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欧史地比较散论（三题）

天籁

先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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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楼

听过钱钟书“拔手枪”故事的读者都知道，中欧比较是要命的大题目，非学贯中西不足以言。小弟我当然不会不知此中深浅。最近几个月涉猎有关文章书著，记下阅读印象，只是为了给有兴趣的朋友介绍一点背景资料。若能引起大家的讨论，就再好不过了。





中欧史地比较散论（三题


探究人类文明兴衰的几种学科视角中，地理学无疑具有重要的，甚至是首要的地位。这应归功于这一学科的两大优势。首先，自然环境先于人类存在，极大程度上制约着人类的生活生产方式，并且受人类活动的影响有限，在许多方面接近于稳定不变，我们因而能够从中得出近似于单一明确的因果关系。相比之下，广义文化学的解释则含糊得多——到底是贫穷决定了封闭心态，还是封闭心态决定了贫穷？文化本身和它要解释的变量（经济增长、军事扩张）互为因果，易于滑入“鸡与蛋”式的逻辑陷阱。

其次，地理现象比生物现象和社会现象都更容易观察和测量。针对不同种族智商差异的人种学研究很难得到学者的共识，而欧亚大陆的河流分布是一般中学生都清楚的常识。存在测量问题的解释很难令人信服，尤其是在“政治正确性”挂帅的今天。地理学并不能解释全部文明现象，但至少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文明体发育的环境限制。正如一个世纪前英国的地理学家哈-麦德金在《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中所言：“起主动作用的是人类不是自然，但是自然在很大程度上占支配地位。”需要强调的是，这种限制并非决定性的，因为人类掌握了技术，在一定条件下能够采取多种可能的生存方式，从原始的采集狩猎到农耕游牧，再到工业时代的城市居住模式。

贾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 在《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中比较了一万年以来的人类文明史。他致力于回答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是欧洲人横跨大西洋打垮了美洲印第安人，而不是相反。他指出，欧亚大陆横贯北温带，气候条件大体一致。因此，耕种技术易于横向传播，其他技术也容易随之传播。而呈垂直条状的美洲和非洲从南到北气候植被变化极大，不具有这一传播优势。此外，一项重要的偶然因素也决定了它们的差异——美洲和非洲都缺乏可以驯养的大型牲畜。缺乏大型牲畜意味着当地部落不可能大量征用畜力，远距离的物料运输和武力投送都受到极大限制，文明发展程度也因此受阻。更重要地是，驯化多种大型动物的民族很早与寄生在这些动物体内的病菌打交道，经过数次疫症的历炼，渐渐获得了较强的免疫能力。不同牛羊杂处的美洲原住民并没有这种免疫能力，为后来他们的种族灭绝埋下了伏笔。

我们从此书可以看出地理学解释的两个基本特点。一是或然性的规律，即在某种地理条件下，文明体更有可能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二是偶然性的因素，即随机的自然资源分布可能在相当长的时段里左右人类文明的历史进程。

至于欧亚大陆两端的中国和欧洲两大文明体的表现为何不同，戴蒙德并没有作出特别深刻的解释。近年来国内外多部学术著作都涉及到这一课题，作者们或多或少进行了地理学意义上的探讨。本文将简要回顾和评价这些理论，集中关注三项子题：统一与分裂、殖民地与动力革命、陆权与海权。


  


  


一、统一与分裂  






  


  


欧洲陆地面积1016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面积960万平方公里，几乎一般大小。然而，欧洲包含50多个国家，中国则是单一的政治实体。这还不只是现状，在有历史记载的2500年间，东亚大陆在大部分时段处于中国各个王朝的统治之下，除了春秋战国、南北朝、五代十国和南宋等分治时期。中国的中央集权程度一直存在加固的趋势，在明清两朝达到极致。相比之下，欧洲在多数历史时期处于四分五裂状态，只有亚历山大的马其顿、查理曼帝国、拿破仑法国、希特勒的德国等强权曾经短暂统治欧洲大部地区。罗马帝国似乎统一了当时的西方世界，但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地带仍在它掌控之外。这些欧陆军政强权一统天下的时代一旦结束，整个欧洲又陷入分而治之的状态。许天田（Victoria Tin-bor Hui）的近著《古代中国与早期现代欧洲的战争与国家形成》（War and state formation in ancient China and early modern Europe）比较了战国时期的东亚大陆和民族国家起源时期的欧洲，有力地论证了权力均势并非历史常态，只是欧洲的特殊历史经验。但问题在于，即使某一欧洲强政采取秦国的战略战术，全部或局部地统一了欧洲，它也很难长久维持这一局面。作为历史常态的中国统一和欧洲分治是需要解释的。


