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殷历谱》序

花雨

晋山楚水
2位粉丝
1楼


                           傅斯年

    《殷历谱》者，吾友董彦堂先生积十年之力而成之书也。彦堂天资高迈，精力过人。十载兵戈，飘泊于西南天地之间，此谱耗其岁月约三分之一，若四之一，然彦堂一人每日可为之事当常人三四，故若他人为之，即才力相若，不窥园亭，亦或须一纪，此其所以使友朋辈无不羡妬者也。手写太半，征序于余。余于古历法与夫甲骨文字皆未有入门之功，何敢置辞？虽然，彦堂之治甲骨学将二十年，此将二十年之月日，皆与余共事中央研究院，余目睹当世甲骨学之每进一步，即是彦堂之每进一步，则当此名山之业，杀青可写，敢不献其赘辞，以志欣悦欤？

    欧洲治古史学者，率以年代学为其骨干，此犹建屋之先布栋梁，而后土石砖瓦有所著也。自罗马帝政以前、列国分立，其年代尤以希腊诸邦为最纷，今日之晓然可知者，斯数百年学人远求实证，其搜义解之效也。今日谈中国古史，其年代可凭者，《春秋》、《左传》与《史记》三书耳。然《左传》纪晋事处，其历已与周鲁不合。司马子长比丽七国，本不自信，今更知其有误矣。而共和以前全付之冥冥之境。彼犹及见古历谱牒，乃其所为若是，漫不考索，盖左氏史公原皆类书，而子长实擅今史，古学非其所长，故二者之遗后人如此。此固差胜于希腊史家之遗后人者，然若今日不能突破共和之大限，资用新书之记录，别古文之浑浑噩噩尔者、将终古而不革也。晋大康季年，汲冢出纪年之史，其时古史学派西土为盛，若不遽遭永嘉之乱，当成显学。然此物虽未随神州而俱沉，其书当亦湮于唐季矣。四十年来，安阳殷墟出土殷商贞卜文字，无虑十余万片，所刻虽属于王之日录，然国之大事在祀与戎者，正为王之日录为不可遗，是更先于汲冢之纪者千余年，系日者皆是，系年系月者亦间有之，比之汲家冢所出，尤可宝矣。夫甲骨为记日之文，其学亦为今世之所尚，其体又显为号作“断烂朝报”之纪年史所自昉也。而二三十年间，彦堂之外，卒无一人焉欲凭此无尽史料建设殷年代学者。或曰商人暖昧，其月皆三十日；或曰此漫不可记，欲于甲骨今文求古历年断不可能。前者徒逞臆断，后者未下工夫，先作答案，诚所谓“今日适越而昔至”也。若试之而散乱无纪，犹可说。不试而曰不可试，亦学术中之“败北主义”矣。今彦堂之书出，集文献之大小总汇，用新法则厥尽精微，历日与刻辞尠不合，历法与古文若符契，殷商二百七十三年之大纪，粲然明白而不诬矣。于是中国信史向上增益将三百年，孔子叹为文献无征者，经彦堂而有征焉。从此治殷商西周史事者，界画之略已具，疑年之用盖寡，发乎勇，成乎智，质诸后人而无疑，俟诸续出史料而必合。

