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兄，还是恩主——石涛与博尔都的关系

妙音

　 　　　　　　　　　　  
作者：未知　文章来源：美术报



　　中国历史上经常出现拥有较高政治地位或经济地位的上层人士，出于对绘画的喜爱，以向画家提供资助的方式，获得画家们创作的作品，这种颇类似于西方艺术赞助的行为，虽就其本质而言，不无物质交换的经济色彩，然而由于中西方文化具有迥然不同的生存机制，双方赖以发生的情境基础不可同日而语（西方文化重利轻义，中国传统文化重义轻利，起码在表面上或曰在理论上如此），因此，这种比照只能是意象化的和非对等性的，稍有不慎，便有可能导致简单和极端，从而落人“规定即是否定”、“执者失之”的思维怪圈。这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上层人士与画家们的这种关系，每每并不是单纯的买卖关系，也不是如西方艺术赞助那样领取固定薪酬或赏金的雇佣关系，而是一种包括思想感情上的朋友、价值观念上的同道、艺术见解上的知音、经济方面的赞助者和收藏者、政治地位上的恩主与保护人等多重因素兼而有之的复杂关系。因此他们双方在人格上似乎是平等的，甚至是亲密的。画家们有时接受上层人士的请求，创作某幅具体作品，有时也会被作为“宾客”就聘于主家，从事数量较多的创作。前者的性质近似于文人雅集和诗画酬唱，而后者则仿佛春秋时代的豢养名士。虽然在这些行为的背后，都一无例外地存在着不容忽视的经济因素和资助色彩，但在表面形式上，主家却往往不是以艺术品购买者的面目出现，而是以画家的知音、同道，甚至是“伯乐”的面目出现。对于石涛而言，博尔都便是这样一位知音、同道和“伯乐”。
    博系宗室，其父拔都海乃清太祖努尔哈赤的曾孙，授三等辅国将军。博雅爱文艺，善诗，1689年随康熙南巡时结识石涛，对石涛的画艺颇为赏识（石涛赴京谋求发展，即是应博尔都之邀，在京期间亦尝得到博尔都的扶助）。若排除两人之间地位上的悬殊，可称挚友。在他们两人交往中，有两件事值得一提。其一是在博尔都的安排下，石涛与王原祁合作过一幅《兰竹图》（现藏台北故宫博物院）。鉴于王原祁在当时画坛的显赫地位，以及王原祁与石涛乃清初山水画坛之正奇两极，分别代表着“狷”与“狂”、“正”与“奇”两种完全不同的绘画风格，故后世论者对该图极为看重，认为此乃艺坛超越门派龃龉，进行合作交流的绝佳例证。然而事实并非如此，实际上，石涛和王原祁合作的《兰竹图》乃博尔都凭其强权一手操纵的畸形产物，既非石涛所预知，亦非王原祁所乐为，以笔墨察之，可清楚地发现作为当时具有官方——书画谱编纂官，画坛——娄东派宗主双重领袖身份的王原祁的“补石”不但太过多余，勉强，而且联系到其《雨窗漫笔》中对“广陵、白下”“恶习”的警告，还体现出不屑与教示的性质。对此，台湾学者石守谦先生《石涛、王原祁合作“兰竹图”的问题》一文有详尽的分析，故此处不赘。
    其二是博尔都“随驾南巡，觅得仇实父《百美争艳图》，内宫中物也”。博尔都“得时恐为本朝士大夫所妒”，命石涛另外摹写一幅，仇乃院体，其画风典雅精丽、细谨工致，与石涛之奔放郁勃、排奡纵恣、方枘圆凿，相距何止千里!石涛欲以“山水、树石、花卉、神像、虫鱼，无不摹写，至于人物，不敢辄作”相推诿，然未获见谅，不得已只好勉为其难，“三载始成”这件与其画风大相径庭，“其高过半丈，景长数丈，卷中亭台、楼阁、花木、竹石及名垦，艳丽娇娜，宛然若生”，“目之罕见”的“巨册”（《大涤子题画诗跋》）。博尔都得此摹本后，大喜过望，复请李光地、曹寅、王士祯等名流显宦题跋以记，至于摹写此作的石涛是否违背自己的主体精神和创作理念，则显然是不在博尔都考虑之列的。
    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这种拥有较高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的上层人士与其所欣赏和扶助的画家之间的关系，其实是不平等的。这种表面上看来似乎亲密、和谐，不无双向选择色彩的微妙关系，由于其政治和经济地位上的巨大差异，往往是前者以一种不言而喻的强力方式，影响着后者的创作，而后者只能以削弱乃至放弃其创作的主体化自由，居于勉强和被动的地位（大体如此，并非尽然）。因此，从这一意义上说，所谓的知音，其实是强暴；所谓的道兄，其实是恩主；而所谓的“伯乐”，其实是“上层人士”凭借其政治或经济上的优势，干预以至扭曲画家的艺术风格和艺术个性。在这一方面，石涛和博尔都之间的交往，可谓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的例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