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学子三大怪现象及其原因

天籁

佚名


    现代是信息发达的社会，高科技让我们接触到了互联网，我们可以说得到了不出门而知天下事的“特别优惠”，我们这一代无疑是幸运的。
    刚学会着摸索键盘，的确很是兴奋了一段时间。因为这能让我不再只是天南地北的笔友鸿雁往来，而是能在聊室里通过网络和当代人谈书论经，寻觅同道中人。
    自去年11月份上网到如今，算算时日或许不多，但对上网时间比较充裕的我来说，已不能说是短了。从网上开始寻觅同道到国学论坛开办至今，由于我所接触的一般都是喜欢读书也热爱文化的人，因而我无意中发现现代学子有三大怪现象，并试着为其分析成因。也算是现代学子三大怪现象之我见吧，聊成一文，以供诸君讨论。
    首先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也许会发生但不应发生、而事实上真的发生了的现象：读现代书、外国书者远远多于读中国古书者。
    为什么这是个也许会发生但不应发生的现象？关于“也许会发生”这句，我们得追溯到五四时期那会儿。
    五四时，以陈独秀、胡适等为先锋主将的思想进步而又稍带偏颇的知识分子，急切救亡图存，提出了“中国需要那赛先生，那德先生”、“打倒孔家店”的口号，主张西学救国，建立现代化社会。只是他们把现代化等同于西化，因而全盘否定了中国传统文化，高喊“不读中国古书，只读外国书”。作为反封建战斗士的鲁迅先生也有“不读古书，或者少读”的宣言，当时甚至于有“把线装书扔到臭毛坑”的说法。这是直接造成现代学子不屑或不愿读中国古书的因素。
    当时，五四青年也击挎了几千年以来一直占正统地位的文言。提倡白话，本是大势所趋，无可非议，而绝对废黜了文言文，却成了另一种束缚。另外古书都是文言写的，正如南怀瑾先生所说“中国文学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甚麽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及了，无可否认，这些对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麽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累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在古文中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论语别裁》），文言和白话的对立和隔阂，自然是间接造成学子不屑或不愿读中国古书的因素。
    五四新文化革命运动在近代史上是占着很权威的地位，而八十多年以来，国人似乎习惯了这种对古书的看法、对文言的排斥。英国哲学家罗吉尔。培根告诉我们“真理的障碍是权威、习惯、成见和虚夸”。姑不论古书（传统文化）是不是有真理，无庸置疑的是至少学子不屑或不愿读中国古书有“习惯”和“成见”的成份。
    以上是“也许会发生”的原因。在今天已不是“也许”了，五四迤今，已导致了这样一个怪现象。
    先哲王仲任有言：“知今而不知古，谓之盲瞽；知古而不知今者，谓之陆沉。”如今随着时代而变，这句话中“今”字也包含着西学。诚然，今古也罢，中西也罢，一般是不应偏废的。笔者拙见以为，依常理而言，先读中学，后读西学。这好比是先读家里的书籍，再读邻家的书籍。当然双管齐下，也无不可。
    然而，网络学子有知道古希腊著名哲学家亚里斯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苏格拉底的徒孙，却不清楚被钱穆先生推崇为和孔子并称的朱熹是李侗的学生、程颐的四传弟子；知道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约在公元16世纪末提出的“世界上没有两片完全相同的树叶”，却不清楚我国的名家代表人物惠施早在公元前三百多年提出了“大同异与小同异”；知道海明威的《老人与海》，却不清楚韩愈的《原道》；知道外国的诗体“十四行”，却不清楚中国古代的“楚辞”怎样一种文体......
    等等这些，难道不是“不应发生”的怪现象吗？“事实上真的发生了”！
    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悲哀？还是学子的悲哀？