    夫彦堂何缘致此盛业乎？吾学不足以答此，读者当于书中自求也。虽然，有三事吾欲形容之。

    其一曰善于综合。综合与分解，时若一义之两说，犹形之与影，表之与里也。然其立点既不同，工夫亦随之而异。自孙诒让君始释甲骨文字以来，其为抚断碑识奇字之工夫者，无虑数十家，胜义丰衍，故今人可识而信之字逾千，识而存疑者数百。若夫综合研究，上下贯穿，旁通而适合，则明明有四阶段可寻。其一为王国维君之考订殷先公先王，与其《殷墟文字考释》之一书。（此书题罗振玉撰，实王氏之作，罗以五百元酬之，王更作一序，称之上天，实自负也。罗氏老贼于南北史两唐书甚习，故考订碑志每有见地，若夫古文字学固懵然无知。王氏卒后，古器大出，罗竟搁笔，其偶辑夨令尊，不逮初学，于是形态毕露矣。亦可笑也。）其次即为彦堂之断代研究，以识史官署名而通此绝妙之义。其次为郭沫若君之《卜辞通纂》。今兹《殷历谱》一书，最为晚出，若观于海矣。今固不乏以综合自许者，不触类而引申，凭主观以遐想，考其实在，类书耳，教条耳。类书昔无持论之词，今有之矣。教条家苟工夫深邃，亦可有艺术文学之妙，若圣奥古斯丁及其弟子之论史是也。而今之教条家初于其辨证教条并未熟习，而强读古史原料以为通论通史，一似《镜花缘》中君子国之学究，读“求之与抑与之与”竟成“永之兴柳兴之兴。”是亦可以哗众而取宠于无知之人，亦正为学术进步之障耳。今彦堂之书，无类书之习，绝教条之科，尽可见之卜辞而安排之、若合符然，其工夫有若门德勒也夫之始为原子周期表，而其事尤繁矣。

    二曰利用新法。自汉宋以来，考春秋日食者无虑数十家，至王韬之书始最可信。何者？彼以近代西洋进步之术，达春秋二百四十年春秋之大凡，而后断其合与不合也。今之侈谈古历者，取材或以汉志为限，立法惟用刘歆之术。持此二合之，果偶有合者，其不合必矣。何者？其术不足恃也。今彦堂列天象之正，一依新法为准，此合天之策也。由是而合，其合必矣。由是而偶不合，则必有人事之故矣。夫徒用三统四分，贤者不免，故王国维君广生霸死霸之旧义，吴其昌君更谱西周之岁年，其下者深闭固拒，以为不应援西法而步算，是直杨光先之流矣。大凡算学实用公式，每有实验性，故今之勘测日食者，校正公式犹为一义。然以今日西法之精，古记录之无分秒也，有史数千年间，忽乎其短，无以证其差，则亦何故而不用乎？



2006-11-1 17:35 回复  

晋山楚水
2位粉丝
2楼

三曰推尽至极。昔在昆明，彦堂始为祀谱日谱，其好合之妙，不特见者惊之，即作者亦自惊也。于是吾难之曰，此为泛舟静湖之上，舟之修短可量也，其中布列可定也。若其在水之何度，则不易得其确数，盖殷商之际，纷然淆乱，乌知其辨？何况殷之总年异说无定，即如高宗武丁，诸家以为五十九，汉石经以为百年乎？彦堂殊不甘心，冥索苦求，以计算测量一切传说，以卜辞测验其所假设，于是而总谱成矣。首之作分谱者，未尝有所假设，但以卜辞排之，其则律自见，所谓“常无欲以观其妙”也。后之作总谱者，假设既立，用之而果合，所谓“常有欲以观其窍”也。彦堂不欲留空隙，亦不为后人留为山之一篑耳。

此书既出，治学之士将俱以为尽善乎？则吾恐辩难之词，先于解悟，支节之异，必成争论也。何者，彦堂之甲骨学，并世所尊，后生初学，若不挺身以沾勇，何术自见？此如话本唐僧取经，到处逢怪力乱神，欲获一脔之割也。必评衡此书之全，则有先决之条件在：一、其人必通习甲骨如彦堂；二、其人必默识历法如彦堂；三、此人必下几年工夫。然此绝无之事也。于是而有力之和者与反者盖俱稀矣，于是而争论必在支节矣。然世间不少通学，当能把握此书中义之大者远者。意者其徐徐而成定论乎？枝叶之飘摇，愈见其本干之亭亭玉立乎？吾见彦堂积年治此，独行蝺蝺，备感孤诣之苦，故常强朋友而说之焉。朋友知此，亦常无意而强与之辩，以破寂焉。吾亦偶预此列，则故反其说，说而不休，益之以怪，彼我所以为乐也。大凡巨著鸿编，其枝叶扶疏，牵涉者多。事涉古史，经籍中资料如何取材，学人亦未能齐一见地。故世之能评此书者，在乎先观其大，引一书，征一事，若以为不惬意焉．固无碍乎体系之确立也。吾亦有愿献之彦堂者，姑举两大端以为例。

