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经农诗

天籁

纪念朱经农先生
李冰封

（一）

朱经农先生不是湖南人。但他与湖南关系密切。清朝末年，他的叔祖在常德当过知府，湖南名人熊希龄是他的姑父，因此，少年时，他在湖南读过书，以后，又在湖南教过书。特别是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初至四十年代，在湖南当过十二年教育厅长，对湖南全省基础教育的发展，作出过巨大的贡献。湖南的老*员、知名的教育家刘寿祺同志，当过多年他的秘书上，在刘老以九十高龄辞世的前一年，曾撰写《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见〈刘寿祺教育文集〉1992年3 月湖南教育出版社出版），详述朱经农先生事迹甚详。月前，徐德驷兄为《湖湘文史丛谈》约稿，约我写一篇有关湖南人物事迹的记述，我问徐兄：写朱经农先生是否可以？他说：当然 可以。于是，我又找了一些资料，其中主要是：光华大学暨附中校友会编的《光华的足迹》（1995年刊行）及《光华精神 光华人》（2005年5月刊行）、智效民先生著《胡适和他的朋友们》（云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6月出版）以及老作家施蛰存先生散文集《沙上的脚印》（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等，在上述资料的基础上，加上我的一些体会，写成此文。近五十年多年来，许多文章一接触到朱经农先生，就尽量回避，其中原因，众所周知；不过，这样做，有失公正。现在公正的历史应该给这位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以一个历史的公正了。

（二）

朱经农先生不但是中国现代著名的教育家、学者，而且是著名的大学校长、诗人、教育行政部门的高级官员、出版家、爱国者。他的一生主要经历如下：

朱经农先生（1887——1951）,江苏宝山人，生于浙江浦江。十五岁时以客籍考入湖南常德府中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先入弘文书院，后转入成城学校，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参加革命活动，1912转入国民党。1905年冬，自日返沪，参与创办中国公学。1901 年受聘任教于湖南高等实业学堂，教授英文兼任农业学通译。1916年赴美，先入华盛顿大学，后转入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攻读教育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教育系教授。1923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辑。1925年，“五卅惨案”后，圣约翰大学全体华籍师生在校下半旗志哀、集会，美籍校长卜舫济下令解散集会，驱散师生，五百多位该校大学和附中学生及十九名中国籍教师愤然离校，宣誓永远和圣约翰脱离关系；张寿镛校长在一些著名爱国人士支持下，遂创办光华大学，以支持这些脱离圣约翰大学的爱国师生。朱经农先生此时成为张寿镛校长创办光华大学的得力助手，并任光华大学副校长、教务长，主持教务。以后，并一直连任历届的光华大学校董会校董。1930年春，蔡元培先生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时，他兼代常务次长，不久辞职。1931年任齐鲁大学校长。1932年起任湖南教育厅长近十二年，成效卓著，本文将有一节记述他的功绩。1943年任中央大学教育长，1944年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1945年，光华大学张寿镛校长病逝，朱经农即继任光华大学校长，1946年兼任商务印书馆总经理，1948年11 月任中国出席联合国文教会议首席代表，后留在美国，1951年初，因中风客死异国他邦。

朱经农先生在去世前不久，曾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我为同盟会员，民元转入国民党，对党始终如一。党当政时，我只守党纪，不争党权。党失败时，流离颠沛，决不背党。 国民革命初步成功，十七年（按：指民国十七年，即1928年）国府成立，余因党的关系，舍学从政，浮沉二十余年，至今思之，实为重大牺牲。倘以二十余年从事学术研究，埋头著述，则今日成就决不止此。从政二十余年，所做建设工作，均被战争摧毁。至今回思，一场空梦。今年老力衰，虽欲从事著述，精力不逮，奈何？”朱经农先生因患中风猝逝，没有留下遗嘱，因此，人们很看重日记中的这段话，认为是他对自己一生“自述的概略”，刘寿祺同志在《朱经农与湖南教育》一文中认为：“他是一个知识渊博、学贯中西的学者，虽在政界飘浮一些时间，却不是纵横捭阖的政客。他是一个正直无私、忠诚勇敢的爱国主义者，又是一个真诚勤劳、立己立人的教育家。”（见《刘寿祺教育文集》P.286）刘老这段话，写于他辞世前一年，可以视为是对朱经农先生一生较为公正的总结。这里补叙一段小插曲：1954年，刘老在中央高级党校研究班学习时，我也正在中央高级党校新闻班学习。我因五十年代初在新湖南报社时负责文教报道，故与刘老有数年交往，颇为熟识。有一次，见到刘老，闲谈时，曾谈到我是光华大学学生，并请教他，到底应该怎样评价朱经农先生？刘老当时只说：“许多事，现在说不清，也不好说。”回避了我提出的这个问题。在当时，他这样说，完全可以理解。而我在上面摘录刘老在书中留下的这段话，应该 视为他在辞世前，认为必须讲出的真话，因为，此时若不再说，再加以回避，就要留下此生的一个重要的遗憾了。故应可以认为这段话是这位老*员对朱经农先生的一生发自内心的真诚的评价。

