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格律诗的现状及发展（郑伯农）

墨海

作者：郑伯农 文章来源：人民网

    诗歌一经诞生，就和音乐结下了不结之缘。墨子说：“歌诗三百，舞诗三百，弦诗三百。”《诗经》中的风雅颂，都是可以入乐的。后来，一些文人诗主要供阅读和吟诵，可以不必引吭歌之，但也要具有音韵和节奏的美。所以，古典诗词都是讲格律的。
    前人把诗歌称为韵文，把无韵的其它文体统称为散文。这个传统沿续了两千多年。从诗经、楚辞、乐府，到律诗、宋词、元曲……诗歌的内容与形式在不断发展变化。不论怎么变，传统诗歌从来没有废止过格律。
上个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国诗歌发生了一场破天荒的大变革：新诗诞生了，旧体诗词在相当程度上受到了冷落。新诗之新，首先新在内容上。科学与民主的思想，个性解放的思想，大踏步地进入诗歌园地。同时，诗歌的形式骤然大变：自由体横空出世，几千年来伴随着诗歌成长的格律，被一些人彻底扬弃了。胡适称之为中国历史上的“第四次诗体大解放”。而高举反格律大旗的，正是这位名噪一时的胡博士。
    1919年3月，胡适编成了由他创作的我国第一本新诗集――《尝试集》。同年10月，他撰写了系统阐述诗歌见解的署名论文：《谈新诗――八年来一件大事》。在胡适看来，中国的古典诗歌已走到穷途末路，传统格律已成为绞杀诗情的绳索。因此，新诗应当打破一切文体上的束缚，“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有什么题目，做什么诗；诗该怎么做，就怎么做。”胡适也承认“音节”对于诗歌的重要性，但他认为“押韵乃是音节上最不重要的一件事。至于平仄，也不重要”。胡适特别批评了唐以来的近体诗。他说：“五七言八句的律诗决不能容丰富的材料，二十八个字的绝句决不能写精密的观察，长短一定的七言、五言决不能委婉表达出高深的理想与复杂的感情”。他用了“决不能”这样斩钉截铁的词汇，彻底宣判了绝句与律诗的死刑。人的这施展文章还拿自己写的《应当》一诗和古典诗词相比较，认为前者高明后者蹩脚。胡适大言不惭地写：“这首诗（指胡的《应当》）的意思和神情都是旧体诗所表达不出的。别的不消说，单说‘他也许爱我――也许还爱我’这十个字的几层意思，可是旧体诗能表得出吗？”
       我们考察旧体诗词的历史命运，不能不回顾八十多年前那场诗歌革命，也不能不回顾胡适的那篇大文章。《谈新诗》不仅系统阐述了胡适个人的诗歌主张，也代表了当时相当一批同道者的看法。后人称之为诗歌革命的“金科玉律”（朱自清语），曾经对诗歌的命运产生重大影响。应当承认，胡适这篇文章的主流是积极的，适应了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的时代需要，体现出冲破思想枷锁的理论勇气。但它的缺失也是无须隐讳的。正如毛泽东指出的，五四运动的许多领导人物没有历史唯物主义的批判精神，使用的是“形式主义的方法”，“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对古典诗歌的诗词格律的否定，就是这种形式主义的典型表现。胡适提倡白话文，为新诗的出世鸣锣开道，这个功劳是不可抹杀的。但他在呼唤新生事物的时候简单地排拒传统，又给新诗的发展带来了隐患。格律诗的长期不受重视，表现新内容的旧体诗长期被拒于新文学的门槛之外，和当年“文学革命”、“诗歌革命”中的偏颇是有关系的。
    诗歌革命之后，自由诗像雨后春笋一样蓬勃兴起，成为我国文艺生活的一道重要景观。尽管自由体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之处（例如不够凝练，比较散漫，缺乏形式美，难记难诵，等等），但它毕竟适应了时代的需要，对民族精神的发展与提高起了重要作用。“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自由体已存在了近一个世纪，一直拥有自己的作者和读者，也产生了不少优秀的代表作。这说明了它有存在的理由、存在的价值。可以说，对于中国诗坛来讲，20世纪是自己体大放光彩的世纪，是自由体扮演诗歌主角的世纪。
    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20世纪的中国诗坛只是一花独秀。如果认真考察实际的文艺生活，就不难发现，即使在新体诗蔚为大观的20世纪，民歌和旧体诗也一直在与时俱进，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
