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传席：别拽他人的“被子”盖自己的“脚”(高鸿)

妙音

别拽他人的“被子”盖自己的“脚”

（原文见《中国书画报》2009年63期）



高鸿


多年来，陈传席总是以出言惊人的美术理论家的形象出现在业内媒体上。应该说，业内需要振聋发聩的声音，因为这声音远比那些套话、废话以及一些令人肉麻的吹捧之类的话有用得多。陈先生不时抛出一些有悖常理的言论如《祭侄稿》在《兰亭序》之上等，我想，他的本意可能并非就是要将其观点强加给他人，而是提醒人们对待前人的观点和定论不要盲目无条件接受，即便前人的论述是正确的，也要通过自己的解读和思考去接受，这，抑或是既要知其然，也要知其所以然。
前不久，陈先生又折腾出一篇《理论家是否要会画画》，为了证明其“理论家”无需“会画画”的观点，竟直言不讳地拈出孙武、司马迁、黑格尔、贡布里希的例子。于是，一向被人们斥之为“空头理论家”的陈先生总算有了可以站直腰杆说话的“本钱”，不仅有中国的，而且还有外国的。
其实，这又何必！
在我看来，拽他人的被子盖自己的脚，应该不是一个好办法。究其实质，拽他人被子盖自己的脚，其行为本身就是一种自卑的表现，所以才变着法子去“引经据典”。殊不知，冀图将他人的被子盖在自己的脚上以期使自己自信起来，显然不是什么高明之举。因为你陈先生这么多年来在舞文（理论研究）的同时也在弄墨（画画），结果是舞文头头是道，弄墨却笔笔殊俗。自己的艺术理论研究尚且不能指导和提高自己的艺术实践，又如何生发对他人有益的启迪？陈先生的理论研究与其绘画实践的悬殊反差，这一不小的缺陷难道就可以以自比孙武、司马迁、黑格尔、贡布里希即可得到弥补？当然，这或可看成是陈先生的“纯真”。就像某个黄姓的书法爱好者，不管是在口头上还是在行文里都一概自称是黄山谷的多少代多少代孙一样。

陈先生的“纯真”，还表现在对张彦远《历代名画记》中“书则不得笔法，不能结字，已坠家声，为终身之痛，画又迹不逮意，但以自娱……”的解读，明明是张彦远的自谦之语，却被陈先生诠释为“也就是说，他书画皆不善”，实在“纯真”的可爱。作为理论家的陈先生，既然承认《历代名画记》是“千古不朽的著作”，并被后人称之为“画史之祖”，其作者聊以“自娱”的书画之笔，你还真的以为就是“书画皆不善”？如果解读古人的谦卑之语都是这样按照字面来直译，那么我们对古人的“无能之辞”、“鄙贱之语”谦卑之言真的认为是“无能”和“鄙贱”？谦卑是中国文人的美德，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有言“童子何知，躬逢盛饯”，难道我们就可以理解为“王勃这小子，自己都说自己是小孩子，小孩子能知道什么”？
就陈先生的以上“纯真”，我们大可不必斤斤计较，不管怎么说，“纯真”总是可爱的——童言无忌嘛。
还有一类自小就无涉翰墨丹青，可说是地地道道不通文墨之辈的“理论家”，但他们却大言不惭地以“著名美术理论家”自居。问其何故？理由是将其空泛的套话“上升”到“哲学”范畴，美名其曰是“形而上者”的“道”。实在狡黠的可以！
某次，某“理论家”来寒舍向我表述他的“理论研究”：“尽管我不画画写字，可我在书画研究上研究的课题主要是‘道’的研究，而不是‘器’。‘道’是形而上的，‘器’是形而下的，是技术层面的。就像您的研究，您是从您的创作实践就‘技术’层面来研究书画艺术，包括您的书画鉴定。因此，我们研究的不是一个方向。”
对这位振振有词且其话语中带着咄咄逼人味道的“理论家”，我只能是“洗耳恭听”。一上来就搬出了《周易·系辞上》里“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我还能说什么呢？说实话，关于什么是“道”，这位老兄可能比我懂的多，不过，尽管如此也无需如此声高心虚，并煞有介事地模仿起老子以“道可道，非常道”堵住千万人口的那样逼着我听他的说教。
有了《周易·系辞》和《老子》的撑腰，我没有必要不让这位老兄继续陶醉在“高处不胜寒”的氛围之中，可我心里却是在不断重复着“宁可与聪明人吵一场架，绝不与糊涂蛋说一句话”这一最浅显的处人待事的原则。