（三）

1932年，朱经农先生从山东齐鲁大学校长任内调到湖南担任教育厅长后，一到任，就对湖南的基础教育状况作了一番考察。他认为，有三种情况，应该引起密切注视：

一、 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太低。当时，湖南全省人口约三千万，学龄儿童估计为三百万，入学仅八十余万，入学率不到30%,学龄儿童失学者约二百二十余万，应创造条件，使他们能够入学。

二、 全省中学及小学、幼儿园分布极不均匀，如长沙有小学一千余校，而靖县仅三十校，保靖仅二十校，学校的发展也极不平衡。

三、 全省教员数量不足，质量亟待提高，设备亦须改善。要着力解决上述三大问题。全省的基础教育得到充分发展后，整个教育事业也才能得到合理的提高和发展。在朱经农先生策划下，当时的教育厅制订了逐步解决上述问题的方案。经过六年的努力，到1938年，全省除岳阳、临湘两县情况特殊外，“一乡一中心学校，一保一国民学校”的计划基本完成。在1936年，全省学龄儿童的入学率即已达70%，较1932年的入学率，增加了一倍以上。

中小学分布不平衡的情况也有所改善。过去，学校只集中于长沙、衡阳、常德等地，边远地区的学生就学尤为困难。朱经农先生力谋调整这种布局，在湘西创设了芷江乡村师范，在湘南创设了衡山师范，为了提高湘西少数民族的文化，还在乾城（按：即今吉首市）设立一特种师范训练班。对各县联立中学也加以切实调整、发展，由于上述师范学校的成立，也相应增加和提高了各地小学教师的数量和质量。

中学也得到相应的发展，在朱经农先生主持湖南教育时期，全省公私立中等学校由150所左右增到272所，增加近一倍。（当然，其中包括了抗战时从外地迁湘西的一些中学）。

此外，关于高等教育、社会教育、电化教育、民众识字教育、体育、图书馆……等方面，也都有相应的发展。这在抗日战争时期，各地兵荒马乱，疮痍满目，而湖南不仅弦歌不辍，且教育事业能有这样的发展，实在很不容易。

2006年7 月，美国四百多位中小学校长及教育官员，应邀到中国进行访问和考察，其中有三十位成员访问湖南。我们的报纸上说，他们到了“基础教育强省和大省湖南”，在中国当前的教育状况下，这样说，当然可以。不过，人们可能已经 忘记了或根本 不知道，这个“基础教育强省和大省”，它的基础，在六、七十年前，是朱经农先生在战火弥漫着的三湘四水之间，经过艰苦的努力而打下的。

（四）

朱经农先生的教育思想中，有不少可取的精华，到现在还可以择优参考、应用。1943年，他在重庆商务印书馆出版《教育思想》（原名《近代教育思潮》）一书，是他的一本关于教育理论的重要著作。我没有读过这部著作，现在也不容易找到此书，只能将刘寿祺同志关于此书的简略介绍，择要叙述如下。刘老当年曾参与此书的校阅工作。

据刘老介绍，此书提出七类问题：

第一类问题：自由与纪律。书中介绍和评论了西方各种教育思潮中的自由主义观点。这是重点。但，作者认为：“自由不是漫无限制的，自由中必须有纪律，有纪律才能获得自由。”

第二类问题：个人与国家。作者认为，要充分发展个性教育，因为只有发展个性才能激发人的创造力。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要重视社会秩序，才能使国家、民族、个人获得真正的自由，进而达到 世界和平的目的。”

