拜谒陶博吾大师——曾印泉

妙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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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陶老逝世，我已离赣多年。
后来有为陶老写点什么的愿望，但都不成功。请陶老恕我。
拜谒陶博吾大师

   写下这个题目，立即就感到无从下手。
   见了陶老的那天晚上，一气写了七页，还好像有未尽之意，才生了做一篇文章的意愿。现在正题有了，文章却很难开头。搜肠刮肚，百无一是。只好求救于日记。
   四月十二日。晴暖，星期日，由陶老的一年轻弟子引路。路上陶老弟子说，老人知我有拜谒之意后，常念叨我，小子何许人也？感慨何深！
   
   转了几转，好象还在洪城闹市，陶老所住的楼房就是这几年迫不及待在旧城生出的。进门，房内还余有乔迁气氛——陶老已起身迎立在自己居室的门口。新房子是打发面生最好的话题。我称赞了他的新居。老人脸上漠然，却大声而清楚地补了一句“三室一厅”。
我握住了陶丢的手——无肉骨突，春暖花开的季节冰凉。我想起了妻子常说的一句话：“手脚常温方无病。”再看陶老的脸，黄萎无华，被生命的余辉所煎熬。眼珠子很小，很黑，象两粒豆鼓，鼻子嘴也不大，从长相看，大师年幼时很象女孩，眉毛也一般，不给人有什么奇特的长寿之相。
   我来的目的很简单，把自己所写的作品摊开放在大师面前，然后就盯住老人的脸，让他那双看过真火的眼批削；尖起耳朵听大师说：“好”或“不好”（一个艺者应该从这三个字悟出所缺或所是）。别的什么自觉和大师难以沟通。我纵不信有什么代沟，却也知道不同的时间形成人不同的生活情调。
   几位同来的书友自然立在我的身后。我即感到局促，口齿没有平时灵便，以“久仰”起头，大师也以“久仰 ”作答。大师居北屋，光线不够书写。陈设很简单：四腿饭桌，算是他创作的画案，和我当知青时所用的一模一样。桌上文具也极简单，一个方形圆池的砚，不大，几只不象样的毛笔。桌上铺的也非画毯，而是一般家用的那一种。一切都给人临时拿来用用的感觉。与桌子相对，设有一张简铺。床头吊绑着一盏孩子用以读书的台灯。
   坐定，大师给我看他八九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办个展时的照片。有我想见而见不着的书画界的著名先辈，也有和人大委员长，政协委员等政界要人的合影。我所感慨的是：这些照片拍得真是时候。大师总是自在地站着（甚至是奇倔地站着）。而那些和大师相对者，有的陪笑，有的从开合的嘴看肯定在说着好话，有的则正竖着大姆指。这些照片光滑的纸面已有些磨损，照片的衬纸上有标准楷书的释词，详细地记载了拍摄的瞬间。
   谈到老人在北京展览的反响，他的弟子曾告诉我中日文化交流中心的日方主席，看了展览怎样生发崇敬之意，跪伏在大师的膝下。现在大师自己提到这事——他说日本人对美国，对苏联都没有下跪过，却跪我身前施礼。明白无误，是陶老自己说的。我有些意外，这时我突然记起了一篇最近的关于大师的文章，那文章有一个很醒人的题目：《百年孤独》。人老而感到境独，这并不少见。大师给我的印象是一种握芝怀玉者至深而久的寂寞。想到此点，又不能说那题目亮而不照了。
   不到一刻钟，老人小孙子进屋——那是一位走路带摇晃的后生。大师便低着嗓音，用彭泽土话交待他去裁宣纸，还告诉了要纸的张数（神色和我父亲在店里生意非常繁忙的当儿要我清点一下所入很相象）。这时我有些脸红，象是被人捉到了恭敬之下隐藏着的掠夺之意。但我又很感动，因为进屋前，陶老的弟子一再说不要当面索书。可现在他不仅要为我作书，那数目还遍及同来的几位书法爱好者和手牵来的小女孩。
   趁这时，我拿出自己的习作请大师指点。大师看得很认真，没有多说话。果然止有三个字——“好。也好”。末了，大师又自语一般轻叹；“现在写得好的人多了！”这让我费思，“写得好的人多了。”大师应该感到“吾道不孤”为何又要叹息呢？艺术的价值难道真有供求规律，与市价消长么？抑或大师感到某种东西的逼迫不成？那东西是什么呢？我看着大师，试图印证一下自己的分析。大师忽而转过脸去，对他的弟子：“*先生是学汉简的吧！”我急答：“是”。大师又说；“学书光吃住汉简不行，得真草篆隶都会。”我听了觉得陶老不会随便说出一句常谈（其实我也并非只是写汉简的）。也许大师正是看了我的习作，觉得还没有获得这门艺术技巧上最大的自由感才说这话的吧！我便会意一笑，说：“是”。
   大师要开笔写字了，墨汁又找不到。孙子便提醒他所放的地方。倒墨，铺氏一应手脚事我们都做了，但又恐做得不合大师的路数（比如写对子的格子就是他自己折的，手有些抖，格子不规范），有点忙乱。
   大师伸手从一废弃的茶缸内抓出插在水里的中号羊提——这样处置书后的毛笔，正是我课徒时对他们的警戒。但九十四岁的老人手脚不灵便，只能一切从简从易了——那笔笔锋已写没了，笔头长时间杵在水缸中，歪了。