2006-11-3 17:32 回复  

先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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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楼


我们常常见到一种流行的地理学解释。在他的名著《大国的兴衰》里，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写道：“那里（欧洲）没有大片的平原任凭帝国的骑兵往来驰骋，强行统治；也没有宽广富饶的河流地区，例如恒河、尼罗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黄河和长江流域，为容易征服的劳动农民群众提供食物。欧洲的自然环境是破碎的，山岭和大森林分隔了散布在山谷里的人口中心；从北到南，从西到东，气候变化较大。这造成了若干重要的结果。首先，它使建立统一的控制很困难，即使是强有力和坚决的军阀也感到这样。同时，又减少了欧洲大陆可以被外来力量如蒙古游牧民族占领的可能性。”

弗里德-扎卡瑞亚（Freed Zakaria）在他的近著《自由的未来》里，也缓引了类似的观点：“欧洲是被山川阻隔的大地。高原、河谷、山脉纵横。河流流入蜿蜒曲折，利于通航的地中海沿岸海湾。地中海海岸线很长，锯齿交错。这些地理特征意味着小区域容易自给自足。所以欧洲长期历史上充满许多独立小国。他们难以被征服，容易耕耘，河川和海道提供贸易渠道。相比之下，亚洲到处是广大平原——俄罗斯草原，中国大陆的黄淮平原——大军容易长驱直入。一点都不奇怪，那些地方千年以来，都有由中央帝国统治。”

这样的解释似乎有理，然而我们稍看一下中国的地形图就会发现，征服中国一点也不比征服欧洲更容易——如果不是更难。上述流行的地理学观点概括起来主要有两条。第一，欧洲比中国存在更多的天然险阻隔断军事人员流动；第二，欧洲的海岸线比东亚的海岸线更曲折。第一点在事实上就很难讲得通，中国的平原面积的确比欧洲大，而且连贯，但中国人不仅征服了北方平原地带，也征服了江南的丘陵地带和中国西南地区的山地地带。不仅如此，甚至沙漠阻隔的西域和高原之上的西藏也长期处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第二点符合事实，也为东亚的地缘政治所验证。东亚唯一呈突出的半岛——朝鲜半岛，自古即是独立或半独立的王国；而日本则像英国一样长期绝缘于大陆政治。最基本的原因在于，相隔一道水域，大陆国家投送武力的规模就会受到极大限制。（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J. Mearsheimer）在《大国政治的悲剧》里曾就这一点作过专门的讨论。）但是，曲折的海岸线并不能解释欧洲大陆内部的分裂状态。

因此，我们需要寻找其他面向的地理学解释。回到两千年前，西方文明世界的轮廓并非今天的欧洲，而是围绕着地中海的一系列国家。他们包括南欧的希腊、罗马，中亚的波斯，北非的埃及和迦太基。哈德金曾说：“实际上，欧洲的南界过去和现在都撒哈拉，而不是地中海；因为正是沙漠才把白人和黑人隔开的。”这些国家以农耕和畜牧作为经济基础，通过地中海的航运进行海洋贸易。它们中的任何一个征服其他国家都是困难的，因为征服者需要统一的地理区域是一个圆周，而不像在中国是圆本身。罗马帝国侥幸做到了一这点，在它之前和之后，再没有哪一强权统治过上述大半地区。地中海格局决定了古代西方文明的政治分治状态，并且帮助塑造了西方文化传统的多元性和独立性。

上文提到，即使是罗马帝国，也没有征服莱茵河与多瑙河以北的地方。这并非因为渡河艰难——罗马人已经能够航行整个地中海。戴维斯-兰德斯（Davis Landes）的《国富国穷》为我们提供了线索：“答案仍然是地理因素：阔叶森林的存在。……直到公元前1000年，欧洲人有了铁制工具之后，他们才能开垦阿尔卑斯山脉以北原本丰饶的平原。”北方森林中的蛮族习惯于狩猎和游牧生活，因此发达农业社会的军队既难以进入森林地带，同时也很难将他们的农耕航海文明传入。相比之下，东亚大陆只有在东北和西南等边陲地区才具有大面积的原始森林，大部分地区的土地较易开垦。一旦一个陆上强权出现，称霸往往就是个时间问题。中国以其朝贡体制作为臣服手段，在名义上进一步收归了边陲地区。