第三类问题：斗争与互助。在这类问题中，介绍了达尔文的“物竞天择”的观点，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以克鲁泡特金为代表的“互助论”，以及与“互助论”对立的“战争论”等等，且作了述评。作者认为，“社会之所以进化，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调和，不是由于社会大多数人的经济利益互相冲突，人类社会经济之所以要调和是人类生存的需要”，他赞成孙中山的观点，认为阶级斗争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病症，不是进化的原因，战争论者、阶级斗争论者都将因果倒置了。

第四类问题：学校与社会：他认为，学校教育应以适应社会实际需要为目的。学校教育既要使儿童身心健康发展，增进个人知识技能，更要培养个人良好的性情、习惯，以及待人接物的良好道德品质；学校教育还要适应社会需要，办学的方针、设施、课程、教材、教法等等，都须随社会发展加以不断地改革。学校教育应使儿童认识环境、适应环境，并获得利用环境、改造环境的能力。

第五类问题：知识与道德。他认为知识与道德是不能截然分开的，“知”“行”是合一的。他分析了构成知识的各种因素，分析了认识以及实践在构成知识中的作用。他分析了各种道德观点，介绍了“乐利主义”，其内容是认为人类行为的“善”“恶”要以能否增进人类幸福为标准。并介绍了康德和杜威的观点。杜威“从教育的角度来说，培养儿童的道德品质，应注意安排良好的环境，使儿童陶冶于其中，能够跳出自私的范围，认识国家、民族、社会的利益与自己的利益是密切相关的，要扩大崇高的人格，实现大我。”

他提出“知行合一”，“德”“智”兼修的观点，并引了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能知必能行”的学说，从行中求知，真的知识只能从力行体验中得来。教育不能只从书本上传授知识，最重要的是使学生在实践生活中获得知识。教育者应做到身教重于言教，在教授学生道德知识的同时，陶冶学生道德行为。

第六类问题：艺术与职业。他认为，无论个人与社会，艺术修养都是很重要的。个人的性情陶冶，社会的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学校教育不能偏重于理智的训练，而忽略艺术的陶冶。艺术教育是德育的基础，可开拓人们的胸怀，扩大人们的眼界，使人们感情意境超脱物质世界的局限，创造新的人生美妙境界。

他认为职业教育的意义，不只是狭隘的技能训练，使人们在经济上能够自立，同时应使其有文化的欣赏、艺术的修养，促其能创新，对社会作出更大的贡献

第七类问题：科学与宗教。他认为，中国需要科学，也需要宗教。我们需要科学以建设经济、文化、教育、国防等等，也需要宗教以维系人心，使心灵有所寄托，灵魂有所归宿，冥冥中得到安慰，使社会秩序得到安定。他认为当今人类最大的不幸，就是把宗教信仰一概抹煞，所以才产生无法无天，自私自利，灭绝天理良心的现象。而灭绝天理良心的社会和国家是要毁灭的。

刘寿祺同志认为，朱经农先生的这部著作，有它的时代性，但也有它的局限性。不过，其中若干教育思想的观点，是有价值的，可取的。“如有关学校教育作用和任务的论述，人才培养的极端重要性的论述，以及学校与社会的关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不可偏废的观点，必须重视实践的观点，职业教育和艺术教育的任务，教师必须严格要求、言传身教的论述等，都是很精辟的，到现在仍有参考价值。” （见《刘寿祺教育文集》P。286）我以为，刘寿祺同志的评价是公允的。

(五)
   
朱经农先生于1925且参与创建光华大学，并主持教务；1945年9月，张寿镛校长逝世后，他辞去国民政府教育部政务次长的职务，回光华大学继任校长直到1948年11月。这两件事，应该看作是他对现代中国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作出的贡献。

