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童年在诗词书堆里熏大（南方日报）

花雨

附：

谢杨希乐大师赐教——于丹


论语读罢访圣山，难得杨子一日闲。

大师风采今得睹，小聚家宴成易坛。

夜空指我星点点，晨别感君态谦谦。

当年孔子见老子，张口结舌似于丹。

  


答于丹——杨希乐


感动中国有佳人，千年论语吐奇芬。

粉丝无数雨后笋，情理交融话人生。

卑以自牧真君子，厚德载物巾帼魂。

惭愧鲁南无长物，聊赠易国一枝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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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于丹

　　穿越于丹的精神成长史

　　核心提示

　　于丹生在文革，活在80年代，活在21世纪。在四合院里读诗词，在大学校园的古典文学课堂里被西方思潮洗礼，在影视传媒系记录并催化中国社会的发展。

　　只不过，她红在《百家讲坛》，在人们呼唤传统文化回归的时候，成为前路上的引导者，虽然有人不买这个账。

　　如果说她讲课时神闲气定，语言优美雅致，古今中外，信手拈来，相信不会有人认为这是溢美之辞；电视里的她，给人一个完美的“古典”的印象。但生活里的于丹，像老年人一样爱戏曲，也像年轻人一样爱周杰伦；像旧知识分子一样爱诗词，也像艺术青年一样爱爵士乐，像时尚分子一样着漂亮晚装。但这次，我们不想只谈电视里的她，也不只谈生活里的她，而想向你呈现她作为一个知识分子30年来的精神成长史。

　　幼承家学渊源，而后在80年代经受摧枯拉朽、野马奔腾的思潮洗礼，经历90年代迷茫与空虚的物质世界，在传媒中找到行动的能量与方式，最终各个方向的江河汇成大海，在融合中获得身心与灵魂的平衡。于丹精神成长史中各种力量撕扯和融合，构成了斑驳杂糅的色彩；与她一样，这三十年，中国人的精神经受各种影响，经历无数转折，在多种元素的冲撞中不断丰富。

　　穿越于丹的精神成长史，穿越到她的童年、青年、现在，而不只是看她在电视上的讲解，会更接近以下问题的答案：三十年，人们的精神追求留下了什么样的记忆？传统文化和先贤经典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什么样的角色？我们需要什么样的精神生活？

　　口述历史

　　孤独的孩子

　　(1965-1982)

　　我是在戏曲、诗词，在风花雪月的流光下酝酿大的一个孩子。时光在我眼里，是悠闲的。

　　童年·在诗词书堆里熏大

　　记者：现在人们对你的印象，是旁征博引、出口成章，但你曾说你小时候是个非常内向的孩子。

　　于丹：我小时候生长在一个非常独特的环境。我出生在文革动荡的年代，我们家是老北京一个旧旧的四合院，我父母都下放了，我是独生女，和我姥姥住在一起。她是一个要求很严格的旗人老太太。我一天幼儿园都没有上过，在六岁半上小学之前，我是封闭在那个院子里的一个非常孤独的小孩，没有小朋友一起玩，只有我姥姥教我背诗词，写毛笔字。我爸爸和我姥姥都写一手好字。那个院落有三进院子，第一进是青砖的天井，下了台阶是个大院，很安静，长满各式各样的树木和鲜花：枣树、海棠树、梨树、香椿树……每年5月，还会有灿烂的红石榴花。沿着一个窄窄的小坡上去，后院没有花，荒烟衰草。我跟着我姥姥，在枣树和香椿树栓上皮筋，自己跳皮筋。

　　记者：你会渴望走出院子去玩吗？

　　于丹：也不会，时光在我眼里，是悠闲的。那时候经常坐在海棠树下数花瓣，扑扑簌簌。那时候觉得，海棠树好大呀，满地落英缤纷。所以我很小时候是个特别风花雪月、多愁善感的孩子，喜欢读黛玉葬花啊这些东西，因为没有人可以沟通。

