杀，无锡人口由100万锐减至40—45万，同时无锡自耕农、半自耕农急剧增多，大批劳动力回归土地，布码头因此受到毁灭性的打击，而蚕桑生产则受到外国资本掠夺生丝原料活动的刺激而勃兴起来，非但整个开化乡，而且整个无锡，大多数农户把劳动力转移到“务蚕桑”方面，蚕桑业取代了以往棉手工纺织业的重要经济位置，“闾阎大利，首在农桑”了。

    因此，笔者认为无锡布码头在所谓的“同治中兴”时期（1863年以后），就走完了它的历史路程。此后到民国初年的一段时间里无锡出现了土布业，但从当时看，土布业并不是无锡的“强项”，以土布业出名的地方有很多，且土布业仅是无锡的一个行业而已，与昔日布码头城乡人民“皆未尝废织”（22）的大开大阖局面不可同日而语。另外，土布业的构成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工场作坊和工厂，而无锡布码头仅仅是封建社会末期发达的商品流通和发达的简单商品生产的结合体而已。研究两者的区别与联系，可以探知无锡地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演化过程。这需专文加以讨论，本文不再展开。
　　无锡历史上著名的庙会文化的兴起，背后有强大的布码头经济支撑。此时无锡城乡发展迅速，真正成为“东南巨邑”。布码头蕴含的开拓、创新精神，对无锡以后的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无锡布码头崛起于封建社会末期，前后存在近200年的时间，震撼着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荡涤着人们传统的思想观念。它对于无锡的影响是深刻和多方面的。

    影响之一：商业繁荣，无锡知名度提高。“万斛龙骧衔尾开，樯鸟樯燕喜徘徊。蜀山窑器名泉酒，个个船来买一回。”诗后注曰：“粮船北上，必集湖尖置买义兴窑器及惠泉名酒。”（23）这诗好似一幅生动的商业风情图，乾隆年间无锡布码头交易活跃的气氛跃然纸上。当时无锡进出最大的是棉花、棉布和粮食。湖广、安徽等地来的粮船沿长江顺流而下，经过大运河直达无锡城。北上返回时，都要在无锡采买大批货物。所以，连著名的宜兴陶器都要送到无锡布码头经销。湖尖沿岸一带水缸等陶器堆叠得象一座座小山一样，久而久之，人们连它原来的地名也忘记了，把湖尖唤为江(缸)尖。同时，北门商业中心地区还出现不少以商品命名的专业性街巷，如笆斗弄、竹场巷、麻饼沿河等等。诗中讲到的惠泉名酒，现在似乎已失传，值得一提。此酒名三白酒，用白面制曲，用泉水浸白米，酿制而成，味甜色白清冽，与苏州福贞、宜兴红友、镇江苦露、扬州木瓜、邵宝百花等，并称江南名酒，但名气远在诸酒之上，曾是京师流行的礼品酒。无锡城乡服务行业也因布码头而大发展：“酒馆茶坊昔多在县治左右，近则委巷皆有之，……各乡村镇亦多开张。昔卖清茶唯在泉上，后乃遍于城市。”无锡此时已成为服务设施齐全、百货荟萃的江南商品流通中心，为各地人们所瞩目。此亦是近代无锡成为工商业发达城市的嚆矢。

　　影响之二：文化发展。乾隆年间号称“盛世”，农民遭受的剥削仍然十分苛重和惊人。正如前面引述黄卬的记载揭露的那样，农民一年辛勤耕作，竟只得到三个月的温饱，只是由于家庭手工纺织的支撑，才勉强维持生计，得以休养生息。正是在布码头的商品经济基础上，此时无锡的文化方才有所发展，其中富有民间特色，集宗教、商业、文艺、体育等活动于一体的庙会文化尤为突出。乾隆年间，无锡盛行迎神赛会，从农历正月九日到九月十九日不到九个月的时间里，城厢一带要举行十次盛大的神诞庙会。每次赛会都举城若狂，蔚为大观。“迎神赛会，他邑皆有之，以生辰庆贺为会，则唯吾邑所独。”（24）这是无锡布码头经济繁荣后特有的人文景观，它绵延了近200年，直到1940年代才慢慢消失。在远离城厢的乡间，同样有各种庙会，黄卬指出：“村氓终岁勤劬不敢休怠，欢乐嬉游止此数日，一张一弛也。”“村妇终岁机杼所余积钱、零布必罄用，始为快。”（25）很明显，庙会成为农民娱乐、消费的盛大节日之后，才能常年持续举办，逐渐演变为民俗文化。