其一曰：彦堂引用经籍，或将以为过宽也。自宋以来，疑古籍者不一。清乾嘉考据学之盛，初以为有功乎论赞六艺，其实富于破坏性。自刘逢禄始分解《左传》，至今而辨经籍中之古史资料者多矣。自我观之，不特《逸周书》鲜包信史，即《尚书》除《周书》自《大诰》而下若干篇外，皆非当时所记，而《大诰》以下，犹须除《金縢》与《吕刑》也。若夫《左传》，实为类书，历有增益。而《周官》为战国阴谋之书，汉人即有此说。《史记》之后成，更无论矣。今辨别史料，实为持论之基。虽然，是亦难言矣。盖舍此则古史之材料亦鲜矣。于是好辨之士，既用其书之文以成其说，然后从而攻其书。逻辑家有循环论证之戒，循环论证者，谓持甲证乙，复持乙证甲也。今乃持甲证乙，持乙攻甲，其事尤怪。然则究取何术以驾驭古史料乎？昧昧我思之，真书有错简误字，与夫传写者所加。而伪书之作，间撮旧书，故亦或有远世之文。今日治古史，虽宋人辑本，明刊杂书，亦当寓目者，职是故耶？然则一书一篇之真伪，未可一概言之，一词之可取与否，未可鲁莽断之，将证之而后用，或存疑而莫明。即如《尧典》所列四方民号，其像貌几何不似战国之作？近有人在卜辞中获见此四方之名，所以名风，足证《尧典》一书著词虽后，其中资料有传自远古者矣。然则此书既行，有人辨难其所引书者，吾以为但在本恉之外，即无关轻重。纵在本恉之中，其辞究有上古之渊源否，亦未讨一言论定也。

其二曰，彦堂既先成数段之谱，而得假设，遂用此假设以成整个之谱，按之卜辞，合者逾什九，不合者不及什一。若全合，其事转可疑。盖彦堂制谱，所据者十八九世纪之新法，殷世历法之精，当不至此，故必多合，而间有不合，其情方可通也。彦堂于其假设之则，有真知灼见，故宁存不合者之疑，未肯稍有所迁就，推策探索者固当如是，以奏肤功。我则以为殷人制谱，或含有更多之实验性，即失闰之事恒有，补闰之事乃同其多，大小月之配合亦然。其依新法应二月连大者，未必果连，稍后观测者觉之，递补一大月。今如谱中容此弹性，其不合者盖尤稀矣。盖历法之成，一由设景之观测，一由累年之纪录。殷人迎日设景之技术如何，与其承先代之纪录如何，今皆不可得而知之。要之，其术决不如十八九世纪西法之密，亦未必得太初三统之定数也。彼时历法实与后世之阴阳合历无异，其岁首先夏时一月，更近于长至，此彦堂所证明，疑之者妄也。若夫置闰之处，大小月之比排，按之今谱，多合而亦间有不合，正以定数之未具，时以观测改正之耳。即退一步言之，殷人略有汉志所载之日月各种定数矣，而其数或达百万之位，古人运筹布策，未若今日之易，亦可致误。即如太初定历，其术见于汉志，班班可考。执其术而算汉历，汪曰桢书陈援庵先生书皆是也。然以今出居延汉简考之，即有三朔不合。（此劳贞一君示余：一为地节三年十月[西前六八]，一为阳朔四年七月[西前二二]，一为建平五年十二月[西元]。地节三年距太初元年仅三十八年耳。此三简皆官书：不容与当时所颁有异。）此非汪氏用法有误，乃汉人布策不精也。又如南朝之与北朝，宋之与辽，术多衍袭，而置闰建朔偶有违异，世所熟知也。后世如此，遑论殷周之世？然则若卜辞与谱偶有一二日之差，其事不异，其故易知，即因定数不若后世之准，故时以实验方法补正之耳。是说也，无害于彦堂制谱之本义，或有助于续出资料之排比乎？

余读是书已写之太半，数日中为之忘食废寝，欢欣舞蹈，于此见今日古学之最高峰也，爰记所感以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