　　记者：您父亲于廉曾经是中华书局副总经理，国学基础深厚，有的资料说你四五岁接触《论语》，五岁半读《红楼梦》，是不是和父亲有关？

　　于丹：因为我爸爸是旧知识分子，他的国学底子非常好，所以我看书很杂；但其实四岁读《论语》是媒体的放大，我四岁时候没有读论语，而是家长开始给我解释和讲论语。我爸爸那时候带我在任何一个地方玩儿的时候，可能就说你看这么些个叔叔阿姨，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你去数数，这里头有多少个老师，然后我就会折算三点七个老师啊，二点八个老师啊，我爸爸又说你自己去看谁是老师，我就会看到一个特善解人意的阿姨，照顾完老的照顾小的，我就觉得她肯定是老师。爸爸教育我的方式其实是我一直感激的，我觉得我们家的教育，最重要的就是不在于内容而在于方式，不在于让我记了多少东西，而在于让我从来没有反感过，我一直就认为是玩儿着的，如果我半截跑了———他正说到一半我跑了，我从来没有被爸爸拎着耳朵给揪回来过，跑就跑了，下回再说。爸爸还喜欢听戏，弄得我一天到晚哼哼唧唧地跟着他听。但是我们的兴趣点很早就不同，他一直酷爱京剧，能唱非常好的老生，我呢，不知道为什么，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昆曲，后来就一直找昆曲听。到我差不多20岁的时候，爸爸说昆曲已经说不过我了。

　　记者：诗词呢？你说你现在喜欢李白、苏轼、陶渊明，小时候喜欢谁？

　　于丹：我小时候喜欢的诗词都是很细腻的，很小的时候就喜欢李商隐和李后主。连同残损的那些，李后主的词一共有83首；我曾经做过一件事，把这83首词每一首都抄了一遍，然后自己给装订起来，还装了个旧旧的蓝色的封面，然后用线穿起来，自己做了一厚本词集。

　　记者：你的成长跟那个时代的关联好像不大，但是跟家境和心情有关。

　　于丹：对，我觉得我是在这种戏曲、诗词，这种风花雪月的流光下酝酿大的一个孩子。而且最荒唐的是，我们家住的那个院子，叫府右街9号，什么叫府右街呢，就是在中南海对面，跟中南海隔窄窄一条街，后来拓展马路，把我们家院子给弄没了。那时候中南海里面天天在批斗，大家成天在喊打倒刘少奇，咣咣咣游行车过来了，哇哇哇什么最高指示最新指示，那时候都敲锣打鼓的。我们家这院子就关着，我听着外面的声音，姥姥就跟我说，不许出去，在家看书！

　　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到初中还是这个样子，非常沉默，少言寡语，而且性格一点都不自信，别的孩子都不带我玩。

　　少年·为人老实，生活严肃，平时很少言笑……

　　记者：这种生活方式，和你后来会学古典文学应该有很大的关系？

　　于丹：嗯，我小时候真的很奢侈，有大把的时光，可以让我非常安静、细腻和从容，这种生活方式会自然地让你觉得，古典对你来说，是神秘而优美的，她跟这个粗糙疯狂的时代毫不相干。你看到外面的孩子背的都是语录，谈的都是批林批孔这些事情的时候，你会觉得那些诗词，(稍微停顿)是多美啊。说得好听点，我是在诗词、在书堆里熏大的一个孩子，所以后来选了古典文学。说得不好听点，除了上中文系，我想不出我还能学别的什么了。

　　记者：也让你成了一个内向的孩子？看到有件资料说，“于丹的学籍卡上，当时老师给她的评语是：能遵守学校各种规章制度，尊敬老师，团结同学，对人文明有礼貌，为人老实，生活严肃，平时很少言笑……”很少言笑，会这样吗？

