慎用毛泽东“文革”诗句评论“焚书坑儒”

花雨

佚名

　　
　　不久前，观摩了一位年轻历史教师的课。内容是人教版初中《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的第10课“秦王扫六合”。根据初中历史课标的内容标准规定，本课要“了解秦兼并六国和秦始皇加强中央集权的史实，探讨统一国家建立的意义”。教学简案中把教学重点确定为“秦巩固统一的措施及作用”是正确的。教学难点则确定为“如何看待焚书坑儒、秦统一的作用”，如何看待焚书坑儒?公认的观点是“箝制了思想，摧残了文化”，现在有新的说法吗?我们耐心地顺着教学过程听下去。
　　教师介绍了焚书坑儒的史实后，说焚书坑儒的影响课本上没有，我们来看后人的评价。多媒体课件出示了三则材料：一是郭沫若的话“书籍被烧残，其实还在其次，春秋末年以来，蓬蓬勃勃的自由思索的那种精神，事实上因此而遭受了一次致命的打击”；二是毛泽东的诗句“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待商量”；三是章碣的诗《焚书坑》。看到此处，我很诧异。郭沫若的话是课本文献资料栏提供的，话外提问：“你怎样看待焚书坑儒?”学生应该能够得出结论。晚唐诗人章碣的七绝，是对秦始皇焚书暴行的嘲讽和谴责，作者的态度一目了然。唯独毛泽东的两句诗，肯定秦始皇、为焚书坑儒辩护。假如引用这三种材料的目的是让学生自己分析，初中一年级的学生刚刚入门学习历史，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显然是拔苗助长。更重要的是，怎么向学生介绍毛泽东的看法呢?
　　这位年轻教师引用的毛泽东诗并不完整，只是头两句，她自己没有厘清诗的全文及产生的背景。
　　毛泽东的诗是1973年传开的。“8月5日，毛泽东向江青讲述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情况，说：历代有作为、有成就的政治家都是法家，他们都主张法治，厚今薄古；而儒家则满口仁义道德，主张厚古薄今，开历史倒车。他当场念了所写的一首题为《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诗：‘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魂死秦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郭老”就是郭沫若(1892～1978年)。“十批”是郭沫若研究中国古代史的主要著作《十批判书》。这位年轻教师引用的郭沫若的话就出自该书“吕不韦与秦王嬴政的批判”一文。“唐人封建论”指唐朝柳宗元的政论性文章《封建论》，从表面上看，毛泽东似乎是在发表历史见解，而实际却是“为了某种政治斗争的需要”。这个政治斗争就是批林批孔运动。“九一三事件”客观上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理论和实践的失败，很多干部和群众从个人崇拜的狂热中觉醒，加深了对“文化大革命”的怀疑和不满。但是，毛泽东并没有吸取林彪事件的教训，继续坚持错误，又在全国开展批林批孔运动。
　　为什么把批林彪与批孔子连在一起呢?事源于《“571”工程纪要》。在这份武装政变计划中，林立果等攻击毛泽东是“当代的秦始皇”。毛泽东本来就赞赏秦始皇，这时，主持中央工作的周恩来又提出批极“左”思潮，并采取措施纠正“文革”中的错误，这又引起他的不满。于是，毛泽东在同王洪文、张春桥的谈话中明确表态，说：“郭老在《十批判书》里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的，而且是反法的。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1973年7月7日，毛泽东在会见美籍华人科学家、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杨振宁博士时，又说：“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六百四十多人，他崇尚法家。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是崇儒反法。法家的道理就是厚今薄古，主张社会要向前发展，反对倒退的路线，要前进……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个人。坑儒也不过坑了四百六十人。”1973年9月，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再次强调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也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毛泽东把自己看成是秦始皇，对秦始皇的赞扬越来越高，肯定越来越绝对化，因此对焚书坑儒持肯定态度，这就不是学术争论了，而是一种政治信号。在那个年代，毛泽东的话就是“最高指示”，这样，在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主义中国，制造出一场批孔的政治闹剧。