    第二个不能不谓之怪的现象是：网络学子对传统文化缺乏认识与对孔孟儒学的拒斥心态。
    做为今日学子，是否应该对自已国家传统文化有一定的了解？我想答案应予以肯定。而去了解、认识传统文化的前提条件是什么？是读读、看看上古文献。但是，这前提条件在上面所说的第一个怪现象出现后也就失去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对孔孟儒学的拒斥心态，大致表现在盲目地非难孔子本人及误解儒学思想上。这种心理因素，起源于近代“反孔非儒”运动和文革时的“批林批孔”。儒家思想以传统封建社会为物质承担者，而传统封建社会以儒家思想为精神承担者，传统社会的瓦解，致使孔子权威丧失。当中国被西方列强的大炮轰开国门后，近代便开始了反孔运动，经历了太平天国的农民革命思潮、资产阶级革派的民主思潮，以及达到高潮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众所周知，在“五四运动”后，再遭“文化大革命”最后一劫，这场充满强烈政治目的色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的“文革”运动，使儒学历经空前的厄运。亿万人民（其中不乏文盲）高喊“打倒孔老二”的噪音充斥在中国的大地上，就这样使孔子蒙上了不白之冤！如果说文革还有没平反的“怨假错案”，那么无疑应包括孔子此案。有鉴于此，我曾写过“大哉唯孔孟，见非于当世。其冤深窦娥，待学宁无日”，这“雪”字既感叹何以不见六月雪？又感叹其冤未雪、难雪。
    在网上，我遇到一种很糟的情况，有人错以为三纲是孔孟思想的；也有人把“吃人的礼教”这一文学比喻，当成了礼教的总印像；有人干脆把孔孟思想等同于封建思想。还有一种更糟的情况，历五四，经文革后的儒家思想，似乎是全已恶名昭著，不屑一提。甚至于一些人一听说是“儒学”、“孔孟之道”，就怒斥为“腐儒”、“孔老二”，神经紧张地像拉上弓弦的箭矢，不分青天红皂白大加诋毁。
    释氏认为“诸法由因缘而起”，照佛家观点来看，我们如果说不读中国古书和对传统文化缺乏认识两者之间是“同时的互存关系”，那么对孔孟儒学的拒斥心态和五四的反孔非儒高潮、文革的“儒法斗争”、“批林批孔”，两者之间便是“异时的互存关系”。
    令我们感叹的是，一些连《论语》都没认真读过的人，就随心所欲对二千多前中国文化史上的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孔子，进行主观臆测。这就像还没见过某人一面，就说这人鼻子长得不对，眼睛太斜。还不认识某人，就说这人怎么怎么难看。这显然是荒谬的。当然，孔孟言行也并非完美无缺，也并非没有丝毫过失。然而“其犹日月之食焉，何损于明”？
    时值今日，为什么还有那么多人依然还在五四与文革“反孔非儒”的圈圈中来回而对孔孟思想妄加指责？
    而今，我们难道就不能以客观的，冷静的重新对这位“东方圣人”其人其思想，进行公正的、理性的评估？

