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文化与文化安全——谈墨家文化在维护文化安全中的作用(魏国栋)

太古春

作者：魏国栋


                 一



冷战终结后，国际格局发生剧变，国与国之间显性的对抗方式更多地以隐性的非对抗方式出现，各国综合国力的竞争进一步加强，愈演愈烈。各国不仅重视经济、军事等传统权力资源的“硬权力”的发展，且更关注以文化、价值为核心的“软权力”的栽培。特别是科学技术的日新月异，促进了经济全球化态势的形成。经济全球化使国家之间的文化交流愈加频繁，在交流之中文化冲突也不断涌现。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文化战争悄然拉开帷幕。文化安全问题成为当前各国聚焦的热点，传统的国家安全观渐次被综合安全观所取代，文化安全成为国家安全体系中重要的组成部分。

“文化”一词之意，我国最早在《易经·贲卦·传》写道“关乎天文，以察时变，关乎人文，以化成天下”。即我们观察天文可知自然的变化，我们观察人类社会，可用我们的道德、理想去培育一种精神，说服人民。[1]而赋予“文化”现代意义的则是英国著名人类学家爱德华·泰勒，他在《Primitive Culture》一书中认为“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一个社会成员的人所获得的任何其他的能力和习惯”。[2]此含义表明“文化”是由各种不同的文化要素构成的多元、复杂、兼容的统一体。当前，我国学界对“文化”较为统一的看法，则把文化区分为广义文化和狭义文化，广义文化包括人类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能力，物质和精神的全部产品。狭义文化指精神生产和精神产品，包括一切社会意识形态，有时又专指教育、科学、文学、艺术、卫生、体育等方面的知识和设施，以与世界观、政治思想、道德等意识形态相区别。[3]我们通常提到的“文化”多指狭义文化。而对“安全”的理解，《现代汉语词典》指出，安全即没有危险；不受威胁；不出事故。[4]有的学者认为，“安全”就其内涵而言，“指得是事物生存免受威胁或危险的状态”。[5]对“文化安全”的诠释，我国学者目前亦有多种说法，但较普遍的观点认为，文化安全就是主权国家的主流文化价值体系以及建立于其上的意识形态、社会基本生活制度、语言符号系统、知识传统、宗教信仰等主要文化要素免于内部或外部敌对力量的侵蚀、破坏，以确保主权国家享有充分完整的文化主权，具备同国家政治、经济发展协调一致、良性互动与不断创新的文化系统，并在人民群众中间保持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6]可见，文化安全必须维护一国的主要文化要素的生存及延续，保证国家享有独立完整的文化主权，在国民中达致“一种高度的民族文化认同”。而实现民族文化认同的基本路径，则需要从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中挖掘活水，溯源寻根。我们要用现代化的目光与古人进行交流和对话，既关注其思想传承与流变，又要把其思想放在现时的“语境”下进行创造性的解读，古为今用，裨益于现实社会。以往学者们谈到传统文化对文化安全的作用时，目光多关注居于主流思想的，被今人称为“大传统”的儒家文化，却忽视了其他诸家文化。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异彩纷呈。我们在注重儒家文化的同时，也要亲和其他诸家文化，不可偏废其一，要发挥传统文化维护文化安全的整体性功能。尤其要注意在先秦时期，与儒家思想同为显学的，被今人称为“小传统”的墨家思想，其宝贵的精神资源可为维护文化安全提供有利支撑。

墨家思想体现于《墨子》一书。《墨子》的主要作者是墨翟。《墨子》共十五卷，其《兼爱》、《所染》、《非攻》、《尚贤》、《尚同》、《节葬》、《节用》、《非乐》等篇对后世影响深远。古人曾对墨家思想化约为“背周道而用夏政”，可见墨家思想与众不同之处。[7]而今，我们把墨家思想纳入文化安全的视野下对其进行解读与审视，可发现其内在的广袤意蕴，对今人具有重要的启迪作用。墨家思想既是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观念层面上的世界观，又是“知行合一”具有浓厚实践理性的方法论。墨家思想承认多样文化的共存与交流，但对不良文化的侵蚀，却保持着高度的警惕，可维护我国的主要文化要素，免于不良文化的破坏，保证文化主权的独立性和完整性。墨家思想中“非攻”、“兼爱”等理念寓含着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有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和民族文化的认同感。墨家思想注重优秀人才的选拔，重视知识分子的作用，强调优秀文化的推广，能够抬升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实力，维护我国的文化安全。正如有学者称：“无论从现时代来看，无论是从中国传统文化的人文精神的重构和科学理性精神的确立，还是从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的现实价值层上，抑或是从世界的角度来看墨学，墨家学说在建立新的全球社会时，将会比儒学和道家之学可能提供得更多。”[8]