　　于丹：我小时候，真的是一个很孤独的孩子，到初中还是这个样子，非常沉默，少言寡语，而且性格一点都不自信。因为我除了文科好，别的什么都不好，数学差得一塌糊涂，体育差得一塌糊涂。别的孩子都不带我玩，我自己从小在院里玩大的，什么丢沙包啊，跳皮筋啊，我都不怎么会，谁带我，那一拨就总得先输。直到1980年上高中，到(北京)四中的时候，我觉得我性格才有了很大的改变。四中是铸造我人格的地方，它要求每个人都要有创造性。其实人没有一个突变的时刻，前几天中央台让我写什么是潜能，我就写人的一生就是把所有的潜能变化为显能的过程。你开发了越多的潜能，你就越接近最真实的自己。我们一生可能错过自己，就是因为潜能没开发出来。我小时候是那么怯懦，那么不自信的一个人，但现在就很自信。比如讲英语这件事情，我一个助理就说于老师就是一个世界公民，到世界各国都跟人家暴侃。其实不是说我讲得多么标准，我认为语言这东西，不管准确不准确，能沟通就行，比划也行。

灵魂的养成

　　(1982-1989)

　　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我灵魂的养成阶段。这段时间让我觉得，古典是我的根脉，它给我一种滋养，养的是我的心；同时，多元的拓展的学习，也让我找到外在的行动的力量。

　　大学·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

　　记者：你上北师大中文系是1982年，这段生活对你的影响是？

　　于丹：四中改变了我的性格，所以上大学的时候，我成了北师大“玩委会主任”，大家都知道我能玩，各个系的人想玩儿的时候都说：“去中文系找于丹吧！”

　　记者：玩委会主任就是组织玩儿是吧？

　　于丹：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掌管我们那的财权。我可以拿着一年的活动经费，可以很过瘾地把它一次性花掉。最豪迈的一次，是拿到了大约3000多元钱。你想啊，在80年代那是一笔巨款呐。然后拿到的当天晚上，我就跟我们的一个师兄从北京坐火车到山西去踩点，中文系当时有120多位研究生，包了一辆很大的大轿子车，浩浩荡荡地开去了。我们先到大同，然后去看云冈石窟、上五台山，我记得我们当时进入台怀镇的时候，那么多人是一对一对地跳着华尔兹进去的。

　　记者：大学生涯正是激情和理想主义盛行的80年代，你肯定不仅仅是玩。

　　于丹：我是1982年上大学，1986年读硕士，1989年硕士毕业。从1980年到1989年，是我精神成长最重要的一个阶段，是我灵魂的养成阶段。

　　上中文系以后，是我觉得特别快乐的一段日子。我到现在仍然认为，80年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的文化思想处于蓬勃开放、野马奔腾的时代。我们上课的时候，学的更多的东西，并不是中国的诗词歌赋；大学校园文学系里最流行的书，是萨特的存在主义、是海德格尔、是弗洛伊德，还有格士塔、荣格的心理学。我那时候喜欢康德，不喜欢黑格尔，觉得黑格尔的东西成体系，但是铁板一块；康德的东西尽管到处是漏洞，但让你充满了质疑的乐趣。

　　记者：人们对80年代印象最深的是，80年代是一个诗歌的年代，据说诗人就跟现在的歌星一样，那时的年轻人迷恋诗歌就跟现在的孩子迷恋超女一样。

　　于丹：那时候，没喜欢过诗歌就跟没谈过恋爱一样。我们热爱顾城、热爱北岛，也不排斥舒婷，也喜欢她。我现在有时候和学生聊天，说：“我带你们玩儿去吧！”学生本能地问：“有车吗？哪派车？”我说：“骑自行车不行吗？”他们说：“那不累死了？谁去啊。”可在80年代，我带着同学们，背着帐篷，骑车能骑四天四夜；骑车到一个荒郊野岗，大家躺在草地上，看着星空，在那儿背诗，古往今来的诗。

　　记者：你对古典有天生的热爱，而西方思潮又在集中冲击着你。这种力量的交融对你而言是什么感觉？

　　于丹：这其实是一种冲突、一种反差、一种特制的杂糅。对于一个年轻的女孩子来讲，它是能够把你的人格和胸怀气象塑造得很大的。这段时间让我觉得，古典是我的根脉，它给我一种滋养，养的是我的心，是我内在的生命；同时，这种多元的拓展的学习，也让我找到外在的行动的力量。

