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两晋文学之中,东晋文学无论是从数量还是质量上,都无法和西晋文学相比。而且东晋的文人诗除初期的郭璞等人外,被后人称作“清谈诗”或“玄言诗” ① ,以“理过其词,淡乎寡味”为特点。钟嵘《诗品序》云:“皆平典似《道德论》。”刘勰《文心雕龙·时序》则云:“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为什么东晋一任自然的社会风尚并没有带来文学的繁荣,其文人诗淡乎寡味的原因又是什么呢?这可以从思想、玄谈、文学观念几个主要方面来考察。
这种新型的思想在东晋才得以完成。到了这个时期,思想中心才真正落实在个人而不在社会,在内心而不在环境,在精神而不在形质,将目光定位于理,并达到通的境界。也就在这个时候,文士们对于诸葛亮、四皓感到不满,对于西晋所鼓吹的谦让不感兴趣,也不再臧否名教和礼法以及争论名教和自然之关系 ② 。试想,西晋之荀勖久在中书,在失去这个职位之后,惘惘怅怅,发出“夺我凤凰池”的慨叹。陶侃为要出仕,巴结范逵追送百余里。而到了东晋,穆帝临轩征招蔡谟时,却自旦至申,使者十余反而谟不至,使“君臣俱疲弊” ③ 。那么在东晋人士眼里鼓吹谦和让还有什么意义?参与政治之人岂不是和利禄之徒没有什么两样?也就是说在士族政治和地主庄园制为士族提供了充分自由的条件下,士人也才能真正感到功名富贵的无聊,真正体验到超尘脱俗的境界,才能从万物之生存的高度去理解和实践自然。这样,东晋人士一方面在魏晋以来的自然观的基础上更加重视性情和精神之特质,使人的本性舒展散发,不加羁縻束缚。另一方面则是能够以通达的眼光把儒、道、佛等等都看作自然形态下的种种产物,以平静的、冷漠的、无利害的、委任随化的方式看待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