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禅与心理分析》(铃木大拙)

天籁

铃木大拙博士


　　禅的学生，在伴随师父几年——不，甚至是几个月——之后，会走到一种完全停顿状态。因为他不知道有何路可走；他曾在对待的层面上试图解决公案，但无论如何没有效果。现在他已被逼到无路可逃的角落。在这个时侯，他的师父会说：“这样被逼到角落是好的。已经是你该完全向后转的时候了。”这位师父可能还会继续说：“你必须不再用头思想，而用肚子。”
　　这听起来十分奇怪。依照近代科学，头充满着灰的、白的、这般那般连接着的细胞与纤维。禅如何能不顾这个事实，而叫我们用肚子去思想呢？但禅师是一种奇怪的人。他不会听你关于近代或古代科学等等的话。他从他的体验中，更知道他该做什么。



　　对这种情况，我有我的解释法，尽管或许不合科学。我们的身体，以功能而论，可以分为三部份，即是头，肚腹与四肢。四肢是为移动的，但两手却已分化出来，而沿着它们自己的路途发展了。现在，它们是为了创造活动。这两只手和十个手指，铸造一切东西，以便使身体的生活更好。我的直觉是，手发展在先，然后才是头的发展——后者逐渐变为独立的思考器官。当手以这种或那种方式应用着时，它们必须同地面离开，而与低等动物的前肢有所区别。当人类的手这般从地面离开，而把移动完全留给脚部时，手就能随着它自己的路线发展，而这又转而使得头部直立，使得眼睛更为广泛的察见周遭。眼睛是智性的器官，而耳朵则是较为原始的。至于鼻子，由于眼睛现在开始收入更广泛的视域，它最好是离开地面。视域的这种扩充，意谓心灵变得越来越为离开感觉对象，而使得它自己成为一种智力的抽象作用与概念化作用的器官。
　　如此，头象征了智力，而眼睛，以它的运动肌，成为头的有用工具。但是，装着内脏的肚腹却是由不自主神经所控制的，而代表着人的身体结构中最为原始的进化阶段。肚腹部份是更为接近自然的，而自然是我们每个人所来之处，将来所至之处。因之，它们与自然处于更为密切的接触，能够感觉到它，与它谈话，而“察视”它。然而，这个察视却不是一种智力的作用。如果我可以这样说，我要说，它是情感的。“感觉”可能是更好的用词，设若我们把它以最基本的意义来应用。
　　智性的察视是头脑的作用，而因之不论我们从这个来源对自然界做如何的了解，那都是一种自然的抽象物，或自然的代表，而不是自然本身。自然不把它自己的本来面貌显示给智力——即是，头脑。是我们的肚腹部份感觉它，并了解它的本然。这一种可称之为情感性或意志性的了解，是把整个人包括在内的，而以腹部为其象征。当禅师告诉我们把公案放在肚子里，他意思是说，公案是该由人整个的生命去含蕴的，人应当把自己完完全全同它合一，而不要智性的或客观的看待它，把它当做某种与我们相离的东西。