   大师的弟子欣喜地对我耳语：“老人兴致来！”我可是莫大的关顾——据说很有些厅长省长之类的要人欲进陶老门而不得，（他的弟子再三叮嘱不可勉强大师作书，）现在，大师无须再三情请，就要当面“开光”。
   “这房子太暗了！”一位同道叹息。又说：“有盏亮一些的灯就好。”
   “有灯无灯都一样的！”大师耳朵非常尖，此语无奈却也自负。转而老人对我说“*先生长什么样子，我全看不见，”语调不含有遗憾之意，但我仍很感动。
   大师的笔在纸上刷刷作响，写了一幅对联——“无法之中有妙法，古风吹遍出新风”。书法平常，大师手下是张非常劣钝的夹江纸，老人眼睛不够用，难以捕捉行笔时笔锋的微妙变化而调整手腕，线条呆板，勉强。这时我心中充满对大师的怜爱，忍不住说了一句“可惜纸张差点！”老人一定听见了，但他并不吱声。平静地对联写完，署款。当我看到大师写下“**先生法家雅正”时，想抗议或自谦一下，又觉得多余。下款为：九十四老人陶博吾。
大师接着又写第二副。换上了徽产生宣。老人刚写出“里田”二字，我的心便跳起来。书体是大师的绝学——石鼓大篆。笔锋在纸上有力地运泻，变化很微妙。对联内容为“里田莫治君犹好，难免无求我不如”，文辞书法均为佳构。我和几位同道不禁交口赞叹。大师抬头问：“这，该属谁的名呢？”——脸上的神色很得意。我已得了一幅，只好强压着内心的贪欲，不作声。几位同道也不便自报名姓。还是大师的弟子知我爱我。说：“仍写*老师的吧！”
   大师无声地写下上款，释文。下款仍是“九十四老人陶博吾。”我突然心一动，对大师说：“每写到九十四老人时，您老一定非常快意的吧！”听到此语，大师噗哧一笑，神情天真得象个孩童。
   大师始为“革命党人”继而为“右派分子”，几十年中家室、公职、生命都有褫消之虞，但一听到对他的长寿的叹谓，竟无丝毫艰困的意味，唯有噗哧一笑！仅此一端，为世欲所困的我辈，恐怕也够学的罢。然而且慢！大师对我解释起下联来：“雉兔了不起，吃饱就无需求。可我不行，不仅要吃饱，还要其它。故我说不如啊——”大师的话让我陷入沉思——我之于大师算什么呢？为何而来？怀何而去？大师不屑于顾忌，这不奇怪，然而他还要在自己的心口剖上一刀，让你识个透亮去！常言总说人老固执，可此处却却见老人的洒脱。孟子说：“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也。”夫子灵泉有知，也当含笑。那么大师的所欲为何呢？金钱？美女？盛誉？地位？……我猜不中。
   大师已喘着粗气，还该给其他人写字，他生硬地不客气地说：“不写对子了。”又一气写了三张，全是些应景之词，书法也随便。但大师脸上仍惬意，漾着信手挥毫的舒心的笑。我所不解的是：大师既可以书作从俗，为何又要拒那些颇有颜面的索书者于门外呢？然而，我又想，如果陶老三十年前就有今天 的誉望，不，早二十年。不不！如果现在大师的目力仍可以将砚边一匹爬行的蟑螂收入眼帘；假如大师仍有精力写了字，照我所教学学生们那么去做——保养好毛笔，珍惜纸张，将翻卷的书帖熨平。那么大师会不会象传媒所播的那些大书画家们眼熠熠然，恨心地将自己的旧作，“衔指头露屁股”的儿时照一一撕掉，以绝后人鄙屑，给人一生下来就是天才的感觉呢？老人真是一宝呵——
   不觉就过了一个时辰。自己也不能免俗，和着同来的一道，装模作样要大师合影。然后就告辞，各自卷了老人所赐的墨宝心满意足地出来。临出门，我将大师儿媳让小女孩吃而未吃的一颗颇硕的香蕉揣在手中，却仍在想，大师所求的到底是什么呢？一所宅子，一桌佳肴，或者一群给人以生气的少男少女？……对了，也许是一本精印的自已的画册。我最后瞟了一眼墙上挂着的大师的画和书作，突然有所感悟，明白大师为何每一笔都要力求响亮，带着几分奇倔的意味。大师的书画不给人以空灵之感。或者他觉得已有所是；或者他天性中没有东西。但这并不降低他作品的品位。大师的线条。色彩不是弥漫或隐没在纸中，而分明是在纸上叫喊，那情势仿佛就要从画上跳将下来，把你掩进他的画。大师表现出焦灼，倔犟，含有常人的忧怨，喜怒和欲望，而且自然地活到了九十四岁。九十四岁——不信你试试看。
已近黄昏了，天无端阴沉着。大街小巷满是玩呼啦圈的孩子们。那东西也怪，只要给它一个定点，一个要紧的定点，便不管在人身的任何部位，都可旋转如飞。这时，我的头脑里响着大师的弟子告诉我的一回和陶老的对话——“如果*先生来了，我是不是要起来呢？”大师躺在床上问。
   “您和他相差正一个花甲，我看可以不要。”
   “那，我还是起来！”
   后来我看到大师连风纪扣都扣好了，俨装立在他自己的门首。
                                                                  


1992.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