即使黄淮平原的一马平川易于大军长驱直入，如果没有强权供养和指挥这样一支庞大军队，统一中国同样是不可想像的。在地形学之外，魏特夫等学者提出了“东方专制主义”理论，强调灌溉工程在中央帝国形成中的关键作用。为了避免降水不均带来的洪灾和旱灾，中国先民很早就开始修建大型水利设施。与此相对照，西欧“降水四季均匀，极少暴雨。”（见《国富国穷》页24），这就意味着欧洲人不必修建大规模灌溉工程。作者因此得出结论说，“欧洲可靠而均衡的降水，使这里的社会和政治组织形式与古时盛行的河流文明截然不同。”


2006-11-3 17:32 回复  

先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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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楼


地理学解释并不否认文化因素的作用。比如，尽管各地方言众多，表意的象形文字可以脱离发音系统独立存在，使中国使用统一的书写语言成为可能。欧洲的表音文字系统基于各国的语音系统，因而“人言言殊”。语言在国家民族的认同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书同文”为中国历代王朝提供了强有利的文化统治工具。

综合起来，地中海文明的起源、阔叶森林的屏障、均匀分布的降水和缺乏有力的文化统治工具等因素共同造成了欧洲长期的分治状态。


  


  


二、殖民地与动力革命  






  


  


文明演进类似物种进化——在没有强烈的外力推动下，文明体不可能出现跳跃式的发展，而是渐进地从一种文明形态转化到另一种文明形态。这种转型能否成功，在于文明体是否突破了某些关键的“阈门”。在15世纪以后的历史中，欧洲比中国更早地走向了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正因为前者成功地突破了两大“阈门”：地理大发现和蒸汽机的使用。拓殖美洲帮助欧洲的资本主义建立了原料基地和海外市场，通过大量移民缓解了人口增长带来的生态压力；蒸汽机则帮助欧洲人从使用有机能源（畜力）转向了无机能源（煤炭）。令学者们困惑的是，这两项突破为何没有出现在看上去比中世纪欧洲更发达的明清中国？

贡德尔-弗兰克（Gunder Frank）在《白银资本》一书中比较了中国明代的郑和船队和哥伦布发现美洲的船队。前者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体积上都大过后者数倍。单从技术上讲，中国在15世纪完全可以做出地理大发现的壮举。有好事者甚至搜罗证据，考证郑和船队到过大洋洲，甚至早在1421年就抵达美洲。问题在于，即使郑和曾经达到过那些遥远的大洲，并没有因此改变中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

更何况，郑和发现大洋洲和美洲的说法并没有得到史学界的共识。戴蒙德在解释中国和欧洲的政治地理时采取了类似肯尼迪的流行解释，但他关于统一与分裂效果的分析却是富有见地的。他在纽约自然博物馆的一次演讲中谈到，郑和船队和哥伦布船队都是政府资助的远洋航行。区别在于，哥伦布可以向好几个国王申请资助，郑和却只能依赖明朝皇帝的国库。葡萄牙国王缺乏兴趣，西班牙国王仍然愿意让哥伦布尝试。在地理大发现时代，欧洲呈现出百舸争流，千帆竞渡的局面；而东亚的水域上只有郑和一支皇家船队寂寞地航行。打个比方，十米开外放着一支瓷盘，用一块银元或是一把铜钱投掷，哪种方法更容易击中目标呢？

从世界地图上看，大西洋的宽度比太平洋狭窄许多，这意味着欧洲人比亚洲人更容易发现和往来美洲。撒哈拉以南非洲到欧洲的距离也比东亚近得多，非洲奴隶、美洲种植园和欧洲工业品之间的三角贸易得以借狭窄的大西洋水域展开。上帝在水上世界似乎并没有眷顾东亚民族。可是，欧洲人不仅征服了美洲，还征服了远在万里之外的大洋洲，并且通过海路找到了印度和东南亚半岛。这些地域距东亚的距离比欧洲近多了——已知的郑和航线就在澳洲大陆北端擦肩而过。所以，关键不在于中国人掌握的航海技术，也不在于美洲的遥远，而在于中国王朝自身并无建立海外殖民地的意图。