　　一个美国科学家有一次到一些原始人那里去，当他告诉他们，西方人是用头来思考的，原始人认为美国人一定全是疯子。他们说：“我们用肚子思想。”中国人和日本人——我不知印度是否如此——在某些难题发生时，往往说，“用肚子想想吧，”或者，只简单的说：“问问你的肚子。”如此，当任何与我们的存在连关的问题发生时，我们就被告以用肚子去“思考”——而不是用任何可分开的身体部份。“肚子”表示我们生命的整体，而头部——这是身体最迟发展的部份——却代表着智力。智力本质上是把物体客观化，加以思考。因之，特别是在中国，理想中的人是形体很胖，肚子很大的人，如所描绘的布袋和尚；后者是将来的佛——弥勒佛——的化身。
　　用肚子去“想”，实际上意思是说，把横隔膜放松，使得胸部器官有空间适当运作，而保着身体的稳定和良好的调整，来接受公案。整个的程序不是把公案做为智力的对象；因为智力总是把对象从自己分开，从一个距离之外去看它，就好像极怕触及它，更不必说用自己赤裸的手去抓住它了。禅正相反，不但告诉我们用手、用肚子抓住公案，并且要完完全全同艺合一。因此，当我吃或暍，那不是我在吃或暍，而是公案在吃或暍。当这种情况达到之后，公案就自行解决了，而不需我做任何什么。
　　至于人的身体结构中，横隔膜的意义，我完全不知医学的观点如何，但我以某些体验为基础，对它的常识性的了解是，横隔膜以其与腹部相连而言，对于个人的安定感有着很大的关系，这种安定感是由更为密切的与事物的根基相连而来；这即是说，与最终的实体相连而来。建立这种关系，在日文称为“下功夫”。当禅师告诉你，用你的肚子对公案下功夫，他的意不过是叫你成功的建立起这种关系。试图建立起横膈膜与肚子及最终实体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原始的或者前科学的说法。然而，无疑，我们对于自己的头部以及它在智力活动方面的重要性，也未免过于神经质了。无论怎么说，公案不是用头部来解决的；这就是说，不是用智力或哲学的方式去解决的。在开始时，逻辑的趋近方式不论看似多么可欲或可能，公案到最后注定得用肚子部分来解决。
　　以禅师手中的棒子为例。他拿着它，宣布说：“我说它不是棒子，你说它是什么？”这看起来似乎是要你做一个思辩性的答复，因为禅师的话威挑战等于说：“如果A不是A，它是什么？”或“当上帝不是上帝，他是什么？”在此处，逻辑的同一律被冒犯了。当A 一旦被界定为A，它必须一直为A，而永不可为非A或B或X。禅师有时可能会做另一个宣称：“这棒子不是棒子，而又仍旧是棒子。”当一个弟子带着逻辑头脑走向禅师，宣布这个挑战根本是莫明其妙，他准会遭到禅师手上这根棒子打下来。弟子必然会被逼到死巷，而无可逃脱，因为禅师强硬无比，而且是绝不向任何智性压力屈服。现在，不论弟子被强迫着去做的“功夫”是什么，都是在他的肚子部位，而不是在他的头脑部位。智力让位给意志。



　　举另一个例子。六祖要见下“你未生之前的本来面目”。辩证在此处是无用的。这一个要求与基督所说“没有亚伯拉罕，我就有了”是相应的。传统上基督教的神学家们对于这句话所做的解释无论是如何，基督的“有”却违反了人类的时序观念。六祖的“本来面目”亦是如此。智力尽可以做它的解释，但基督与六祖必然会把它当做不相关而加以摈弃。现在，头脑须要向横隔膜低头，而心智要向灵魂低头。逻辑与心理学都要退位，要放到超越一切智性化作用之外之处。
　　再继续这个象征性的说法：头是意识，而肚子是无意识。当禅师告诉他的弟子，用身体的下半部去“思想”他的意思是说，要把公案放到无意识中，而不要放到意识领域中的意识里。公案是“沉入”整个存在中，而不是停留在表面。当然，无须说，从文字上看，这是绝不明白的。但当我们了解到，这公案所“沉”的无意识之底层，是连阿赖耶识都不能掌握的，则我们就知道，公案不再是在智力领域的，它是彻底同一个人的自我相合一的。如此，公案已越过了心里学的一切限界。
　　当所有这些限界都被越过之后——而这意谓甚至越过了所谓的集合无意识——人就到达了佛教所称为的“大圆镜智”。无意识的黑暗已经突破，而人看到所有的事物，如在光明的镜手中看到自己的面目一样。

　在与禅面面相对时，至少有两种不同的心态：第一种能够了解禅，因此有权对它作一些谈论；另一种则完全不能领会禅是什么。两者之间的分别是本质上的分别，因此没有调和的可能性。我的意思是说，从第二种心态的观点来看，禅是超乎此种心态领域的，因此不值得浪费时间。第一种心态的人，却十分知道第二种心态的人困陷在什么地方，因为在他们未达禅境之前，自己也曾困陷在那里。
　　就我的意见看来，胡适代表着第二种心态，还没有适当的资格来就禅论禅。禅必须从内在去了解而不是从外在。一个人必须先达到我所称的般若直观，然后再去研究它一切表现于外的方式。要想由收集所谓的历史材料，而契入禅本身——或我们每个人最内在的生命所生活于其中的禅——是一条不正确的道路。做为一个历史家，胡适知道禅的历史环境，但却不知道禅本身。大致上说，他未能认识到禅有其独立于历史的生命。在他对禅的历史环境做了竭力的研究之后，他并没有察觉到，禅现在仍旧活着，它要求着胡适的注意，并且，设若可能，要他做“非历史性的”对待。
　