　　记者：80年代也是很多青年的灵魂养成的时代。

　　于丹：对,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沉甸甸的伤痕爆发的那个年代，我还在上中学。等我上大学的时候，青年人已经非常新锐了。它没有60、70年代那种封闭和禁锢，但也没有90年代的拜金和迷惘。80年代的人传承了60、70年代人的那种理想主义，又有西方思潮冲击、洗礼的激情。80年代是我们这个时代思想界巨大的转型和拓展期，让人有一种执着的、永不妥协的理想主义的光芒。

　　3

　　迷惘中寻找

　　(1989-1995)

　　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要大，阅读古典、迷恋古典，不是为了一种文化自恋，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24岁·张载的四句话，写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记者：你对古典的热爱，就像你说的，是深入心灵的，后来你选择影视学，这两者相差实在太远了。是什么使你从80年代那种理想主义的状态，转向这种实在的行动？

　　于丹：我毕业的时候，是分配到中国艺术研究院。在艺术研究院也有一个对我影响非常深的人，就是刘梦溪先生。在我硕士和博士之间———24岁到30岁———6年的时间里，他对我的意义更多的不是一个领导，而是一个精神导师。

　　我到现在依然记得，在那片斑驳的破墙上，他挂着张载的四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一生。我觉得它说出了一个知识分子的使命感。

　　我是学先秦两汉的，汉儒把诗经楚辞的所有东西都考据成了经，越读越让人不自信，经典就是汉儒们干的事儿。刘先生让我读宋儒，宋儒是经世致用的东西。从宋到明这一段的阅读，从朱熹、张载、二程直到王阳明，其实是刘梦溪先生带我读的。他不断地启发我，让我觉得一个知识分子的精神格局要大，阅读古典、迷恋古典，不是为了一种文化自恋，是为了把它转化为行动的力量。

　　记者：但90年代初，正是商品经济发达的时候，流行的是金钱至上的个人主义———拜金主义。

　　于丹：有些时代，文化会付出代价，比如经济发达的时候，价值转型的时候，文化不一定是最繁荣的。在这些时候，知识分子总得做点什么吧？有一些知识分子，他可能为了这个时代而有所牺牲，但是要知道，人抬腿是往前走，落腿也是往前走，你正好赶上是落腿那一步，但你不能说这就不是前进。你要知道你现在做的事跟万世太平一定是有关的。

　　在那6年中，我越来越深刻地有了一个理想：寻找行动的力量。从1989年到1995年那段时间，我一直在寻找这种力量。

　　30岁·媒体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记录者，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

　　记者：你是怎么觉得传媒是你可以依赖的行动的力量的？

　　于丹：也是那段时间，我开始跟传媒沾边。那时候年轻，笔杆子很快，我给电视台做了很多的撰稿，写大型的专题片，写大型的报告文学，获了一些全国的报告文学大奖，还有“星光奖”的撰稿奖。

　　后来，我觉得传媒这个行业越来越吸引我的视线，1993年出现了《东方时空》，1994年《东方时空》里的一个板块《焦点时刻》独立出来成立了《焦点访谈》，新闻不再是一件播报的事情，转而成为一个可以主持、可以评说、可以有深度报道的东西。1995年，又从原来的小的报道新闻里裂变出一个成熟的大栏目《新闻调查》。在这种时候，我逐渐觉得，随着中国传媒业的发展，媒体不仅仅是社会文明的记录者，而且是文明的催化剂。

　　我于是做了一个特别大胆的决定。人说三十而立，我觉得这个“立”不是说你已经功成名就，而是给自己找到了一个确定的起点。所以我选择1995年回北师大做教师，选择回到艺术系影视专业。我觉得我选择了一个这样的专业，它见证了中国历史的成长，见证了这个民族文明的养成，见证了我们走向国际化的轨迹。

行动的力量

　　(90年代末至今)

　　不仅《论语》不是唯一的经典，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

　　百家讲坛·我没有指望什么“国学热”

　　记者：从《百家讲坛》开始，你更多地与文化传承一类的词联系在一起，但也遭遇到很多非议。在开始之前，你有没有预料到自己一次上台会引起这么大的热潮？

　　于丹：我不开玩笑地说，这件事情不是我引发的，而是大家心里积蓄的东西太多了。我是做传媒的，起码知道传播的时候，只有这个信息在被期待的时候它才是有用的，才能被接受。如果没人期待，你一个人在这儿说，大家根本听不入耳。

