埙史初探(康静)

花雨

作者：康静   来源：中国国学网



    “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几乎全都经历了陶器时代，所以陶埙也成为各国和各民族的一件不可缺少的吹奏乐器”，这是人类文明史上“乐器在其发展的过程中一个不可逾越的发展阶段”。“尽管世界各国各民族的陶埙形制不一，大部分是用哨的原理发音，惟有中国汉族的陶埙是用气流冲击吹孔发音，尽管如此，其发音原理应属‘边棱类’发音”[1]（《乐府新声》[沈阳音乐学院学报]）。陶埙在我国是一件非常古老的吹奏乐器，在中国历史文化和世界原始艺术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关于埙的产生，历史上存在不同说法。《世本》载：“埙，暴辛公所造”；《拾遗记》载：“包牺灼土为埙”（史前历史传说）；历史唯物主义者认为，埙可能是由原始社会用以狩猎时投击或模仿鸟类鸣叫、诱捕鸟兽的工具——石流星（一种能发出哨声的球形飞弹）逐渐衍变而成的。后面一种是传统的看法，应该相信的一点是：人类的劳动与埙的起源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
　　人类学研究表明，劳动创造了人，但单纯的劳动不能产生文化。埙的起源是复杂的，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必然产物。
　　在距今约七、八千年以前的新石器时代，人们已能烧制精美的陶器。浙江河姆渡文化遗址和西安半坡村仰韶文化遗址出土的若干枚陶埙，据放射性碳同位素十四测定，均出自距今约六千七百年——七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
　　这些埙形制不一，有圆形、管形、椭圆形等，多为一至三孔①，这与原始社会低下的生产水平是相适应的。《从原始氏族社会到殷代的陶埙探索我国五声音阶的形成年代》[2]一文根据对山西万荣县荆村遗址和太原义井文化遗址出土陶埙的测音结果推断，在新石器时代的母系社会时期，我国的五声音阶已经形成。这也表明了当时原始人类听觉上形成的一种初级的尺度感和模糊思维方式。
商代庶人生活在社会的底层，在礼乐方面毫无权利，只好自击缶而歌。埙可能和缶一样，在民间是人们用以自娱自乐的常见乐器。
　　商人“尚鬼神”，祭祀活动异常频繁，娱神的歌舞是重要的仪典之一。埙作为祭祀的乐器在乐队中使用；在诸多乐器中，商人对埙特别看重，把它提高到祭器的地位，成为祈祷的容器。
　　商代埙有陶制、石制、骨制三种，以陶制的使用最为广泛，所以一般都叫“陶埙”。河南辉县琉璃阁殷墟出土的六孔陶埙呈平底梨状，能够吹出完整的七声音阶和部分半音，由此可以证实：早在殷商时期，我国的七声音阶已经形成；埙是当时一种相当成熟的旋律乐器，形制上趋向规格化。
周代“八音”之一的“土音”乐器有缶、埙。缶是一种生活用具，也可作为敲击乐器；土制的吹奏乐器，就只有埙。八音包含的乐器为后世雅乐所专用，埙以其独特的音色和艺术表现力令“金石以同恭”，由此可见古人对埙的重视，并将其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宫廷乐队和房中乐中的重要乐器。
据史料记载，西汉已经能制作七孔埙。《后汉书· 历志》载：“笙以木刻而不匏，埙亦木为之。”可见这时还出现了木制埙。埙在乐队中起填充中音作用，被儒家用于作为治国之本的礼乐中。宫廷舞蹈音乐中也常用到埙，如长袖舞。埙在东汉有过一段盛行的历史。
　　“丝绸之路”的开辟促进了亚洲各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汉代埙对日本弥生时期的埙有较大影响，在日本下官发现的七孔梨形陶埙就属于这一时期。1966年在日本下关市凌罗木乡台地一个竖穴中还发现了中国春秋时期的陶埙，日语称之为“土笛”[3]。  