根据查阅到的资料，加上我自己的体会，认为他前后两次在光华大学的领导工作中，体现了三个主要的特色：

（一） 光华大学从成立开始，就特别注意建立一支强大的第一流的师资队伍。从1925年到1937年抗战开始前后，校中文、理、商三个学院，一时群贤毕至，名师云集，异彩纷呈，蔚为壮观。胡适、孟宪承、钱基博、吴梅、廖世承、吕思勉、徐志摩、潘光旦、罗隆基、章乃器、王造时、彭文应、张东荪、李石岑、全增嘏、朱公瑾、蒋维乔、张歆海、钱钟书、余上沅、谢霖、容启兆、郭绍虞、金松岑、孙大雨……等各位在高等教育界及学术界各领域中的重量级人物，都出现在光华大学。不少学生报考光华，是由于仰慕这些学术权威们的学术成就，并希望自己能在这所大学里学到一些真正的学问。 不过，抗日战争开始后，这种繁盛的局面被侵略战火无情地摧毁了。学校中的一部分（主要商学院），由谢霖副校长率领，西迁成都。上海大西路的新校舍被日本侵略军炮火轰毁。留在上海的师生，分为三部分，化名为诚正文学社（文学院）、格致理商社（理学院和商学院），壬午补习班（附中），分别在租界赁屋上课，教师难免星散。到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朱经农先生继任校长后，全校各部门集中在上海虹口欧阳路新校舍，又重组教师队伍。1946年秋，我进光华入学注册时，在办公楼前的大课表（供学生选课用）中，又见到了许多名师的大名。文学院的就有：吕思勉、蒋维乔、蔡尚思、郭绍虞、廖世承、张志让、曹未风、周煦良、耿淡如、徐燕谋、谢大任、顾廷龙、王蘧常、毛以亨、应成一…… 等多位。我选大一基础课：大一国文，选的是赵善诒先生的课；大一英语，选 的是徐燕谋、谢大任两先生的课；中国通史，选的是杨宽先生的课；政治学原理，选的是耿淡如先生的课；基础数学，选 的是倪若水先生的课……他们都是大学一年级基础课的第一流教师。理、商学院师资情况，与文学院师资情况也大同小异。朱经农先生在光华大学的工作，首先就从抓加强师资队伍这一主要环节入手，这就保证了这所大学的教学质量。

（二） 提倡或鼓励学术自由。有人说：尊重学术自由 ，是一所有成就的大学的灵魂，这话有点道理。在这方面，光华大学刚创办时到抗战以前，做得更好些。上面列举的这一时期的名师，各种学术思想倾向的都有，他们在校内讲课，都充分讲述自己的学术观点。另外，我在《光华精神 光华人》中，看到一个资料提到：从1927年起，每逢星期一上午举行周会，由校方邀请各界著名人士来校演讲，据文章的作者记忆，前后有 ：杨杏佛（杨 铨）、鲁迅、曾孟朴、邵力子、林语堂、胡朴安、黄炎培、江问渔、马寅初、王云五、陈布雷、陈立夫、徐悲鸿、陶行知、陈诚、茅盾、陈鹤琴、孙寒冰、何炳松、张志让、张静江、杜重远、张之江、王正廷、郭泰祺、翁照垣……等，这些人中，有政治家、外交家、军事家、作家、艺术家、教育家、法学家、历史学家、出版家……等等，思想倾向也各异。由此可见，当时是要提倡这种自由的。所以在光华大学 及光华附中读过书的学生中，走入社会后，也是有各种思想倾向的人物（左、中、右三派）都有。左派的，如中共中央常委，前后就有三位（乔石、尉健行、姚依林），而在台湾的高级领导人也有，如：沈昌焕（外长、行政院长）。校友中，一些著名的作家，如：周而复、田间、穆时英、刘以鬯（当时是香港作家的领军人物）……等，也是思想倾向各异。新闻界两位著名人士：储安平、邓拓，虽然思想倾向各异，但爱国爱民、追求民主自由的根本立场，则是一致的。这都是因为学校中不用思想框框去框住人，不用思想绳索去套住人的缘故。而从根本立场上，则又都教育学生爱国爱群。

朱经农先生虽是国民党员，但他一直反对“党化教育”，1931年2 月，他给他的朋友胡适先生的一封信，早就 明确提出了这种观点。他要信中说：“大学中应有讲学之自由，不应为一党所把持。亦不应受一、二人之操纵”，“现在国民党如果想党化国立大学，也未必有好结果。大学校不是军队，不能不容许学者思想自由与讲学自由。若排除异己，则除善阿谀者外皆不能自安……”所以，光华大学从创办时开始，就一直提倡或鼓励学术自由，是有其渊源的。