　　我觉得，现在人们心里有着很多很多的困惑，一直都在寻找答案。不能说《论语》给出了唯一的答案，但是它给我们的寻找提供了一个坐标。

　　我们知道，一直被奉为正统的儒家思想，从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开始，到辛亥革命，这中间它很少遭到全面性的颠覆，而在上一个世纪中，它遭遇了两次全面性的颠覆，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文化主体血脉在20世纪遭遇了重创，出现了断层。那么怎么去整合呢？在这片废墟之上，人们心中的困惑太多了。今天，我们要赶快完成一种文化建设工作。这种建设的呼唤，存在于每个人的心里。

　　我没有指望什么“国学热”，我对“红”、“热”这些词从来不喜欢，我喜欢的是在我写的《于丹〈论语〉心得》后记里面，题目就叫《〈论语〉的温度》。我说，我喜欢的温度永远叫做温暖，就是一种恒常的温暖，不是火热，因为骤热离骤冷也就不远了。

　　在天津，有一个十二三岁的小女孩跑上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觉得这句话是对我比较贴切的褒奖。这小孩说，阿姨，我看完你这书才知道孔子他说的不是废话。够了，这就够了。这么大的孩子，她可能听父母辈说过批林批孔，认为孔老二全是糟粕，但是翻了翻我的书，觉得《论语》不是废话，也许哪一天她就自己去翻《论语》了，这就够了。我一个人无法做到让中国文化引起这么大的关注，我也没有必要去做到，因为那是所有人用心投入以后才会发生的现象。

　　记者：你的生活被媒体放大后，你觉得自己有什么改变？有人说，你教别人的心安宁，却搞得你自己不得安宁。

　　于丹：我没有非常不安宁，我的生活状态在改变，但是我想，大家之所以这么信任我，他们一定希望我不要被一种外在的力量异化成一个他们不认识的人。我在学校还是个老师，我在家里还是个母亲，我并没有成天神神叨叨满世界在那儿讲，变成一个符号。

　　国学·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

　　记者：对传统文化回归的潮流，这两年也有很多争议，尤其是学私塾、穿汉服这些事件。你觉得，这一代年轻人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对待国学？

　　于丹：我觉得也不能说是哪一代人要怎么面对经典。每一代人首先要面对的，不是国学，不是经典，而是每一代人和每一个人如何真诚对待自己的生命。你可以不读《论语》，去读西方的著作也可以，去读艺术也可以，热爱郊游或者热爱收藏都可以，只要你真诚面对自己的生命，你就会想办法让你的生命丰富起来的。

　　记者：现在有一种对于国学的迷信，认为国学里隐藏着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方法，要民主有民主，要自由有自由，甚至还有金融制度。你怎么看？

　　于丹：有些朋友问我，我一天读一条《论语》，每天都读，我都读完的时候是不是就能悟到点什么了？那样的话，我觉得太像宗教了，我天天拜佛，拜到最后是不是佛就一定把好事都给我了？还有人下岗了，或者离婚了，也问我，我看《论语》中哪一段对我有开导作用？《论语》再好，它也不是万能大字典啊，我们不能抱着急功近利的心去查。

　　我觉得，不仅《论语》不是唯一的经典，中国文化也不是唯一的文化，不见得学中国文化就要把西方所有东西都排斥了。作为一个人来说，最重要的是你的身体要像个烧杯，所有的思想在你这儿进行化合反应，而不是简单的物理累积，更不存在某种一元化的救赎。我们的心只有从这样的狂热中逐渐沉静下来，才能离真实近一点，离经典的本意近一点。

