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明对欧洲的推动作用(朱宁)

天籁

朱宁


    1956年，德国人古腾堡用活字技术印出第一部作品即《四十二行经》的第500年，这本仅存的圣经，以130万英镑的高价售出。不知这是否足以安慰一生苦苦追求财富而未得的发明家的英魂。有些人还将他列进“历史上最有影响的100人”之中。

    这无法不令我们想起另一位死后伟大、生前卑微的发明家—毕升。这位早欧洲400年就已发明了活字印刷术的平民，就连当时对他评价最公允的沈括在其《梦溪笔谈》中也仅仅记道：“自冯瀛王（道）始印五经，已后典籍，皆为板本。庆历中，有布衣毕升，又为活版。“没有技术推动的社会是无进步可言的，而没有制度支持的技术创新是不可能长久的。著名学者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中提出，欧洲在技术和工业方面超过中国的时间是公元1450年。中国，“在公元2世纪至15世纪之间，这条线的走向显然比欧洲的水平高得多“。他认为，不是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一系列的变化”使新的文明诞生了。15世纪是一个分水岭：西方社会在技术上落后了整整2000年，这个时期突然跃起，赶上了东方。而这一切，印刷术的改进起了重要作用。

       6000年的人类文明史，已历经三代。而这三代文明，都有一个明显的技术标志。

第一代文明的技术标志是铁，由于冶铁技术的发明，使得昂贵的青铜制器逐步淘汰。铁犁的普遍运用提高了农业生产率；而军事领域，铁器使作战能力大大提高。第一代文明的高峰是埃及文明。

第二代文明的技术标志和推动力则是纸，它发明于中国汉朝。在此之前，中国的二千年文化的发达比不上两河流域和埃及，但纸张发明之后，中国迅速成为文明的中心、技术和文化的主要捐献国。纸张的出现改变了文化传播的方向—普及化使家境稍次些的人也能读得起书，因而它成为文学革命的界标。

第三代文明的出现，其标志则是印刷术。古腾堡的技术革新在欧洲引发了文化触电—在此之前，仅有雕版印刷。印刷术经过欧洲的技术改良，迅速普及，使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得到印刷术的催化而大放异彩。它将文化从教会和贵族手中解放出来，为新思想、新作品的传播提供了物质基础，促进了当时的文化繁荣。

技术的运用与发明，很大程度上是对已变化了的环境的一种反应。在本千年初西方社会已出现了许多缓慢的进步：农业增产导致人口增加，而人口的激增又导致了边疆运动（反过来刺激农业发展）及商业的繁荣，而商业的发展又推动城市兴起和手工业的兴旺──这样的一个急需发展的社会，提高劳动生产率就只能寄望于技术的推动。

在不需要技术的时代技术是无用的。最具说服力的是导致欧洲“农业革命”的“三圃制”，早在九世纪就已被发明，但它真正地被普遍运用则到十二世纪了。正是因为中世纪人口密度的提高，导致了土地效益递减，从而必须对土地加以保养和更集约地利用，这种三年一轮的耕作制才在欧洲普遍推广。

技术革命只能发生在需要它并且能利用它的地方。因为需要一台在远洋期间保持精确度的计时钟，西班牙悬赏一千金克朗，荷兰悬赏十万弗罗林，英国则出赏金两万英镑，一直到18世纪，约翰·哈里森耗尽半生精力才解决了这一问题。可见，付出报酬和提供奖金是刺激努力出成果的人为办法，而一项为包括新思想、发明和创新在内的知识所有权而制定的法律则可以提供更为稳定的动力。

对技术的如此饥渴地吸收正是西方要崛起的象征。此时的西方，并不是一个有能力做出像工业革命以来的两个世纪铺天盖地的发明以飨世界的社会。它们需要的技术主要通过引进，而后是改进（1456年之后）。直到进入牛顿时代，才产生了大量推动世界的发明。

西方社会所需要的技术从哪里来呢？主要来自中国和阿拉伯世界。

李约瑟先生认为，中国在公元1世纪左右发明的船尾舵，在公元12世纪

传播到欧洲。这对于西方航海业的发迹贡献是非凡的。传入欧洲的还

有纸张、拉式纺机、平圆拱桥、水力轮式碾磨机、水力冶金鼓风机械、

活塞风箱、马用挽具、雕版印刷、航海制图法、石弓等技术。丁·尼

达姆的《中国的科学与文明》一书统计显示，在15世纪前的1500年中，

有35种重要技术与发明从中国传入欧洲，但期间仅有4种技术如螺钉、

钟表装置从欧洲传入中国。不过在12世纪传入西方的技术家族中，最

为显赫的还是活字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写

道：“因为这三大发明首先在文学方面，其次在战争方面，第三在航

海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许多事物的面貌和状态，并由此产生无数变

化，以致似乎没有任何帝国、任何派别、任何星球，能比这些技术发

明对人类事务产生更大的动力和影响。“

在欧洲社会引进技术的时代，船尾舵、马蹬和胸带挽具、水磨来了。前者在航海业，第二种在军事领域，第三种和第四种为农业领域带来很大效率，随着欧洲城市的增加和制造业的扩大，水力等自然力被应用于日益多样化的生产程序，这些技术进步有利于欧洲经济扩张。

在技术改进时代，印刷术、火药、指南针则成了进步的中流砥柱。这三者的影响表现在文化、军事、航海领域的革命性变化。印刷术则由于它对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运动的支持，无愧于欧洲社会兴起的第一技术推进力。

到了技术创新时代，最有代表性的，无疑是纺织机，它引发了工业革命。而在科学突飞猛进的时期，电的发明则是功勋卓著的，正是从这个时代，由欧洲人创造的科学和技术才开始统领世界。

一种发明两种命运，难道不是发明者的悲哀吗？而之所以如此，社会结构是深层次原因。有效的社会组织的作用就是刺激个人去从事技术发明或革新。如果没有社会刺激，个人就很难有动力去做这件事，虽然偶有发明，但却缺乏持久地关注技术发明以及革新的热情。在元、明，有关发明家的故事就很少了，写八股、作诗可以通过科举平步青云。

在此前的宋朝，也曾出现了许多好的势头，比如商业繁荣、城市和手工业兴起、人口增长极快、农业水平很高、科学技术发达。在王安石变法中，青苗法就有了贷款的因子。但这些都只能被看作是有些资本主义的影子，纵有些要素，但构不成一个有机体。使社会飞跃的不是一个因素，而是“一个有机整体，一系列的变化”。

文艺复兴也是第一场全民动员运动—由文艺而深抵人们的灵魂。而就在这前后，纸张和印刷术都远道历经颠簸而来，最终推动了文化的普及和人们共同文化意识的达成。尤其是印刷术，正是这一杠杆的轻轻一撬，欧洲跃到了中国、印度、阿拉伯这些古老社会的前头。印刷术恰到好处地尾随人文主义运动而至，真是它的幸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