这里我们需要再次比较欧洲和东亚的地理格局。两者进入农业文明之后，它们的经济生活出现了一点显著的区别——欧洲的海洋贸易比重远超过中国，这是因为弯曲的海岸线，众多的岛屿和地中海周边文明为欧洲提供了进行海洋贸易的天然条件。反观中国，除了同朝鲜、日本、东南亚的海上贸易外，各地只能通过陆上或河流运输货物。江南到首都北京的重要漕运也通过一条运河进行，只是到了晚近才转为海运。陆运与河运的运输成本比海运高出许多，致使长途商业贸易在中国经济和文化中占据的地位都比欧洲低；而中国农业文明的发达决定了它与周边国家的贸易并不能带来多少好处。《白银资本》记述道，一直到18世纪，欧洲能与中国交换的大宗货物也就是白银和鸦片。因此，不难理解中国统治者对开拓海外殖民地缺乏动力。中国作为东亚地区的唯一霸主，并没有兴趣探索远方未知的世界。


2006-11-3 17:32 回复  

先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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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楼


至于蒸汽动力的发明和应用，彭慕兰的《大分流》提出了一种新颖的史学观点，他强调英格兰的煤炭资源在工业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按照喜彭氏基于二手史料的分析，中国江南在18世纪的经济发展水平与英格兰相差无几，但不幸煤炭资源聚集在交通不便的中国西北省份，因运输成本过高而不能开采。此外，江南和英格兰的煤矿性质也有不同。英国的矿层含水，蒸汽动力首先用于抽水；中国的煤矿均在旱地，并不需要抽水设备，也就没有发明蒸汽机的动力。如此说来，达到农业社会的发展高峰后，中国竟功亏一溃，因一项自然资源的“错位”而不能首先撞开工业化的大门。

煤矿分布是否真的构成中国发展的“阈门”？据一位历史学者讲，清代中国就有人开采辽东地区的煤层，如果江南需要，可以通过海运运输，这在经济上是可行的。如果此说属实，那么中国至少不缺乏工业革命需要的必要条件之一。更进一步检视，我们会发现煤矿在英格兰的分布即非工业化的充分条件，甚至也非必要条件。英格兰以外，不远的法国东部就存在阿尔萨斯煤矿。这里并不是想说如果英格兰没有煤，人们可以将阿尔萨斯的煤运过去——那同样所费不赀。问题在于，一项技术的发明和首次应用完全可以在两个地方，这在西方科技史上有过许多例证。如果英国没有煤矿，一种可能是，瓦特改进的蒸汽机在英国得不到应用，他会转而在欧洲其他地区寻找煤矿；另一种可能是，欧洲其他地区也有人像瓦特一样改进蒸汽机。

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人类变得能够在更多维度发挥自己的潜能，很大程度上摆脱了地理障碍的限制。在工业文明的起源问题上，文化学也很可能比地理学更富有解释力。彭慕兰称，中国古人早已掌握了活塞工作的原理，只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罢了。然而正如他的一位书评作者所言：“了解‘基本科学原理’不能等同于实践中的应用，不能代替复杂的实验和分析，更不等同于大规模应用后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深刻影响。”（伍国《中国为什么没有发明蒸汽机》）从原理到技术再到大规模应用，这背后有一大套制度和文化因素在发挥作用。地理因素或许可以解释为何蒸汽机最早出现在英国，却不能解释蒸汽机为何出现在欧洲——前一偶然性包含在后一更大的或然性之中。而更大的或然性又间接地源自欧洲分而治之的政治地理格局——欧洲国家长期相互竞争相互交流，加强了对技术的重视，便利了科技知识的传播。

政治分治的好处容易引诱我们得出结论：中国如果分而治之，可能会取得比今天更好的发展成绩。可是，并非所有分治的区域，如东南亚和阿拉伯世界，都出现了国富民强的大好局面。在全球化时代，一流大国的单位规模也比早年的欧洲民族国家大了许多，甚至欧洲也不得不拼接起来同其他大陆国家竞争。中国的地理规模和政治统一在特定条件下，倒可能恰恰成为一种优势。当权者需要记取保持国门开放，积极引进先进的观念和技术。