　　传承·文化真正的意义是在流动的生态里走向未来

　　记者：从古典到传媒，再到两者的结合，是否可以说你一直在找一种可以把知识转化成生产力、转化对今天有用的东西的方式？

　　于丹：我做事从来不抱有经济的目的，我从来没有想说要用古典文学去影响大家什么，可以说我一生做事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理由，就是做我觉得快乐的事情，跟大家去分享。我觉得我读诗词快乐，我就跟大家分享诗词；我觉得我读经典快乐，我就跟大家分享经典。昨天我学生还跟我说，他们路过教室都趴着玻璃看了看，说看见我跟一帮孩子在一起，大家散散落落地坐在那儿吃零食，我一个人坐在桌子上跟他们侃。这就是我们上课的方式，非常非常快乐。

　　教师是有责任的，要把这事情做得很庄严；文化传播也是有责任的，也是很庄严的一件事。我认为庄严、崇高都是一件事情的价值和它留下来的东西，但是你可以选择一种更为轻盈的方式，我希望我做的所有的事情都是能让我很轻盈地投入、很享受的事情。

　　记者：传统文化或者任何一种文化，只有点点滴滴地进入你的生活，变成你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才会真正对你的人生产生影响。古典文化对你现在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于丹：其实我的生活方式跟我的思想、价值判断一样，是非常杂糅的，什么元素都有。比如说我听昆曲，一直非常热爱昆曲，甚至也会写关于昆曲的书，但是另外一方面，我听爵士，收集了各种爵士乐的盘。我还爱听流行歌曲，我知道的很多流行歌曲乐队都是我学生不知道的。我听见周杰伦那个含混的声音，就喜欢得不得了。

　　我就跟你讲我上个周末的生活吧。周末的时候我去上海，2010年世博会成立了一个专家咨询委员会，我作为咨询委员，去负责“城市文明变革中的文化传承”这个命题。因为我的朋友多，不能一个个见，我必须把大家“纠集”到一块；上海昆剧团的副团长张军，他是现在中国最好的小生，他家有一个私人小会所，叫花雅堂，他就跟我说，姐姐你什么时候来，我就给你在花雅堂唱戏。我去的那天，他就把班子都弄好等我。但是我把谭盾带去了花雅堂，我对谭盾说，你要带着你的音乐，我们在那儿听小军唱一段，再放一段你的音乐。谭盾就老老实实给我背了一一直讲他回湖南的老家，看见老人用石块大堆他的音乐。然后我在唐季礼家吃的晚饭，唐季礼自己动手，从下午买菜，给我做了一桌子菜。然后我把唐季礼也给拽去了。在座的还有胡雪华。我们在听昆曲的时候，小军给我们端来一杯他调的鸡尾酒，他是用洋酒和梅子汁调在一起，放了冰块。他说这杯酒我叫它“懒画眉”，我说那好，那你唱一段“懒画眉”，就是那段“月明云淡露华浓，欹枕愁听四壁蛩，伤秋宋玉赋西风，落叶惊残梦。”特别美。他唱的时候，我们拿着鸡尾酒，摇着冰块，听他唱。然后就是一段“游园惊梦”。我说歇一会，然后谭盾开始放他的(《地图》)的记录片，他用英文撞击的音乐，看见湘西的姑娘用颤音飞歌，可以飞向另一个灵魂世界。我们听着谭盾的音乐，在一块聊，聊完了又是一段昆曲。唐季礼就一直在探讨电影如何去呈现这种杂糅的生活。

　　记者：实际上，很难说古典文化如何影响你的生活，只能说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你的生活。

　　于丹：这都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有古典，但更重要的是现代。我这些朋友也都是这样的人。我朋友杂，三教九流；我一直觉得有这么多朋友是特别奢侈的一件事。以前我从我们家前面的街上一过，我老公总是特别惊讶地说，这两边卖带鱼的、卖鸡蛋的都跟你二舅似的，你什么时候跟人混得这么熟？

　　记者：我注意到，你在说起童年、80年代和现在的时候，都用到了奢侈这个词。遭遇过精神贫瘠的人们，希望在我们的历史传承当中寻找到能使我们精神上更加丰富的东西，你会建议人们怎么选择、取舍？比如现在有很多家长让小孩念私塾，读经。