（三） 注重发挥人才的作用。这是看到老作家施蛰存先生一篇散文：《知己之感》后而想到的。此文载施先生散文集《沙上脚迹》（辽宁教育出版社1995年3月出版）。

文章先引《新文学史料》载叶圣陶先生日记《上海的三年》中的话：“朱经农来，言拟好好办光华大学，邀余与予同（引者注：即周予同）任教，并托余拉施蛰存为国文系主任。（引者按：当时，光华大学中文系主任是蒋维乔先生，是江苏知名的国学家，但毕竟年纪太大了，估计是没有精力当系主任了。）余言自己不任大学教师，拉施君则可以效力，因致书蛰存。”又一天的日记：“施蛰存来，渠已允就暨南教职，因可有房子住，光华方面只得辞却。”
施蛰存先生看了这两段日记，大发感慨，因为他和朱经农先生并不熟，只是十六年前，朱担任中国公学副校长时，施在中国公学兼过大一预科的国文课，每周两次，每次上课两小时。朱经农先生为什么看上了他，要他去当光华大学的中文系主任呢？以后，有人从《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看到朱给胡的一封信，汇报中国公学的情况，提到郑振铎、孙俍工、李石岑、施蛰存四位，'教书’也还过得去”，因之在十六年后，突然想起他，拟邀他去光华担任中文系主任，以充实光华大学系级的领导力量。别人把《书信选》中的这段话告诉了施先生。施先生因之大受感动，突生“知己之感”。
由此可见，朱经农先生注重人才，且不任用私人，不结党营私。完全从办好大学的大目标出发，来想事做事的。这就更难能可贵。从光华大学当时的情况来看，这类事例，应该还有，可惜现在找不到可作佐证的有力资料了。

抗战时期，施蛰存先生曾在厦门大学教过书。其时，厦大内迁到福建长汀。以后，施先生还在迁到福建的江苏学院教过书。我少年时，曾听到厦大中文系学生谈过，施先生在厦大中文系，上课颇受学生欢迎。这一旁证，可以证明朱经农先生选用人才，确有眼力。

（六）

朱经农先生的旧体诗写得很好，可惜很少公开发表，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甚少。他去世后的1965年，台湾商务印书馆，曾出版他的旧体诗集《爱山庐诗钞》，由他的公子朱文长笺注。可惜此书在大陆不容易找到。底下，选录朱经农先生的几首旧体诗，供读者赏读。这些诗，是从智效民先生及刘寿祺同志的文章中抄下来的。如果大陆哪一位出版家，能找到《爱山庐诗抄》，重印出版，使更多读者能欣赏到现代中国另具一格的第一流的旧体诗，则是为弘扬中国的诗文化，做了一件大好事。

元旦严霜诗

晨起践严霜，吾意正茫茫。白山黑水间，万马临疆场。
日蹙国百里，空有泪千行。谋士虽如云，临事何仓皇！
战士执干戈，孰肯死边疆？将军犹歌舞，欢乐殊未央。
执政多纷更，聚讼喧一堂。金瓯缺未补，铁岭贼猖狂。
书生在草莽，万感热衷肠。对酒不能饮，拔剑空旁皇。
黄河何浩瀚，泰岱何青苍！山川钟灵秀，奇士出此乡，
奈何不共起，洒血卫宗邦！长驱定辽沈，策马饮扶桑！
一朝雪国耻，千载留芬芳！
（这首诗写于1932年初，时朱先生在山东齐鲁大学任校长，先一年九月，突发“九一八”事变。此为感时忧国之作。）

红豆诗

别离复别离，相见各无期。客愁千万斛，未得报君知。
离别复离别，此日空悲切；当年不相见，万事无圆缺！
逢君东海东，破浪乘长风。秋色横天地，枫林万事红。
别君富士麓，惆怅分飞速。相思一掬泪，盈盈空断续。
歇浦重相见，春残花满院。同读复同游，不羡双飞燕。
去年寒食节，把酒作雄谈。谁期咫尺地，忽化万重山。
从此一离别，音书长断绝，猿啼巫峡道，鹃泣衡阳月。（我向潇湘，君入川矣！）
春日兮，碧草满天涯，桃李盈南浦，忆君重忆君，日落关山路。
夏日兮，莓苔拥阶砌，草色映庭幛，日长午梦里，颜色认依稀。
秋日兮，梧桐落金井，明月照轩窗，翻书见君字，字字断人肠！
冬日兮，朔风吹暮雪，映出千山白，千山纵白头，相思无断绝。
噫吁嚱！美人隔秋水，白露满蒹葭。思君不见君，侬思乱如麻。
（此是恨别怀人之作，写得俊逸并凄婉，动人心弦。）

