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来圣贤多寂寞，是真名士自风流——读杨宪益《银翘集》

花雨

佚名


      被黄苗子戏作“宪益老儿”的杨宪益，“开始学写旧诗很早，大约上中学之前，十几岁的时候。”他一生打油诗无数，到底写了多少，自已也记不得了。我们所见到这本《银翘集》 ，是2003年编定，2007年10月由福建教育出版社出版，只印了3000册。这是杨先生迄今在大陆出版的唯一的一本诗集。薄薄的一册，不是杨诗的全部，当然全是精华。
　　中国的旧体诗，不是古文功夫好就能写的，也不是只掌握了平仄，韵律，遣词，造意，便能为之。就像毕加索的印象派绘画，不一定读懂，但其中定有奥妙。杨宪益先生说，“我实际上并不是一个诗人，也从未认真写过什么像样的诗。在过去半个多世纪，也确实写过一些，但都是写着玩的。尤其是在最近二十年间，写的自已叫做‘打油诗’，恐怕连打油也不够格。”我们可以把这段话看作自谦，但实实在在表达了一种写诗的态度和状态。
　　杨先生的写诗，是一种什么态度呢？那就是“隐”。隐不仅仅是指写诗的手法，隐而不露，曲而不直。我觉得，隐是一种人生态度。一个早年留学牛津的大学问家，大翻译家，他从来就没当回事，邵燕祥说他“学问不挂在脸上”。越是有学问的人，越是平淡，自古如此。而当代如杨宪益者，能有几人？有些人写诗，全是趋时，应景，教化。在杨诗中看到的只有自嘲。讽世，谕世，警世。微言大义。自然，没有达观是做不到自嘲的。

　　好汉最长窝里斗
　　老夫怕吃眼前亏

　　香港大学颁给他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他写道：

　　相鼠有皮真闹剧
　　沐猴而冠好威风　

　　杨先生精通中英文，留学牛津，就翻译了《楚辞》，后来又有《聊斋志异》《儒林外史》《老残游记》《资治通鉴》等，这是当代中国译界的最高水准。后来又和夫人戴乃迪共同翻译《红楼梦》 ，成为世间绝版。就这么一位大家，自嘲为：

　　卅年辛勤真译匠
　　半生漂泊假洋人

　　与此绝相对应的，是在世间广为流传的佳句：

　　久无金屋藏妖念
　　幸有银翘解毒丸

　　杨先生是散淡之人，他的散淡之心，正如王世襄送他的那两句名言：

　　古来圣贤多寂寞
　　是真名士自风流

　　旧体诗没有不用典的，不过，杨诗好用今典，今典之难，在于穿透人生之后的洞明。今典不必像古典那样，查经据典。今典的人和事，就在身边。他常常一醉了之，一笑了之。这就是他的品格。
　　说到杨先生的写诗状态，就跟一个醉字相关。
　　黄苗子说，他的诗是在酒缸里泡出来的。一个泡字，何其生动。古来真名士，诗酒皆风流。杨先生是文曲星与酒星兼而有之。他应邀游湘西，在古丈县遇车阻，于是口占一绝：

　　途中风雨正癫狂，
　　又报车前遇塌方；
　　还是暂留古丈好，
　　虽然沉醉又何妨。

　　好酒，好诗，加上“幸有银翘解毒丸”，这就是杨先生的一种状态。
　　1957年反右运动之前，人人都响应号召，大鸣大放，杨先生有诗写道：

　　应是东风未吹透
　　鸟鸣花放总艰难

　　又有一首：

　　有意催花花不发
　　解铃还须系铃人

　　1960年，正是“反修”的当儿，这个不合时宜的老头，随手写下一诗，其中有两句：

　　猎猎东风夜撼关
　　会看春色破层寒

　　这不是很散淡的么，不料惹下大祸。他无意地放在写字桌上，被人抄去，到了1966年文化大革命，有人将此抄成大字报，作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将他打成反革命，并认定他是外国特务，（年轻时留学英伦）不但打入黑牢，连夫人戴乃迪也陪坐，共尝中国监狱的滋味。
　　后来杨先生就不再写诗了，他明白，文字这玩意儿不是随便好玩的。

　　开国应兴文字狱
　　坑儒方显帝王威

　　然而，酒是不能没有的，有了酒，就又有了诗。
　　1990年，以洋水仙为引，又有一首《自嘲》

　　清谈夷甫终无用，击鼓祢衡未必佳。
　　差似窗前水仙花，只能长叶不开花。

　　你能说，这是只写水仙么？

　　先生每每以酒客自状：

　　民以食为天
　　我唯酒无量

　　有酒有烟吾足愿
　　无官无党一身轻
　　作诗入党两无成
　　只合文坛作散兵

　　一生飘泊等盲流，到处行吟乱打油。
　　无产难求四合院，余财只够二锅头。
　　人间虽少黄金屋，天上修成白玉楼。
　　堪笑时人置家业，故居留得几春秋。

　　1993年先生以诗记社会情状：
　　回到京城又半年，大街小巷炒银元。
　　身无长物皮包骨，情有别钟酒与烟。
　　没有靠山难下海，行将就火快升天。
　　玉楼正缺承包匠，早去能拿回扣钱。

　　酒客不醉反醒，酒仙顽而不愚。正是“值此良宵须尽醉，人间难得是糊涂” 。
　　这就是杨先生的风骨，风貌，才气，才情。

　　学成半瓶醋，
　　诗打一缸油

　　天下有这样的打油诗人么？
　　中国只此一人，只怕世界也此一人。
　　那么 ，用吴祖光先生赠杨宪益的一联，来结束学习
　　杨诗的心得吧：

　　毕竟百年都是梦
　　如何一醉便成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