二



当今，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文化也凸显全球化趋势。文化全球化进程表现出两个面相，即文化的“趋同”与文化的“多样”。某些强势文化正试图“同化”弱势文化，而弱势文化则竭力维护着文化的多样性。恰如萨林斯所说:“全球化的同质化与地方差异化是同步展开的”。[9]其实，“趋同”和“多样”本来就是对立统一的，两者体现了一种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了此道理。保证一国的文化安全，需要在“趋同”的背景下，保证文化多样性的共存。肖元恺先生指出：“全球化恰恰给了我们这样一个机会，一个表达本土文化的特性的机会。”[10]2006年10月，希拉克在北大演讲，也着重提到要“为承认文化多样性而不懈努力”。

墨家思想赞成文化多样性的共存。墨子认为随着区域、民族的差异，文化会呈现出不同的形态。墨子以輆沐、炎人、仪渠等国为例，说明文化具体形态的多样性。他说：“昔者越之东，有輆沐之国者，其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其大父死，负其大母而弃之，曰鬼妻不可与居处。”“楚之南，有炎人国者，其亲戚死，朽其肉而弃之，然后埋其骨，乃成为孝子”。“秦之西，有仪渠之国者，其亲戚死，聚柴薪而焚之，熏上谓之登遐，然后成为孝子。”[11]在政治统治方面，墨子持“尚同”态度，但对多样文化的共同存在，他却表示理解和尊重。墨子指出，文化的多样性是由于“便其习而义其俗”造成的，在不同地区有迥异的风俗习惯、风土人情，它们由于时间的累积，已深深地积淀在当地人们的思想结构、内在心理之中，既不能忽视它们的存在，也无法要求它们整齐划一，一味地加以非“仁义之道”的标签是不可取的，它们理应得到平等地对待。

墨子承认文化多样性的同时，也看到不同文化之间交流的重要性。他指出在文化交流之中，自身不能固步自封、自满瞒顸，要深入地把握对方的“知”或“不知”，这样才能避免盲目、有的放矢，自身最终达到融会贯通，。他认为：“知知之否之，足用也”，是不可取得。“知其所以不知，说在以名取。”才是正确的态度。[12]墨子在认识上追求的是“两智”的高深境界。他说：“智：杂所智与所不智而问之，则必曰：“是所智也，是所不智也”，“取、去，俱能之，是两智之也”[13]。在文化的交流之中，墨子还特别注意到优秀文化对落后国家的积极作用。如，墨子得悉公输盘为楚国建造云梯，将攻宋国，而宋国的军事器械及知识相对滞后，因此，他委托其弟子将自己掌握的先进军事文化知识告知宋人，让宋国进行积极的防御。诚如墨子所言：“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楚最终被迫放弃攻宋计划。[14]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难免有良莠之分，墨子提醒人们要时刻地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和辨别力，注意区分不同文化的性质，汲取优秀文化，抛弃不良文化。他说：“染于苍则苍，染于黄则黄，所入者变，其色亦变，五入必而已则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他进一步强调：“非独染丝然也，国亦有染。”所以对于外来文化的渗入，要“必择所堪，必谨所堪者”，取其精华，去其糟粕。[15]在文化交流问题上，墨家思想与鲁迅的“拿来主义”有异曲同工之感。