五律二首  

（一）

兵车满临岳，月色带愁来；
树影参差舞，庭花寂寞开。
两儿千里隔，一梦五更回；
惊起披衣坐，遥天晓角催。

（二）

帘外月如霜，笳声欲断肠；
愁看花弄影，空有桂生香。
食贵儿童瘦，才轻愧恨长；
可怜弦诵地，几处度沧桑。

七律二首

（一）

十年草草一劳人，顾我依然白发新；
报国有心空自许，阴符无效漫敷陈。
亦曾漂泊同张俭，未结山庐伴李恂；
莫笑牛刀试鸡肋，弦歌留得武城春。

（二）
风枝摇月影婆娑，凉露中庭发浩歌。
剩有丹心酬祖国，欲凭时雨化菁莪。
连云黉舍开南岳，照野旌旗望汨罗。
教训十年堪一战，前方子弟楚人多。

（以上四首，写于1942年。时朱经农先生任职湖南教育厅长十周年，有感而作。）

没有见到朱经农先生写的新诗，只知道他的歌词写得好。《光华歌》是他的歌词的代表作。光华大学原有一首校歌，但歌词是文言文，且嫌古奥晦涩。乃由朱经农先生新作一首歌词，从1930年起，代替原来的校歌。歌词如下：

光华歌

听我们三呼：光华，光华，光华！
教人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光华，光华；
要同心同德、爱国爱群的光华，光华；
努力为学的光华，光华，光华；
要读书运动、爱国运动并进的光华，光华；
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光华，光华；
我们爱护光华！听我们三呼：光华，光华，光华！
教人好学不倦，深思精进的光华，光华；
要虚怀若谷，允恭允让的光华，光华！
培养人格的光华，光华，光华；
捐除私见、大公无我、合力同造光华，光华；
要富贵不淫、威武不屈的光华，光华；
我们爱护光华！
（这一首《光华歌》，形象地体现“格致诚正”的光华大学校训。把光华办学的境界、目标、方向，都完整地体现出来了，且能激励人心，故深受欢迎。）

（七）

关于朱经农先生，我所要写的，大体上就是这些。末了，还要写几句题外的、但并非可有可无的感想。

海峡两岸的统一，确是国家、民族的一件大事。不过，统一要考虑到各种条件，不能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比如，要有经济条件，要使两岸人均国民收入大体接近，要有政治条件，其中主要是政治民主化，两岸都要来做些切实的民主化的工作，不能空口打哇哇，还要有文化条件，真正做到文化上的民主化，真正做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共同反对文化上的专制主义；当然，还要有国际条件，不可违背历史潮流，违背国际上公认的大趋向；在全球化的大形势下，国际条件就显得更加重要。如此等等。

在文化条件中，对两岸历史人物的公正评价，是一件大事。不能给历史人物以历史的公正，也就不能得到公正的民心。在*内部，也有这个问题，比如，对陈独秀的评价、顶英的评价、张闻天的评价、胡耀邦的评价、*的评价……也都有能不能得到党心、民心的问题。对国民党中的历史人物，放在历史发展的大角度上加以考察，也都有此类问题。朱经农先生就是属于在文化教育领域中的这一类人物中的佼佼者。给这类人物以公正评价，有利于两岸进一步的和解，有利于促进两岸的统一。.所以,我想，这篇拙文和我的这些感想,并非多余。

                              （二○○六年七月二十五日，写毕于长沙）

五柳村2007年12月2日收到





悼丁在君用在君遊南嶽四絕原韻
　　
　　一、雲開遙見千峰月，人去空留萬壑松。 從此半山亭畔路，徘徊吟嘯更誰同?
　　
　　二、方迎車騎入沅、湘，瀝膽披肝聚一堂。 四日雄談成永訣，回天無術淚盈眶。
　　
　　三、精密高明兩可師，關山久歷險如夷。輪蹄已遍川、滇、桂，廿載辛勤幾輩知?
　　
　　四、長橋落照留新韻，雲樹樓臺戀晚晴。 寫入他年文藝史，詩名應共宦名清。
　　
　　文長注：丁文江先生民廿四年秋入湘考察地質，遊南嶽，冬間中煤毒，遷延不治逝世。可參看先父作：『最後一個月的丁在君先生』一文，見民二十五年二月十六日獨立評論第一八八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