  


  


三、陆权与海权  






  


  


地理大发现以前，欧亚大陆多数文明体常常只设陆军。如果添置海军，也只有辅助性的功能。这是因为无论对于农耕社会、游牧社会还是更为原始的采集狩猎社会，占有土地都是关乎生存的头等大事。人类对陆权的重视程度也就远远高于海权。直到近代，马汉等军事学者才逐渐发展出海权理论，将海权的重要性置于陆权之上。地理大发现以后国际贸易大幅上升，西方国家渴望占据海外殖民地以控制经济资源，海权观念的提升，海权意识的强化，是这一历史背景下的产物。

然而，即使是在15世纪以前，欧洲国家仍然具有比中国更强的海权意识，这同两者的地理环境直接相关。“统一与分裂”一节述及，环地中海诸国组成了古代西方的核心地区，这些国家除了农业经济，很大一笔财富来自海洋贸易。谁控制了海权，谁就控制了海洋贸易；反过来，谁进行海洋贸易，谁就需要海军保护。除了大规模陆战，罗马同迦太基的三场海战最终奠定了它在地中海的统治地位。更早时候，希腊城邦国家同波斯在萨拉米斯海上的决逐确立了希腊的海上霸主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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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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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中国，19世纪以前几乎没有真正来自海上的武装力量能够威胁到大陆政权。历次主要的王朝战争均系陆战，至多借助水师渡河作战。中国的主要威胁来自另一股陆上力量，即匈奴、蒙古、女真、满族等的北方游牧部落。游牧民族居无定所，剩余经济资源较少，不像中原农业社会那样发展出精致灿烂的文明。但北方牧人掌握了古代最重要的机动性力量——马匹，作战能力往往超过农业民族。中国历代王朝只有两种选择，或是供养一支强大的陆军并修筑庞大的防御工事对抗北方游牧部落，或是被对方攻占。而游牧部落一旦取得中央政权，往往会放弃游牧生活，融入农耕经济。这是因为在农耕经济下，统治集团更容易通过赋税取得经济上的剩余。无论农耕社会和游牧民族力量如何消长，他们的战场都在陆地上，海权观念很难进入东亚战略家的脑海。

值得一提的例外是郑成功的海上帝国。倪乐雄《从海权和社会转型的角度看郑氏水师》一文论述了郑氏集团以海洋贸易和掠夺作为经济基础，在东亚历史上首次对大陆政权构成了实质威胁。清政府因对抗郑氏集团认识到控制海洋的必要性，最终通过启用叛臣施琅夺取了台湾海峡的制海权，迫使郑氏集团投降。可惜，清廷在此后又回到了重视陆权忽视海权的传统思路，直到欧洲人的炮舰重新唤回他们的海权意识。

工业革命以后的两百年间，西方国家总结争夺全球殖民地和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发展出成熟的海权理论和空权理论。那么，陆权在海权空权并举，核武器也已经出现六十多年的今天具有怎样的地位？米尔斯海默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提出了一个鲜明却值得商讨的观点——海权和空权直到今天也不如陆权重要。他基于工业革命以后的一些战争实例说明，控制海权后的贸易禁运和控制空权后的城市轰炸并不能迫使敌方投降，至少难以在短期内取得胜利。而在“相互确保防御”（MAD）的核恐怖下，己方和敌方都不敢轻易使用核武器。因此，陆战还是达到胜利的基本手段，陆军是国家军事武装最重要的组成部分。

米氏观点的偏颇在于，它混淆了取得战争的最终胜利和控制战略空间两者之间的关系。工业化时代的大国战争因争取海外资源而起，许多战场也在海外，军事力量的远距离投送成为至关重要的问题。如果没有海军和空军取得制海权和制空权，再强大的陆军也不过是瓮中之鳖。二战中，盟军控制太平洋的海权和空权后，日本实际上已经输掉，因为它赖以生存的海洋生命线已经被切断。这就好比拳击手将他的对手封堵在赛场的一角，对方虽然还没有出局，但败绩已成定势。当然，最后可能还要陆军出面收拾残局，迫使敌方在本土失守的威胁下无条件投降。