目前，西方的一些不良文化正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们的价值观念、思维模式及行为方式。特别是一些青少年追求西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奉行“人生在世，吃喝二字”的信条，浑浑噩噩，玩物丧志。墨子以人们沉湎于音乐为喻，提倡“非乐”、“节用”，极力抨击享乐主义。墨子通过对王公大臣、士君子、农夫和妇人不同社会群体进行分析，说明任何人不能过分地追求物质享受，贪恋感官刺激，否则会消磨自身的意志，不尽心从事本职工作，将会导致整个社会运转的失控。他说：“今惟毋在乎王公大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故国家乱而社稷危矣！今惟毋在乎士君子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竭股肱之力，亶其思虑之智，内治官府，外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仓廪府库，是故仓廪府库不实。今惟毋在乎农夫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蚤出暮入，耕稼树蓺，多聚叔粟，是故叔粟不足。今惟毋在乎妇人说乐而听之，即必不能夙兴夜寐，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綑布縿，是故布縿不兴。”总之，享乐主义“上考之，不中圣王之事：下度之，不中万民之利。”因此，人们不能迷恋于一时的欢愉，“为其目之所美，耳之所乐，口之所甘，身体之所安”，要树立远大志向和理想，以“求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作为人生的奋斗目标，在实践活动中要“利人乎即为，不利人乎即止。”[16]

墨家思想认同多样文化的共存，同时注重在交流中对不同性质文化的筛选，特别强调吸收优秀文化的必要性，这有助于维护我国文化主权不受他国的侵蚀，保证独立完整的文化主权。文化主权是一国主权的根本，是文化安全的核心，它的强弱关系到一国的意识形态、民族凝聚力、精神动力的存亡。国家必须把维护文化安全提到战略的高度。正如胡邦炜先生指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什么都可以失去，唯独文化不能失去，文化血脉不能中断。因为只要文化存在，失去的一切都能重新找回来，而一日失去了文化，就会造成民族主体性、自主性的完全迷失，这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17]此论断可谓甚是中肯，一语中的。



三



维护我国文化安全，必须要培养和弘扬中华民族的伟大精神。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明提到，一个民族，没有振奋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不可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中华民族精神的思想资源根源于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文化，优秀传统文化给中华民族精神提供了基本的“内核”。墨家思想中包涵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主要体现为以下内容：

热爱和平。墨子处于“史文阙轶,考古者为之茫昧”[18]的春秋战国变动时期，战争频仍，给人民造成了沉重的灾难。因此，他提倡“非攻”，极力抨击国与国的战争，希望国家之间彼此能平等相待，和平相处。墨子认为，战争是“天下之害”，上损于“圣王之道”，下不合“百姓之利”。他说：“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篡小家。”[19]墨子对战争给人民造成的惨状尤为痛恨。他说：“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则不然。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燎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极斗”。[20]墨子进一步指出，社会生产的乏力，是由于劳动力的匮缺，其根源就是战争。他说：“且大人惟毋兴师以攻伐邻国，久者终年，速者数月，男女久不相见，此所以寡人之道也。”[21]因此，他认为作为拥有天下的“仁人”，“必反大国之说，一天下之和，总四海之内”，[22]“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23]

自强不息。《周易·乾·象卦》最先提出：“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墨家思想注重自强不息精神的培养。墨子认为人只有意志坚强，才能有大谋略，成大事情。他说：“志不强者智不达。”“君子力事日强，愿欲日逾，设壮日盛。”墨子指出为保证国家的安定富庶，举国上下必须同心同德，发挥奋发进取的精神。他说：“又欲上之强听治也，下之强从事也。上强听治，则国家治矣。下强从事，则财用足矣。”[24]墨子对王公大人、卿大夫、农夫与妇人不同社会群体进行分析，说明任何人必须得具备自强不息精神，这样社会各项事业才能蒸蒸日上。王公大夫“彼以为强必治，不强必乱，强必宁，不强必危，故不敢怠倦。”卿大夫“彼以为强必贵，不强必贱。强必荣，不强必辱，故不敢怠倦。”农夫“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饱，不强必饥，故不敢怠倦。”妇人“彼以为强必富，不强必贫，强必暖，不强必寒，故不敢怠倦。”[25]

诚信互助。墨家思想重视人内在品行的修炼，认为诚信是做人之根本。墨子极端憎恶口是心非之人。他说：“信，言合于意也”。[26]“信：不以其言之当也，使人视城得金。”[27]墨子强调言行一致，说到做到，不要空谈费舌。他指出：“言必信，行必果，使言行之合，犹合符节也，无言而不行也。”[28]“言不信者行不果。”“原浊者流不清，行不信者名必秏”[29]“言足以复行者，常之。不足以举行者，勿常。不足以举行而常之，是荡口也。”[30]在诚信的基础上，墨子提倡用爱心去帮助他人，人与人之间要构建起和谐的互动交往的关系，正所谓“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他说：“夫爱人者，人必从而爱之。利人者，人必从而利之。恶人者，人必从而恶之。害人者，人必从而害之。”[31]“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财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劝以教人。”[32]