    关于民歌，无需笔者多费笔墨。百年以来，不但民间涌现了大批新歌谣，而且文人们也不断采用民歌体酿制新作。特别是抗日战争爆发和延这文艺座谈会之后，为适应文艺深入群众的需要，进步文艺工作者大力学习民间文艺。李季的《王贵与李香香》、阮章竟的《漳河水》等，都是举世公认的采用民歌体的佳作。至于旧体诗，创作数量和创新力度都很大。新文学运动的重要代表人物，如鲁迅、郭沫若、茅盾、郁达夫、田汉、老舍等，都是格律诗的高手。鲁迅的旧体诗，其影响决不在他的散文之下。像“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心事浩茫连广宇，于无声处听惊雷”，已经成为国人皆能诵的警句。建国之后，出版了不少革命烈士和老一辈革命家的诗歌，其中绝大多数是旧体诗。人们品味之后不难发现，许多佳作的思想境界和艺术感染力，决不比同时代的优秀新体诗逊色。陈毅的旧体诗词就是绝妙的创新。特别是毛泽东诗词的公之于众，引起举世惊讶。其气魄之大、时代精神之昂扬，不但自由体的大师们难以与之匹敌，古典大师中也鲜有与之比肩者。
    如果说，对于民歌体的新诗，文学史家们还寄予一定的关注，那么表达新内容的旧体诗，早长期没有进入史家的视野。翻翻现当代文学史，讲到诗歌时，论述的几乎都是新体诗。对于鲁迅的小说、杂文、散文，一般的文学史著作都有专门的论述，惟独不讲他的旧体诗，顶多在讲到鲁迅的思想发展时，引几句诗作为例证。仿佛新格律诗是老古董，仿佛热衷于格律诗的者是附庸风雅，不能算作文学创作的正宗。对此，人们不能不提出这样的问题：表达新内容的旧体诗算不算新文学，它应否在新文学史中占一席之地？
    胡适把文学革命的目标定为创造新的文体，即“国语文学――活的文学”。他认为诗歌革命要从“语言文字文体方面的大解放”着手。“新诗除了‘新体的解放’一项之外，别无他种特别的做法。”一句话，凡是白话文、自由体，就是新的；凡是文言文、格律体，就是旧的。在他的影响下，康白情甚至说：“新诗和旧诗，是从形式上区分的……把东洋旧时讴歌君主、夸耀武士的篇章，用新诗底形式译出来，我们都不能不承认它是新诗。”胡适不懂得，旧瓶可以装新酒，新瓶也可以装旧酒。他也不懂得，艺术形式具有很强的继承性。他们不是从思想内涵和艺术形象上去划分新旧，而是单纯以形式区分新旧。这种观念影响了我们八十多年，现在到了认真对它进行反思的时候了。
    旧体诗的再次掀起高潮，是在新时期。1976年的天安门诗歌运动，敲响了“四人帮”覆灭的丧钟，拉开了新时期文艺的序幕，也宣告了中华诗词的复兴。值得注意的是大部人作者并非文学圈中人士，而是普通的干部群众。这说明了发展诗词在群众中有很深的根基。天安门诗歌之后，旧体诗词的创作势头一直没有减弱。1987年，在北京成立了中华诗词学会，这是建国之后第一个全国性的诗词团体。目前，学会已有会员8000余人，团体会员200多个，开展着丰富多彩的诗词创作与研讨活动。由学会主办的《中华诗词》，发行量逐年攀升，现已成为全国发行量最大的诗歌刊物。据统计，目前网上发表的文学作品，第一位是小说，第二位就是格律诗，作者和读者量都大大超过了新体诗。
    六十年前柳亚子先生曾经说：“……旧诗，只是一种回光返照，是无法延长它底生命的。”“我是喜欢写旧诗的人，不过我敢大胆地肯定说道：再过五十年，是不见得会有人再做旧诗的了。”柳先生是南社的发起人，著名的旧体诗家。连他都觉得旧体诗没有前途，可见人们对它的偏见有多么深。六十年的时间过去了，诗词不但没有断子绝孙，而且赢来了新的大普及大发展。历史是公正的，凡是对人民有用的东西，最终都不会被历史所淘汰。中华诗词有三千年的传统，它需要不断进步、不断革新，但它的生命是不会终止的，因为人民需要它。
    现在，格律诗的发展势头很旺。对此，应当采取什么对策？我认为，首先要肯定它，支持它。也就是说，要排除偏见，承认它在人民文艺生活中应有的地位。近来歧视旧体诗的人逐渐少了，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不久前，诗词界的同仁们提出，格律诗要“三入”，即入史、入校、入奖。入史，就是文学史不能只讲古代诗词，也要讲当代的优秀诗词；入校，就是学校不仅要讲古今优秀诗词，也要给学生传授有关诗词格律的知识；入奖，就是国家级的诗歌评奖不能只评自由体，也要评格律诗。“三入”的提出，说明我们对旧体诗还有某种不公之处。在对待民族传统艺术形式方面，我们应当向姐妹艺术学习。戏剧界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话剧和戏曲，美术界可以一视同仁地对待油画和国画，我们为什么不能一视同仁地对待新旧体诗？好诗的标志不在于是自由体还是格律体，只要有真挚的感情、积极的思想、美好的意象，又具有可诵性，就都是了诗。新旧体诗不是你死我活，此消彼长的关系，而应当互相竞赛、互相学习、互相补充、互相促进。诗歌要百花齐放，首先就要做到新旧体的同荣并茂。如果只是一种文体独耀高丘，那还叫什么百花齐放？
    一方面，要给格律诗以公平的待遇，为它创造良好的生长条件。另一方面，诗词界也要努力克服自己的短处，不断提高创作质量。有关诗词格律的书很多，有些规定确实过于刻板，过于繁琐。我们要追求格律美，又不能削足适履，被格律所框死。现在诗词创作的数量很大，出类拔萃的只是很少数。如何促进精品的产生，如何做到雅俗共赏，这些问题已经很迫切地提到诗词界面前。总之，要多做诗词的评介、普及和群众化的工作，使其在普及的基础上不断提高，使这朵历史悠久的艺术之花越开越鲜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