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宁四毋──傅山先生的书论原理（卫俊秀）

文潮

作者：卫俊秀



　　“四宁四毋”是傅山先生提出的书法艺术创作原理，精粹卓越，探根见底，极有发明。他反对一切柔美、甜媚、不健康的书作。提倡古拙厚重、雄强高蹈的书风，志念深远非仅至于书论。他所谓的“四宁四毋”即：“宁拙毋巧，宁丑毋媚，宁支离毋轻滑，宁真率毋安排。”下面写出我的一点粗浅的体会。

　　“四宁四毋”主张提出的时代背景

　　傅山是一位很有骨气的明末文化人，38岁的那一年，正当明朝亡国之秋，目睹社会动荡，痛不欲生，后毕生以反清复明为职志，“平原气在中，毛颖足吞虏”！他那笔“生龙活虎”（于右任评语），“豪迈不羁”（郭沫若评语），“挽强压骏”（章太炎评语）的大幅狂草，风云雷电，林薄晦冥，气象万千，正反映出他那强烈的爱国思想。但当时社会上流行的书体，却是南董（其昌）北米（万钟），董则清靡，米又肥靡。董曾推崇赵孟頫为五百年来第一人，而赵体颓堕萎靡如徐国偃王之无骨，熟媚绰约，贱态十足，使傅山不胜慨叹！遂倡导“四宁四毋”之说，以挽临池既倒之狂澜。这就是“四宁四毋”立论的时代背景。
　“四宁四毋”分析

　　宁拙毋巧：“拙”是拙硬、拙直、拙厚、拙朴、古拙，是褒义词，不是拙笨、拙陋，它正是字的结实处。出自天然，具有初生的纯真，不失本色。傅山论作字之道，曾说：“写字无奇巧，只有正拙；正极生奇，归于大巧，若拙而已。”不难看出“拙”字的真谛和“巧”的相关处。老子所谓“归真返璞”。庄子所说：“既雕既琢，复归于朴”者，即此“能用拙乃得巧。用拙不逞巧，乃为大巧”。由正到奇，由奇做巧，而升华再进入拙的境界。其内涵包容丰富复杂，微妙玄通，浑然而不可思议。说是有法，而又无法；有我在，而又无我在；有所似，而又无所似，种种情况，可以心会，难以言喻。

　　汉隶为我国书法中一大渊薮。对其要妙，傅山评论说：“至于汉隶一法，三世皆能造奥，每秘而不肯见诸人。妙在不知此法之丑拙古朴也。”又说：“汉隶之不可思议处，只是硬拙。”试取汉隶从《开通褒斜道摩崖》、《祀三公山碑》汉中三颂直至《张迁碑》百余种名碑，虽体态气派各不相同，而给人以古拙凝重，浑古遒厚，雄深古劲，劲瘦挺拔之感则一，极少柔美一途，而深得历代书家酷爱，影响极大。要写出这种笃挚高古的绝作，傅山不止一次地说：“三复《淳于长碑》先存不得一结构配合之意，有意结构配合，心手离而真遁矣。俗字，全用人力摆列，而天机自然之妙竟以安顿失之。按他古篆、隶落笔，浑不知如何布置，若大散乱而终不能代为整理也。”山谷说得好：“凡书要拙多于巧。近世少年作字，如新妇子妆梳，百种点缀，终无烈妇态也。”新妇妆梳，正是务巧，与拙相比，也正如手艺匠同艺术家之不同，艺术家创作，只把心灵全力灌注在作品中去，充满了智慧、灵感，魔力无穷，给观者以无限的启发，引起精神的再生产。手艺匠所用心的只在于如何安排布置、涂抹颜色，画出的人物，不管是勇士、美人，有似木偶，眼鼻不缺，而乏生气，不成个艺术品了。自然拙、巧并非对立词，拙可取，巧也自有其妙处，拙多于巧，不要让繁重的花朵损折枝干为佳，作诗为文亦然。