宽容友爱。有学者指出，墨家思想的核心内容即为“兼爱”。墨子所谓的“兼爱”，是平等的无差别的爱，这种爱体现了一种宽以待人的包容精神。墨子要求人们摒弃等级贵贱的观念，用宽容的心去关爱他人，爱人如己。他认为，世上的祸乱之源，皆在于人与人“不相爱”，所以要达到“天下治”，必须“天下兼相爱”。做到“兼爱”需要宽容的心态，要“视人之国，若视其国。视人之家，若视其家。视人之身，若视其身。是故诸侯相爱，则不野战。家主相爱，则不相篡。人与人相爱，则不相贼。君臣相爱，则惠忠。父子相爱，则慈孝。兄弟相爱，则和调。天下之人皆相爱，强不执弱，众不劫寡，富不侮贫，贵不敖贱，诈不欺愚。
”[33]只有“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为人父必慈，为人子必孝，为人兄必友，为人弟必悌”，社会才能众志成城，安定团结。[34]

墨家思想包含的中华民族精神，体现于中华民族的整体行为之中。贯穿于中华民族发展的全部历史。民族精神是民族文化的灵魂，它是一个民族文化凝聚力的基础。只有保持高度的民族文化凝聚力，才能形成一致的民族文化认同。民族文化高度的认同，是我们目前文化安全追求的目标。墨家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中华民族精神，可增强中华民族的文化凝聚力，促进民族文化的认同，为我国的文化安全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柱。



四



维护我国文化安全，需要抬升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实力。“本不固者末必几，雄而不修者，其后必惰。”[35]加强中华民族文化的力量，国家必须倚重知识分子。在文化的领导和传播方面，知识分子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著名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认为知识分子是统治集团的“管家”，指出“没有知识分子，那就是没有组织者和领导者，也就是没有组织的”。可见，知识分子群体在整个国家社会结构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36]

我党领导人一贯重视知识分子的重要作用。毛泽东同志认为知识分子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起“先锋和桥梁的作用”[37]，邓小平同志提出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江泽民同志多次强调“人才是最宝贵的资源”，“没有知识分子的参加，建设和改革的胜利更是不可能的”。[38]胡锦涛同志更把知识分子放到了新的高度，认为他们在经济社会发展中具有基础性、战略性、决定性的作用。

墨家思想特别重视知识分子，指出“尚贤者，政之本也”。[39]墨子说：“入国而不存其士，则亡国矣。见贤而不急，则缓其君矣。非贤无急，非士无与虑国。缓贤忘士，而能以其国存者，未曾有也。”[40]“国有贤良之士众，则国家之治厚，贤良之士寡，则国家之治薄。故大人之务，将在于众贤而已。”墨子劝诫统治者要举贤任能，注重优秀的知识分子，否则“国危矣”，正如桀纣“不以其无天下之士”，结果是“杀其身而丧天下”。所以，“归国宝，不若献贤而进士”。[41]墨子提出选拔知识分子要“不辟贫贱”、“不辟疏”、“不辟远”，要看重他们的才能，“有能则举之，无能则下之”，“得意，贤士不可不举，不得意，贤士不可不举”。[42]对优秀的知识分子，要提高他们的待遇，“举而上之，富而贵之，以为官长。不肖者，抑而废之，贫而贱之，以为徒役”，[43]要“高予之爵，重予之禄，任之以事，断予之令”。[44]对知识分子的任用，要注意他们的优点，知能善用，“听其言，迹其行，察其所能而慎予官”，“可使治国者，使治国。可使长官者，使长官。可使治邑者，使治邑”。墨子指出知识分子需要德才兼备，“厚乎德行，辩乎言谈，博乎道术”。[45]知识分子要严于律己，专务本职。他说：“贤者之治国者也，蚤朝晏退，听狱治政，是以国家治而刑法正。贤者之长官也，夜寝夙兴，收敛关市、山林、泽梁之利，以实官府，是以官府实而财不散。贤者之治邑也，蚤出莫入，耕稼、树艺、聚菽粟，是以菽粟多而民足乎食。”[46] 对于文化的领导，墨子希望知识分子具有越王勾践那样坚定的决心，推行优秀文化要不遗余力、勇往直前。他说：“昔者越王句践好勇，教其十臣三年，以其知为未足以知之也。焚舟失火，鼓而进之。其士偃前列，伏水火而死者，不可胜数也。当此之时，不鼓而退也，越国之士可谓颤矣。故焚身为其难为也，然復为之，越王说之，未逾于世而民可移也，即求以乡上也。”[47]对于文化的传播，墨子希冀知识分子成为宣传优秀文化的先行者，要走出书斋，积极地融入社会之中，以自己的行动服务社会，报效国家。他提到：“士虽有学，而行为本焉。是故置本不安者，无务丰末。”[48]因此，知识分子要经世致用，“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墨子对知识分子的思想，可谓真知灼见。如今，在维护文化安全方面，知识分子发挥着关键性的作用。知识分子掌握渊博的知识，拥有深邃的思想，具有强烈的社会使命感。他们担负着文化的传承和创新的重任。他们作为社会中文化素养和文化含量较高的群体，是保证文化安全的“脊梁”。他们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掘者、宣传者和利用者，他们的行为深深影响着广大的民众的思想状况，对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起着重要的导向作用。维护文化安全，也要“以人为本”。广大的国民是捍卫文化安全的真正的钢铁长城。知识分子对优秀文化的大力传播，会推动广大国民的思想道德素质和文化素质提高，增强中华民族文化的整体实力，更好地捍卫我国的文化主权和文化安全。