　　隋唐时期由于丝弦乐器及外来乐器的高速发展，再加上埙的音量较小、音域窄，不能适应当时较高水平的音乐艺术表演，埙在乐队中的地位逐渐被其它乐器所替代，它只是作为一种自娱的小玩意儿或是儿童玩具散落于民间。
　　《宋史乐志》载，宋代木埙逐渐盛行，大有取代陶埙之势。统治者以它有违八音古制而被明令禁止制作和使用，木埙也就没有流传下来。
　　明清时期推崇汉文化，复古风盛行，埙这一古老乐器在文人和音乐界得以复苏盛行，宫廷音乐偶尔也使用到埙。光绪年间河北吴桥县吴棠湖先生，复制出殷代五音孔陶埙，关于研究埙的专著及曲谱这时已涌现出来。“以清代乐制而论，埙在宫廷‘中和韶乐’中，所用的乐谱和篪、排箫一样，都是洞箫谱（据《呂律正义》）。这就是说，埙之为器并无专谱。至清末才有吴浔源仿照元熊朋来《瑟谱》的‘律呂谱’，并依古琴减字谱的办法编篡了一本《棠湖埙谱》问世”[4]。这是现在所能见到的、仅有的一本清代埙谱专集。 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埙也随之隐没。民国初期埙几乎无人所知，而《棠湖埙谱》一书，一般人又很难阅读到。埙，已濒临失传！  
　　随着中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深入，“五四”时期关于中西音乐文化关系问题的一场大讨论在我国音乐界产生了深远影响。
　　20世纪初王巽之、孙裕德二位先生研制出九孔、十孔陶埙（实物现存中国音乐学院）；曹正先生和稍后的陈重先生在陶埙的仿制和表演方面做出了尝试；上海的“大同乐会”（1920年）和40年代的“今虞琴社”（1934年）、“上海国乐研究会”（1941年）都曾将埙用于古曲的演奏。但总的来说，这时期的活动仅限于京、津、沪一带少数文人和音乐家注意到了埙的音乐价值；只是停留在民间个人的研究中，范围十分有限，埙很少使用也未被推广。
　　新中国成立以后，民族音乐和民族器乐走向繁荣，特别是70年代末曾侯乙编钟的出土，引起世人瞩目，从而掀起一股研究古乐的热风。80年代以来，埙的研制、改革工作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比较有代表性的品种有：北京曹正先生自制的十孔陶埙，天津陈重先生的九孔紫砂陶埙，天津陆金山先生的十二孔埙、鸳鸯埙，90年代张荣华先生用新型材料制作的埙以及本世纪初曹建国先生的随意埙。这些埙拓宽了音域，增大了音量，能转调演奏，艺术表现力不断得到丰富与加强，同时演奏技巧也不断创新，新作品不断涌现：杜次文先生1984年在洛杉矶奥运会开幕式上演奏埙曲《楚歌》；赵良山先生1988年录制专辑《陶埙新魂》；张维良先生1997年发行专辑《埙的世界·问天》；埙演奏家还有曹建国、王厚臣、董文平等。
　　正是由于他们和诸多专家对埙多年来的研制与探索，才使千年古埙重获新生，并引起了中外音乐家对它的极大兴趣，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埙空灵淡雅的音色和简淡和谐的演奏风格与我们现代人由于精神紧张而产生的寻觅精神家园、回归大自然的反璞意识相吻合。它对陶冶性情、安详精神有很好的效果。是他们让我们生活在21世纪的人们还能分享到本来要离我们悄然而去的文化遗产，还能让我们从远古淳朴、迷人的音色中找回人类文明发展的足迹，得到精神慰籍。
　　二十一世纪将是埙艺术深化发展的世纪。会有越来越多的有志之士投入到埙的研制、演奏及教学这一伟大的事业当中来，埙将以更加独特而优雅的风采为越来越多的中外听众所熟悉和喜爱。 我们不应忘记二十世纪那些为了使千年古埙重获新生、焕发出灿烂艺术光芒而呕心沥血的音乐家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