　　宁丑毋媚：拙、丑为邻，巧、媚一家，只是分量上轻重好恶有别，无须详述。人们观赏一件艺术品，正像杜甫所指：“或看翡翠兰苔上，未掣鲸鱼碧海中。”只迷恋于浮华的外表，看不到精意的深处，颜鲁公书作《中兴颂》，王恽评为“如驱千金骏马，倚邱山而立。”其雄伟如此！气势磅礴不可一世，而米芾讥为：“丑怪恶扎。”龙门二十品中的《郑长猷造像》、《太妃侯造像》等石刻，初一触目，何其丑也。然而那深处，或为气和闲体，或为雄强挺拔，拙朴苍古，令人味之不厌。傅山曾谓“石鼓及峰山，领略丑中妍”要从丑中看出美的价值，这就须有慧眼了。赵体一见，岂不悦目？然而那种熟媚轻态，缺乏深厚，使人发软。无益精神，所以说宁丑毋媚。

　　宁支离毋轻滑：支离，散乱没条理。右军字或被评为“粗服乱发”，所谓“支离老手”者便是。与小刀细工者，异趣。轻有轻浮、轻靡、轻浅，都是没有骨力，根不深。滑即无丰采，不劲利，与巧媚都是书法中所禁忌的。

　　宁真率毋安排：在楷法上，山谷有“快马斩阵”语。或即真率之意。亦即凌云健笔也。直截了当，以快笔意，若做作安排，便失真矣，馆阁体不为识者喜爱，也只嫌其过于板滞，状如算子，不过字匠耳。

　　意括上述，四宁中的拙、丑、支离、真率和四毋所说的巧、媚、轻滑、安排，两者的涵义优劣关系，不难分辨。这里只写出自己的一点看法，算是个人体会，尚望同道指正。
　　“四宁四毋”又是做人的极则

　　四宁四毋固然是傅山书论的主张，而又是做人的极则。他就是如此的人。鲁迅对于作文白描法，也曾谈过十二个字：“有真意，去粉饰，少做作，勿卖弄。”与“四宁四毋”精神如出一辙，也正是鲁迅做人之道，他们所值时代境况不同等，但都具有寻求真理，不怕牺牲的爱国爱民的革命意志，确是我中华民族的精魂。国家的元气所在。傅山说：“知有国家而后可以为人。”“作字先作人，人奇字自古。”又说：“字亦何与人，正复怨其带奴俗气；若得无奴俗气，乃可与议论风期日上耳？”“作字如作人，亦恶带奴貌。试看鲁公书，心画自孤傲。生死不可回，岂为乱逆要。”这不仅说透了人生的价值，也说明了作字和做人的关系。“字如其人”心手岂可相欺哉？但有些书者，则以为写出好字，只要掌握到技法，肯花工夫自会造于高明，与做人何关？且以蔡京、赵孟頫等为例，以证明其说。这种机械地看问题，探测未免不够深入。作字规律即书法，如执笔用笔永字八法、欧阳询三十六法、悬针垂露、划沙、印泥诸法，对于初学者，自有其指导作用，刻苦久练更是不可间断的功夫。但单靠技巧、功夫，是远远不够的。而更需要有精神的活跃──人品道德、思想学问、胸襟远见种种涵养。“狂来轻世界，醉里得真如。”大作家一动笔，无法无我，无心无意，甚至于无笔无纸，挥斥八极，涵蓄万象，大气象，高境界才称得上神品佳作。试取岳飞、文天祥、杨继盛以及傅山诸先烈名贤的诗文全集比较研读，几乎如出一人之手，其书法作品中散放出的磅礴大气，忠直高节，浩然之气，震惊鬼神，充分地反映了个人的至性，民族的哀愤，时代的灾难。《楚辞》、《史记》中所闪耀出的那种精刚之气，也绝不是仅靠着写作技术，鼓努卖力所能不朽的。所以说，不论是学书法写文章都需要积累深厚的“书外的功力”。

　　总括“四宁四毋”精神，一在于挽救当时萎靡堕落书风，提倡威仪凛然的书艺，以发扬爱国主义思想，振奋民族精神；一在于申明字与人的关系，人奇字古，作字之道，做人须是第一着。试看当前书风的不正，正反映出人心的不正。把书作看做发财致富的工具，辱及艺术，不顾体面，伤害到民族的尊严，为外人耻笑而我麻木不仁。有的书者拜倒日本“前卫派”之前，丧失民族自尊心。为前途计，只有心正笔正（笔正不是指杆的端直，是说字的威仪气态），才谈得上书法为精神文明服务和“毛颖足吞虏”的巨大神威。舍此，便失去书法艺术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