    最后这个现像也许不是很怪：推崇道家者多于推崇儒家者。
    本是个怪现象，之所以说“也许不是很怪”，是因为儒道相对而言，我比较推崇儒家，因而不好作盖棺之论。先简要谈谈两家的区别。
    道家是古代最有影响的哲学学派，老子死后，道家主要沿两条路线继续发展，一条是“无为主义”的政治学，盛行于战国和西汉初期的黄老学派，这派主张“无为而治”，另一条是“任自然”的人生哲学，对后代产生深远影响的老庄学派。
    儒家并非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或学派，而是华夏民族的文化精华，是华夏固有价值系统的一种表现。汉代以后的儒家以“经世”为心，故古代有“儒臣”、“儒将”之说。显而易见，传统意义上的儒家绝非埋头故纸堆的迂夫子，而是以天下为已任的学术精英。
    正因为这样，我对推崇道家者多于推崇儒家者才深感不解。第一，黄老学派的“无为”，是一种建立在理想国上的政治思想。而老庄学派的“任自然”，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反异化”，庄子甚至认为人类的文明就是人类的异化。换句话说，道家既反对现代的科学建设，也反对道德观念。这是古人所能接受的还是我们现代人所能接受的？第二，千古以来，有所谓“儒道互补”的说法。是指处国家太平，则用儒家学说，如果是乱世则用道家学说。传统士大夫多进退于儒道之间，达者以儒家“兼善天下”，穷则以道家“独善其身”。那么，现在是乱世吗？第三，儒道两家，如果非用两个字来概括其思想，那么前者是“入世”，后者是“出世”，也可以是前者积极，后者消极。
    儒道思想的区别问题已很清楚，但这个怪现象，又是怎么样发生的？我们不妨试着研讨一番。
    五四前后，著名教授兼作家施蛰存还建议青年读〈庄子〉（和〈文选〉），我们知道，道家在五四时没有受到批判。五四批判的是儒家，而忽视了道家，这是个大因素。那又为什么只是批判儒家而忽视了道家？这原因很简单，在古代，儒家是正统地位，和封建社会直接挂钩的，上面已谈过。儒家是被批判了，但道家没有，有读先秦诸子的现代学子自然首选道家书来读，这就象秦始皇焚书后，知识分子无书可读，都读〈易〉去了一样，因而汉初〈易〉骤盛，一如现在“推崇道家者多于推崇儒家者”这怪现象。
    我们试想，如果假设道家是正统地位，和封建社会直接挂钩的，五四和文革批判的自然也是道家，那么，我们现在就一定成了“推崇儒家者多于推崇道家者”，“推崇儒家者多于推崇道家者”那么也应是怪现象了。
    “推崇道家者多于推崇儒家者”这怪现象，还有值得注意的因素，推崇道家的人以为孔子也曾师从老子。本来孔子师从老子，这是无所谓的。孔子还曾跟师襄学音乐，“圣人无常师”（《师说》），但很多推崇道家的人以此为资，所以顺便就此事一谈。
    老子应不是孔子的老师，连向老子问礼也还不是定论。庄周的〈庄子—天运〉篇和葛洪的〈神仙篇〉，都说孔子师从老子。是不足信的，这纯属是派别之间的自我抬高的说法。唐僧法琳〈破邪论〉引〈清净法行经〉中说，孔子、颜回、老子三人都是佛的弟子，这可信吗？
    常常听到推崇道家的人说，孔子都曾夸老子如龙（按：出自《史记—老子韩非列传》，“孔子去，谓弟子曰：‘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其实，这位世界级文化名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老子其人到底是谁，早在太史公时代已成了疑案。《史记-老子韩非列传》记载，“老子者，楚苦县厉乡曲仁里人也，姓李氏，名耳，字摐，周守藏室之史也……或曰：老莱子亦楚人也……或曰儋即老子，或曰非也，世莫知其然否。老子，隐君子也”。也就是说，当时有三位可能是道家的老子，一是李耳（早于孔子），再是老莱子（与孔子同时），三是太史儋（后于孔子）。太史公大致认为道家的老子便是李耳，但近代学者只有胡适、张煦、马叙伦几位继承了该说法。一般都认为是老子其人其书应当在在孔子之后，如梁启超、冯友兰、顾颉刚等学者，还有人折中前两者意见，如唐兰主张老聃与孔子同时。钱穆则明确指出老子应在战国晚期人。
    太史公这说法，已被后人指出有误。这里便不一一列举，只谈一下梁任公的意见——老子之子名宗，宗为魏将。宗子注，注子宫，宫玄孙假。假仕于汉孝文帝，而假子解为胶西王邛太傅。这几句话就很容易发生问题。魏列在诸国，在孔子卒后六七十年。老子既是孔子先辈，他的世兄，还捱得到做魏将，已是奇事。再查《孔子世家》：孔子十代孙藂，为汉高祖将，封蓼侯，十三代孙安国，当汉景、武时。前辈的老子八代孙和后辈的孔子的十三代孙同时，未面不合情理。这是第一件可疑。孔子乐道人之善，对于前辈后当时贤士大夫如子产、蘧伯玉等辈，都常常称叹。象《史记》说的“老子犹龙”那一段话，孔子既有恁么心悦诚服的老夫子，何故别的书里头没有称道一句？再者，墨子、孟子都是极好批评人的人，他们又都不是固陋，谅来不至于连那著“五千言”的“博大真人”都不知道，何故始终不提一字？这是第二件可疑。就令承认有老聃这个人，孔子曾向他问过礼，那么《礼记—曾子问篇》记他五段的谈话，比较地可信（因为里头有讲日食的事实），却是据那谈话看来，老聃是一位拘谨守礼的人，和五千言的精神恰恰相反（这话前人已曾说过）。这是第三件可疑。（《饮冰室书话》第４２页）
    至于〈礼记〉里也有提到孔子向老子问礼一事，那是因为这事流传很广，连儒家弟子都以为是真的。
    在此，笔者绝没有排斥道家的意思，一如绝没有指责五四（五四运动提倡科学和民主的大功不是所能抹杀的）之意。作为在传统文化中占极重要位置的道家能绵延至今，自有它的可取之处，如鉴借道家的少私寡欲，道法自然等思想。
    不难看出，三大怪现象有一共同点，便是不读儒家经典。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啊！既便相对读道家经典的人来说也一样，不了解儒学，可以说对传统文化便是不了解。笔者所认为的三大怪现象及其原因大致如上，希望能引起大家的正视，这也是本文的最终目的。
    文末，想起亚里斯多德那个极为著名并影响深远的哲学命题。
    也许很多人都知道，亚里斯多德哲学代表作《形而上学》，开篇第一句话“人的天性就是求知”。人和动物的最大区别就在于人有“永恒的灵魂”，在灵活的指引下，人以获得知识和智慧为最大的满足。人们所获得知识和智慧是有实用价值的。但实用并不是要获得知识和智慧根本目的，因为知识和智慧本身就是自满自足的，它不需要通过运用去实现自身价值。换句话说，知识和智慧的获得就足以让我们心满意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