　　布码头带来的商品经济大潮冲击着人们禁锢的头脑，活跃人们思想，拓宽人们视野，这在更高文化层面上也有所反映。此时无锡涌现出一大批文化名人，如剧作家杨潮观、诗人文学家杨芳灿，史学家浦起龙和顾栋高、经学家秦蕙田、画家邹一桂等等，他们的著作都是各自领域中的力作，有的至今还受到人们的重视，被广泛引用。

　　影响之三：乡间市镇增多。明清时期“市”的商业规模小于“镇”，前者多商贩，后者多坐贾，因此官府要在“镇”设立派出机构，执行收税等公务。明代无锡乡间还没有镇，只有市，万历年间一共只有洛社、望亭、竹塘、陆墟、甘露五市。(26)这说明明代无锡农村中商品流通活动很少。到清代，随着无锡布码头经济的逐渐形成，乡间商业活动频繁而活跃，大大刺激市镇的发展。乾隆年间无锡乡间已有市镇20余个，羊尖、安镇、东亭、坊前、张泾桥、八士桥等镇都是在清代建置的。甘露市此时已上升为镇“居民二千余家，治产逐末俱获赢利”。(27)荡口镇虽是稍后出现的，但规模更大，“其街缩三衡二，小巷斜出者极多复沓，周匝约三里余，居民四千余家。南通长洲，东进常熟，四方贸易者颇走集”，(28)俨然是一个兴盛的小城镇。这些市镇既是乡间的商品流通中心，又是农村文化社交的重要所在，尤其是在市镇集场庙会时期，来自远近四乡的农民不仅互相交换自己的产品，购买琳琅满目的商品，还交流各自的社会见闻，参与各种文化娱乐活动，农民的物质与精神文化生活，由于乡镇大量出现，得到了改善。乡间市镇增多，是商品经济深入农村的表现，对清代无锡农村的繁荣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的产生起着重要的作用。

    影响之四：无锡人的商品经济观念从此大为增强，为后世无锡的经济发展打下了良好的“软实力”基础。长期以来，江南一带的民谚、民谣在评论各地民情特点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到无锡人的精明。这种精明，放在历史条件下分析研究，实际就是指无锡人勇于开拓创新，敢于在当时陌生的商品经济领域中第一个“吃螃蟹”，建成了原料、产品两头在外，又大进大出的无锡布码头。当时常州府诸县中靖江、武进、宜兴、江阴等都出产棉花，唯独无锡不出产，可就是这个没有棉花原料优势的无锡却成了引人瞩目的布码头，获得可观的效益，从常州府的诸县中脱颖而出，取得江南名城的资格，这不能不在周围各县人民中间引起巨大反响和心理活动。于是，无锡人精明的民谚、民谣就在这种氛围下逐渐积淀形成了。从这一点看，无锡人能够站在近代工业化的前列，在民族工业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不是偶然的，它有着人才、人的素质等方面的前期准备，也可说是布码头的遗风。

注：

(1)(13)(22)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力作之利》。

(2)清黄卬：《锡金识小录·例言》。

(3)清顾奎光：《迥谷黄君传》。

(4)(11)(23)清杨伦：《芙蓉湖棹歌百首》。

(5)(6)《乾隆无锡县志》卷十一《物产》。

(7)(8)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田土之利》。

(9)《康熙常州府志》卷十《物产》。

(10)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米价》。

(12)格林堡：《鸦片战争前中英通商史》第3页。

(14)《清高宗实录》卷四三七。

(15)(19)茅家琦、李祖法主编：《无锡近代经济发展史论》，企业管理出版社1988年版，

第249－250页，第252页。

(16)拙文《古代无锡人口研究》，《无锡文博》2006年第4期，总第73期。

(17)(26)《万历无锡县志》卷四《市镇》。

(18)王赓唐、冯炬主编：《无锡史话》，江苏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109页。

(20)清华翼纶：《张廉舟先生家传》。

(21)江苏省无锡市《民国开化乡志》卷下《土产》。

(24)(25)清黄卬：《锡金识小录》卷一《风俗变迁》。

(27)(28)《乾隆金匮县志》卷十一《市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