我很留意一些专业媒体上书画理论研究的文章，但只拎那些因实践而理论的专业人士撰写的文章。对那些不是通过自己一定时间和程度的感性和理性实践拼凑、组合古今书画理论观点而成的文章，我向来是不屑一顾的。对这类“复制”前贤研究成果而后“粘贴”起来的文章，我在耻笑那些不知天高地厚的作者的同时，从心底也鄙视那些编发这类稿件的媒体。
实践出真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是起码的道理。没有一定的实践过程就不可能获得一定程度的感性认识，没有感性认识怎么可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呢？所谓理论与实践是一对互为鼓动、互为协调的鸟之双翼，讲的就是这个道理。我们翻遍历代书画理论的论述，大凡能道出真知灼见的几乎都是有相当成就的实践家，这应该是不争的事实。
再，尽管老子炮制了那句高深莫测的“道可道，非常道”，但只要通读他的文章，他还是把“道“解释的很通俗：“有无相生，难易相成，长短相较，高下相倾，音声相和，前后相随……”。要言之，事物总是有着它的两面性。既然“道”是形而上的，那么，要讨论“道”，就回避不了它的另一面“器”。形而上（道）不可能孤立的存在，只有弄明白了什么是形而下（器），“道”才能有附着点，反之亦然。如果仅抽取《周易·系辞上》“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来为自己“器”的茫然无知来辩护，显然不甚高明。这是因为“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这句话不是凭空而来，而是在其句前有“是故”二字，是什么故呢？原来是：
易曰：自天佑之，吉无不利。子曰：佑者助也，天之所助者顺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顺，又以尚也。是以自天佑之，吉无不利也！
子曰：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
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设卦以尽情伪，系辞焉以尽其言，变而通之以尽利，鼓之舞之以尽神。
乾坤其易之缊邪？乾坤成列，而易立乎其中矣。乾坤毀则无以见易，易不可见，则乾坤或几乎息矣！

以上就是“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的原因，接下来后面还有“化而裁之谓之变，推而行之谓之道”。可见，最终的“道”还要有懒于“化而裁之”和“推而行之”，不是简单地掐头截尾的“形而上”。对这类断章取义的行为，有学者曾将其斥之为“更混乱的是，把根本就不懂得的道，解释为形而上学。”可谓一语中的！
窃以为，搞书画理论的研究，不是搞玩噱头的滑稽表演。滑稽表演时你可以装作一副比娘娘腔还要娘娘腔并且在你的腹部塞上一个草包枕头装扮成一个即将分娩的孕妇，继而你也可以躺在产床上尽力表演女性分娩时的那种喊爹叫娘的痛苦状，甚至你还可以在一阵阵“叫喊”且腹部的草包枕头去掉之后兴高采烈、有声有色地讲述你在“分娩”时如何如何痛不欲生和“分娩”后听到你的“婴儿”第一声“哭叫”后的喜悦。对此，我们除了认为你这是滑稽、浅薄、无知的笑闹外，不可能认可你这一在你看来的“道”――因为你原本就没有那“器”（可以受精的卵巢），天注定你的肚皮里不可能孕育出有生命的胎儿。要明白“一阴一阳之谓道”，修道的人有句名言：“孤阳不生，孤阴不长。”单阴独阳是不能有所作为的，必须要阴阳配合。
所谓理论，原本是解惑释疑的。如果一个涉足理论研究的人，倘若连自己的缺陷也要设法遮掩并振振有辞地自比圣贤，是不是有拽他人被子盖自己脚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