　　于丹：我只是想说，一个生命的成长，不要急功近利，不能偃苗助长，要随着生命烂漫欢欣地绽放。只要你蓬勃，你热爱，你自信，一切皆有可能。这是我想对所有孩子说的话。

　　至于文明的传承，我觉得有两种，一种是你中规中矩把它传下来，另外一种是在里面加入一种你全新的阐释。现代生活不是一种简单的物理式的累加，而是一种生成全新文明的化合反应。完全可以抓住传统文化的精髓，把它们转换成今天生活的情怀。文化不仅仅在于传承，更在于创新，文化真正的意义，是在流动的生态里走向未来。

　　记者手记　

　　四种奢侈　

　　于丹在电视上说儒道经典，论昆曲之美，没有长袍水袖，也不曾佩剑束发，实际上，她短发不及耳，淡妆，穿得时尚而光鲜，但人们就是觉得圣人们拿什么宝物罩着她，在她身上投下一层泛黄而通透的古典之光。

　　走近一点，才发现电视屏幕像一个纯平的放大镜，对准了于丹身上古典的部分。她身上的色彩斑驳如同树叶间阳光的碎影，分不清哪一块更亮，哪一块更暗。她听遍昆曲，也狂爱爵士；在课堂上和研究生谈论谭盾的音乐，也毫不掩饰地说，听见周杰伦那含混的声音，就喜欢得不得了；摇着鸡尾酒，和唐季礼、谭盾并坐，听张军唱“懒画眉”，也和楼下卖菜的厮混得烂熟，像时尚分子一样穿华丽晚装。

　　夜中不能寐，起坐打网游。现在是凌晨三点，我尝试把对她的印象精准地写出来，但只能初步这样表述：多种文化的投影融合成她身上迷人的光；跟她在一起，你会不由自主爱上这种生命的自然交响。采访前，和她的助手车凤同学，也是她以前的一位研究生聊天时，车凤已经说到这个意思：你就想呆在她身边，说不清是什么在吸引你。这种吸引力，当然不仅仅来自她的引经据典，实际上，人们常常会觉得这是老学究的专长；也不仅仅来自她的妙趣横生，人们认为这是娱乐节目的特色。甚至不是引经据典与妙处横生的结合。甚至不是博学、幽默、亲切，不是抑扬顿挫恰到好处的京腔，不是女性的柔美，她的吸引力的核心不是这些。到底是什么？没有明确的答案。我只注意到，在采访中，于丹总共用了四次奢侈这个词，每一次都恰好安排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时候出现。

　　第一次用是在聊到童年的时候。原话如下：“我小时候真的很奢侈，有大把的时光，可以让我非常安静、细腻和从容。”那时她在四合院；我没见到她，但我想象过，一张小女孩的脸。我跟随她的讲述，想象一个女孩四季与几棵大树一起锁闭在与文革热浪隔绝的青色四合院里，数海棠花瓣，读黛玉葬花，练毛笔书法，独个儿跳着皮筋，小小的心里想着风花雪月的美，感慨“天尽处，何处有香丘”。我想象中的那张脸，泛着微黄而通透的弱光，几乎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亮洁的额头。

　　第二次用到，是在说起80年代的时候。原话如下：“我到现在仍然认为，80年代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奢侈的。因为那段时间，中国的文化思想处于蓬勃开放、野马奔腾的时代。”她说起来的时候，语调完全不像回忆童年时的舒缓、流畅，而是洋溢着一丝兴奋、满足和两分梦呓的状态。她说起她在1980年代“玩委会主任”、“大公子”的经历，但我实在没法完成她与这些词语的对接；坐在她对面，她的语速变得稍快，但眼神依然温和，这和我脑中的“疯狂女孩”形象出入太大。所以，我只能转述一下她在1982年到1989年的行为，但想象不出。那个诗歌的年代，她也写下过诗句：“流浪也是一种归宿，离别也是一种爱情”，和同学一起去郊外，看明月映天，背古往今来的诗；被康德击中，随崔健愤怒，和顾城一起张着黑眼睛寻找光明。和所有那个时代的青年一样，她挥洒与狂野为伍的激情，怀抱执著的理想主义。