注释：

[1] 苏勇点校，《易经》，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2页。

[2] Tylor. E ：《Primilitive Culture》，.London: John Murray, 1871,1；庄锡昌：《多维

  视野中的文化理论 》，浙江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99页。

[3]《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7年版，第24页。

[4]《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04年增补本版，第7页。

[5] 陆忠伟：《非传统安全论》，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1、2页。

[6] 石中英：《论国家文化安全》，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7] 刘文典：《淮南鸿烈集解》，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709页。

[8]《新墨学如何可能?》，《哲学动态》，1997年第12期。

[9] 王铭铭：《人类学是什么》，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版.，第 129页。

[10] 肖元恺：《全球新坐标：国际载体与权力转移》，国际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 第267页。

[11]《墨子》卷六，节葬下第二十五

[12]《墨子》卷十，经下第四十一

[13]《墨子》卷十，经说下第四十三

[14]《墨子》卷十三，公输第五十

[15]《墨子》卷一，所染第三

[16]《墨子》卷八，非乐上第三十二。

[17] 胡邦炜：《熊十力哲学的价值与意义》，《文史杂志》，2000年第1期。

[18] 顾炎武著、黄汝成集释：《日知录集释》，《卷之十三—周末风俗》。

[19]《墨子》卷七，天志上第二十六。

[20]《墨子》卷五，非攻下第十九。

[21]《墨子》卷六，节用上第二十。

[22]《墨子》卷五，非攻下第十九。

[23]《墨子》卷五，非攻中第十八。

[24]《墨子》卷七，天志中第二十七。

[25]《墨子》卷九，非命下第三十七。

[26]《墨子》卷十，经上第四十。

[27]《墨子》卷十，经说上第四十二。

[28]《墨子》卷四，兼爱下第十六。

[29]《墨子》卷一，修身第二。

[30]《墨子》卷十一，耕柱第四十六。

[31]《墨子》卷四，兼爱中第十五。

[32]《墨子》卷二，尚贤下第十。

[33]《墨子》卷四，兼爱中第十五。

[34]《墨子》卷四，兼爱下第十六。

[35]《墨子》卷一，修身第二。

[36] 葛兰西：《葛兰西文选》，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葛兰西：《狱中札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0年版。

[37]《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页。

[38]《人民日报》1990年5月4日

[39]《墨子》卷二，尚贤上第八。

[40]《墨子》卷一，亲士第一。

[41]《墨子》卷一，亲士第一。

[42]《墨子》卷二，尚贤上第八。

[43]《墨子》卷二，尚贤中第九。

[44]《墨子》卷二，尚贤上第八。

[45]《墨子》卷二，尚贤上第八。

[46]《墨子》卷二，尚贤中第九。

[47]《墨子》卷四，兼爱下第十六。

[48]《墨子》卷一，修身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