　　当时把批孔和批林结合起来，完全不是学术问题，目标既不是林彪，也不是孔子，而是另有所图：一为肯定“文革”，二是批周。1974年初，江青在各种场合，把矛头对准周恩来和其他老一辈革命家，鼓吹批“现代大儒”；受江青控制的写作班子则借题发挥“批宰相”、“批周公”。
　　再说《十批判书》。
　　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写于抗日战争时期，该书汇集了他对孔子和秦始皇的研究和评价。郭沫若肯定了秦始皇统一中国的历史功绩，同时，严厉批判了焚书坑儒、滥用民力等暴行。这里除了郭沫若历来的尊孔反法思想外，还与他当时用秦始皇鞭挞蒋介石的独裁统治有关。所以，《十批判书》是在特定历史背景下产生的一部著作。以郭沫若的地位和影响，此前。毛泽东尽管不赞成郭沫若的观点，但很少公开批评。到了“文革”时期就不一样了。1973年，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批评逐渐升温，江青越来越有恃无恐。1974年1月25日，江青在讲话中公开了毛泽东对郭沫若的批评，两次令82岁高龄的郭老站起来蒙受羞辱。江青的举动实际上是冲着周恩来的。因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直接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工作。2月10日，江青甚至直接上门，要郭沫若写检查，承认《十批判书》是王明路线的产物。
　　以上回顾说明，假如毛泽东有这首诗。政治目的是第一位的，不能当作学术见解看待。更重要的是，此诗未必是毛泽东的作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中无记载。据原中央警卫团团长张耀祠在《回忆毛泽东》中说，他们曾根据江青1974年1月24、25日在两次万人大会上的讲话录音，记下这首诗，拿给毛泽东看，问是不是他写的。“毛主席两次都摇头说：‘我没有写过这样的诗，不知从何而来。郭老是旧时代过来的人，也不至于如此’后来。根据工作人员和机要秘书回忆，都说没有看见毛主席写这样的诗。大家认为，可能是江青自己杜撰的，用这种形式来欺骗群众，整倒郭老”。江青还传出了毛泽东的一首近似顺口溜的五言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是否出自毛泽东，更不可考。
　厘清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基本过程，了解了毛泽东的心路历程，再回过头来看教学。引用毛泽东的两句诗可能达到什么效果呢?如果说他的观点不对，势必要解释上述更深层次的问题，而初一的学生又太小，还没有学习、了解“文革”史；假如仅仅告诉学生后人对焚书坑儒还有肯定地观点，那么，以毛泽东的地位，他的看法是对?是错?给学生留什么印象?更何况，这两句诗是否出自毛泽东，还要存疑。显然，在初一教学中轻率地引用这两句诗，是不适当的。由此反映出的教学问题怎样改进呢?笔者认为：
　　1　“文革”史是中学历史教学的薄弱环节，历史教师要加强对“文革”史的学习和研究。中学历史中“文革”的内容很少，究其原因，是执行“宜粗不宜细”的原则。正如《“文化大革命”简史》的作者所说：“作为历史科学的‘文化大革命’史，需要在《历史决议》的指导下，对很多问题进行深入的研究，一些具体历史事件的实际情况，有待于继续发掘和澄清。特别是探寻纷繁复杂的各种人物和事件背后的历史动因和内在联系以及不依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发展趋势，则更有待于继续努力。这是全党和全国人民的大事”。目前年轻的历史教师越来越多，“文革”后出生的占很大比例。他们只能仅就教材教教材。所以，关注学界对“文革”研究的新成果，应成为广大历史老师，特别是年轻老师专业进修的重要内容。唯有这样，才能通过历史教育，让青少年加深对“文化大革命”的认识，为增强民主与法制意识打下良好的基础，才能不让“文革”的悲剧重演。
　　2　引用材料要慎重，在自己理解清楚后再用于教学。在教学中运用史料能体现历史的真实性，培养“论从史出、史由证来”的正确方法。但是，引用材料要读懂材料、理解材料，千万不能似懂非懂，在自己尚不清楚的情况下就教给学生。再就是要对材料的出处、原文、背景等作全面、仔细的研究，要搞清楚来龙去脉、前因后果。不能断章取义，为我所需，不能迷信，不要以为是领袖、名人的话就能用。先入为主对学生的影响可能很大，尤其是打着权威的旗号。毛泽东那两句诗，很可能使学生产生错误印象，认为焚书坑儒也可以肯定。
　　3　“磨课”要细致，同行指导、评价要讲真话。作为一节观摩课、展示课，执教者是用心准备、精心设计的。这位年轻老师确实是下了很大功夫找资料、做课件，经过了多次“磨课”。但是，无论是“磨课”还是评课，同行的指导和评价要真正从关心、爱护、有利年轻教师成长出发，实事求是，不讳疾忌医，要讲实话，要多指出不足和存在问题，提出改进意见。现在不少观摩课、评优课缺少评课这一环节，有的评课走过场，只讲好话，一片赞扬声，这只能使执教者陶醉，而不知道存在的问题。这样不利于青年教师的成长。讲真话、摆问题、找对策，这才能使青年教师尽快成长。这才是对青年教师最大的爱护和扶持。
　　我们常说“要给学生一碗水，教师要有一桶水”。要达到这样的境界，前提是教师要不断提高自身的专业功底。借新课程促进教师的专业发展，这也是我们追求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