　　我很想知道她那时是长发还是短发，但我忘了问，我想应该是长发。

　　能清楚看到的，是她现在的样子。采访那天，正好是教师节。在去的途中，我看到北京的中学生围在花店边上。她穿着带蕾丝的黑色雪纺连衣裙来，比电视上更美一些，声音和电视上一样，既不更慢，也不更快，当她展示出她惊人的记忆力流利地引用诗词的时候，我生怕记错。总之，如上所言，我舒服得有点紧张。聊的中间，短信不断，她时不时用快活的语调念上一条，或者递给我看。她不可能全部念出来，因为她总计收到约300条信息。前几天，94级的一个学生还跑过来，跟她信誓旦旦地说，他们94级的要从国外、从各个地方回来庆祝毕业十周年，前提就是迁就她的时间。

　　早一点收到的96级班长的信息写着：“96级所有女生注意了”；所有学生都管她叫大女生，学生们跟她混得太熟，已经不叫她老师了，更多的叫“亲爱的”，或者是“通知大女生”。

　　刚刚收到的一条信息里，当年的一个学生对她说：“师恩难忘，感谢你，我亲爱的妈妈”(大意)。这个学生现在已经是她的同事。

　　用微酸的语气说，这是此时此刻于丹的幸福。她用一串排比句，描述这种外人无法体会的幸福感：你选择当老师，就选择永远面对十八岁，“面对他们青春成长中的那些悲欢离合，面对他们那种不加掩饰的愤怒和不加掩饰的热爱，面对他们的青涩和荒唐，面对他们对你那种无与伦比的信赖和发泄，然后你去陪伴他走过这一段”。似乎是为了打消某种疑虑，她补充说，现在，这些学生都三十多岁，功成名就，聚会一回，还叫你老师，这真的是给老师面子。他现在又不用你给他学分，又不用你帮他什么，他们完全可以自己聚会不带老师玩。“而且我可以断定一点，我的学生看我，永远跟我在社会上有名没名没有任何关系。”

　　用于丹的话来说，这个职业很奢侈，可以面对那么多人的青春。这是她第三次用到“奢侈”一词。

　　这个词的第四次出现，夹杂在她长长的一段评书式的讲述中。她说起她某个周六的生活，一种唐季礼想不出怎么用影像表现的生活。昆曲、爵士、鸡尾酒交错。最后于丹感慨说：“我一直觉得我特别奢侈的一件事是我有那么多的朋友……我的生活方式跟我的思想、价值判断一样，是非常杂糅的，什么元素都有。这都是我和我朋友的生活方式，这都是我喜欢的生活方式，因为这种生活方式里面有古典，但更重要的是现代。”

　　没有过多地问到她的生活，我想那里还藏着她这次没有说及的另一种“奢侈”。在别的访谈里，她说起过自己“庸俗而深情的生活”：“见谁家孩子就过去逗去，我妈以前老那样儿，我可烦了，还老说她，说：‘你对人多不礼貌啊。’我觉得这事儿可庸俗了。但你自己有了孩子就会知道，你会跟街上所有陌生的抱小孩和带小狗的人都表现出极大的热情，你就会上去夸孩子夸小狗。台湾作家张晓风散文里有句话，叫‘庸俗而深情的生活’，我喜欢这句话。”所谓奢侈，就是这样，就是永远能做，也爱做最自然的生命状态中所愿意接受的那些事。而有多少人，能认为经过的每一段生活都很奢侈？你能吗？我想只有一种情况下能够做到如此，那就是你蓬勃，你热爱，你自信，你开放。三十年来，中国人的精神成长，不就是从封闭狭隘向张开怀抱的转变吗，不就是从文化自卑向蓬勃自信的转变吗？当听到这四种奢侈以后，我想已经没有必要过多地纠缠于丹那些有关《百家讲坛》的争论，问她对所谓“学术大众化”的看法———这些都是迷障心与眼的无谓之争。我们现在正拥有这样奢侈的机会，那些值得俯首称臣、全心投入的事物，无论是来自祖宗，还是籍贯西洋，在健康的民族和个体生命眼里，没有那么多你死我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