　　历史可以告诉我们许多禅与其他事物的关系，但那全都是“关于”禅，而不是我们每个人都生活着的禅本身。从一个方面来讲，禅是反偶像崇拜的、革命性的，这是胡适说得十分正确的，但我们必须坚持说，禅决不止于如此；禅仍旧站在这个框架之外。譬如说，禅的反偶像与革命性是由何而来？禅为什么显得喜欢用骂人的话，而这些骂人话常常是十分亵渎的？它为什么要使用非因袭性的东西，或使用“最亵渎的语言”？——甚至在似乎并非绝对需要时亦复如是？我们不能说禅的追随者们仅是意图破坏，故意要反对一切传统上约定俗成的东西。说禅是革命性的还不够；我们必须探究是什么原因使禅如此。那么，是什么原因使禅反偶像？革命性？不因循？“亵渎”？以及我说得非理性？禅不单是一种消极性的运动。在其中有着某种非常积极、肯定的东西。为了发现这种东西，我得自己做个历史家。禅确实是世界思想史中一个伟大的革命。它起源于中国，而且，就我看来，它不可能源起于任何其他地方。中国有许多值得骄傲之处。我这样说，并不是意指国粹心理而言，而是就世界的层面上，它对人类意识的发展之贡献而言。佛教在慧能（殁于713年）以前，仍旧带着高度的印度抽象思想色彩。确实，在这个方向上，中国人的成就是了不起的，而我认为诸如智凯和法藏这样的佛教哲学家，身列世界上最伟大的思想家之中。无疑，他们是中国人的果实，但我们可以说他们的思想方式是由他们的印度先驱所激发，他们是马鸣大士、龙树尊者与世亲等人的直接法嗣。但就一种意义上说，使得中国人的心灵得以完全肯定其自身，而与印度心灵有所不同的，则是禅。禅不可能在任何其他土地和人民间生长出来，而且也只有在中国人的土地上得以如此繁茂。看看唐宋时期它在中国有何等广泛的影响。这在中国思想史中是一个十分值得注意的事。禅在中国人的德性、智性与精神上发挥如此大的力量，是什么原因呢？如果有一个民族可以用一个形容词来表明其特性的话，我要说中国人是脚踏实地的（practical）——杰出的脚踏实地；这与印度人的心智不同，因为印度人喜欢玄思，倾向于抽象、超世和非历史性的心智。当佛教僧侣初来中国，中国人反对他们的不工作以及独身状态。中国人想：如果这些和尚不工作，谁养他们？当然是那些不做和尚的人。俗人就必得为那些不工作的僧侣们工作了。如果和尚不结婚，谁来照顾他们祖先的精神遗产？印度人认为精神上的教师可以不必从事操劳工作，因此自然他们依赖世俗人供给他们衣食住。耕田、砍柴和洗碗是他们不屑为之的。在这种环境之下，禅不可能在印度产生，因为禅最典型的特点之一，就是禅师与弟子共同做一切操劳的工作，而在工作之际又做着高度形而上学的问答。然而，他们小心的避免应用抽象辞汇。为了要证明真理的遍在，他们应用身边的一切具体物件为题材。如果他们在摘茶叶，茶树就变成了他们谈话的题材。如果他们在行路，看到的鸟兽就变成了他们谈话的题材。鸟兽是直接取来做为他们活生生的问答之材料的。不仅有生的和无生的东西是他们问答的材料，它们的行动也是问答的适当材料。就禅师来说，生命本身以及它的一切状态，都是道之滔滔表现。因此，当禅师在编自己的草鞋，或粉刷墙壁，或读经，或饮茶时，和尚可以走过去向他发问。同样，当禅师看到他的弟子在割草、收麦、扛木头、舂米、推手推车等等时，他会走过去向他提出问题，逼迫他回答；这些问题表面上看起来单纯得很，实则充满了深沉的形而上学意义，或精神上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