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已经深深地卷入国际贸易体系，它和以往的列强一样面对着维持国际原料能源供应和占有海外市场的问题。这一传统的陆权国家必须深入考虑如何确保自身的海权和空权，保证其海外利益不受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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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题目确实只能做些猜测，实在不适合下断语。

有的时候上课时为吸引学生的注意力，也会开开无轨电车，谈一谈自己的遐想。这完全是一家之胡言，丝毫没有下断论的意思。

欧洲与中国这样比较实际上是很牵强的。陆地面积上过去的“中国”和“欧洲”都不是这两个数字，从地理环境的比较来说，更值得注意比较的是中国所在的欧亚大陆东缘的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珠江这三大流域地区，对比欧亚大陆西北部位的中/西欧巨大“半岛”地区。这才是罗马帝国/中世纪西欧和“中国”历代皇朝的主要统治区域。

这两大地区的地势复杂性确实是差不多，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中国”这三大流域都是东西方向的，而在中西欧“半岛”地区具有大量的南北方向的河流。物产一般是沿纬度分布的，也就是说商品交换主要方向是沿经度的。中西欧“半岛”可以比较廉价的利用这个南北方向的河流网络进行商品交换，甚至还可以进行环绕“半岛”的航行。“中国”显然不具有这个优势，南北方向的交换必须要依靠由朝廷来发动建设的、费用巨大的运河系统，而且主要的建设目的在于为朝廷政治服务。


2006-11-3 17:32 回复  

先秦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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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这两大地区的地理环境差别在于，中西欧“半岛”邻接者人类的几大古代文明：非洲的尼罗河、西亚的两河流域，就是印度河文明也距离并非遥不可及，几大文明之间可以进行频繁的贸易交换。实现某种程度上的“经济一体化”，实际上罗马帝国就是一个利用地中海“内湖”建立的商业帝国。而“中国”被孤立在其他古文明以外，缺乏可以交换的、文明程度相仿的贸易伙伴。

气候条件上，中西欧“半岛”地区三面环海，比较湿润，降雨和降雪比较平均，因此生态环境的“忍受”能力比较大，人类开发及战乱造成的生态破坏比较容易恢复。而“中国”并非如此，季风气候造成降水量往往难以预期，而黄河流域实在是一个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一旦破坏过程发动就是不可逆的，比如作为周秦文明摇篮的渭水流域，作为隋唐文明的重心的河东地区，都出现不断走下坡的趋势。

从军事地理的角度来看，中西欧“半岛”地区的河流起着重重阻挡东方游牧民族攻势的作用。中亚地区定期出现的侵掠性游牧民族经过东欧大草原后就要和这些河流障碍做斗争，敌前强渡会一次次消耗其冲力。相比而言，“中国”东部地区是一个开放地域，只要突破燕山山脉——而这个山脉的山口众多，确实也是不难突破，就可以直捣长江。淮河流域总的地势平坦，适合于打运动战，河流阻碍不难逾越——南北方向的河流一般受傅科力的影响会形成河岸的陡壁，而东西方向的河流两岸大多是浅滩。至于长江天险实际上对于双方都是存在的，进攻一方只要有精心的准备，突破今天安徽段长江，就可以进占皖南丘陵、切断南军江东平原和鄱阳湖盆地这两大战略区域的联系。所以历史上南朝都必须以大军控制今皖北、苏北这一线的淮河，所谓“守江必守淮”，就是这个道理。长江以南，有赣江、湘江这两条天然的进军孔道，南军只有到南岭一线才有合适的据守地势，然而一般到这时南朝已经丧失了战斗的意志。

以上情况总起来说，相比较而言，由于环境条件和交通的方便，中西欧“半岛”地区更适合于发展商品经济，技术扩散更快，更容易形成经济“均衡化”的状况，生活水平得以维持在一个就古代世界而言很高的水平——只要到欧洲各地看一下遍布的罗马遗址、中世纪大教堂，就可以体会到这一点。到中世纪时，各地区具有进行军事割据的实力以及技术手段，而实际上在经济上这个半岛地区却是相互依存度很高的，经济得以在政治边境以外发展交换。远比“中国”残酷而频繁的战争、大量的人口损失都没有造成致命的损害，这个地区依旧保持优势。当技术条件保证它能够向海外扩张时，它终于得以霸占全球命脉——尽管仍然没有一个能够统一这一地区的强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