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楼主 |
发表于 2009-1-14 09:48:26
|
显示全部楼层
三、《闲情赋》可以这样读吗?
我们以为:如果从纯粹审美的意义观,则萧统、苏轼都未必正确。
萧统以为:“卒无讽谏,何足摇其笔端?”言下之意是,你没有寄托或不想寄托,就没有必要写作辞赋了。辞赋为什么就一定要有寄托?为什么《闲情赋》中就一定不能没有寄托?为什么就不能直写性情?就不是直写性情?我们宁可认为:《闲情赋》乃直写性情的爱情赋。
说到爱情赋,势必要考证此赋的写作时间。此赋的写作时间不外两种说法:一是30余岁,其妻新亡。一是认为写作于《归去来兮辞》后写作,约在50岁左右。然而学术界至今并无令人信服的定论。我们以为,什么时候写作的并不十分重要,而重要的是我们能否将其作为爱情赋来读。将《性情赋》作为爱情赋来解读有其客观外在与主观内里的现实依据吗?
我们是这样看的:
其一、从人格个性来看。需要肯定的是陶潜此赋,乃其情爱活动的情感真实的宣泄。我们虽然不能毫无根据地推测陶渊明就一定有这么个“艳遇”,但也不能截然否定作者就一定没有这么一次爱得刻骨铭心的情感经历。陶潜乃至性真情之人,不屑避俗,也不懂矫情。陶潜性情至真,且深得道家求真之法,一生以任真自得为尚,坦荡透明,从不对自己的七情六欲讳莫如深,诚如辛弃疾在《鹧鸪天》里所推崇的:“千载后,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我们以为,陶渊明的性格特点与孟浩然倒是十分的近似,唐人王士源在《孟浩然集·序》中概括孟浩然的性格:“行不为饰,动以求真,故似诞;游不为利,期以放性,故常贫。”此论一样的可以移用来形容陶潜。梁启超也以为写作《性情赋》,是陶潜有这方面的体验和冲动。他在《陶渊明》里指出:“《闲情赋》里头,‘愿在衣而为领……’底下一连叠十句‘愿在……而为……’熨帖深刻,恐古今言情的艳句,也很少比得上。因为他心苗上本来有极温润的情绪,所以要说便说得出。”[4]P13 朱光潜更是欣赏陶渊明袒露而不矫情的“至性真情”,他在《诗论》第十三章《陶渊明》里:“所谓‘不俗避’是说不‘矫情’,本着人类所应有的至性真情去应世接物。渊明的伟大之处就在他有至性真情,而且不怕坦白地把它表现出来。趁便我们也可略谈一般人所聚讼的《闲情赋》。昭明太子认为这篇是‘白璧微瑕’,在这篇赋里渊明对于男女眷恋的情绪确是体会得细腻之极,给他的冲淡朴素的风格渲染了一点异样的鲜艳的色彩;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出渊明是一个有血肉的人,富于人所应有的人情。” [5] P263 梁、朱二大家的看法,都是从陶潜的性情出发的,是对陶渊明“性爱无遗”之真性情的深刻揭示,十分斩截地肯定了情感在写作《闲情赋》重的决定性因素,是从客观上来解读陶潜写作此赋的原因的。我们宁可相信,有一个美丽妖娆、超凡绝俗的女子触动了陶潜内心深处的情感,此赋正表现了陶渊明丰富的内心世界。否则,不可能有如斯深刻而独特的体验,不可能有如斯一往情深的感发,不可能有如斯别出心裁的描绘。读其《闲情赋》,陶潜至诚之心,至真之情,千载犹见。
其二、从创作原则看。陶潜的通常作法是“为情造文”,而真的举例不出他还有什么“为文造情”的篇什。汉学家何休注《公羊传》从诗的起源上来论,认为诗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的产物,这是从创作发生学上阐释的,也非常符合陶潜诗赋的兴作特点。陶渊明其诗文如其人,均是率性而为,直言径吐,不事委婉寄托,他的作品,几乎全是咏怀述志之作、纪实之作,形成了真情直写的一贯风格,而不顺从于当时“为文而文”的主流文学倾向,真可谓 “此翁岂作诗,直写胸中天”(元好问《继愚轩和党承旨雪诗》)。写喝酒如《连雨独饮》),写躬耕如《归园田居》),写交游如《酬刘柴桑》),写教子如《与子俨等疏》),写因房屋毁坏而搬家如《戊申岁六月中遇火》),写因闹灾荒而饿肚子的如《有会而作》),如此等等均真实而艺术地表现了他的生活状态和生命精神。而其《读山海经》、《形影神》、《咏贫士》、《五柳先生传》以及《挽歌》、《自祭文》等,则是其最真切的人生体会和人生态度的记述。诚如萧统《陶渊明集序》所赞云:“语时事则指而可想,论怀抱则旷而且真。”诗人用最平常的言语,写最平常的生活,其作品最具魅力的也就是其最直白而却最耐味的表述。我们宁可相信《闲情赋》乃是陶潜直写性情的产物,因为他的几乎所有的作品都是“为情造文”,而不至于独独此一赋是“为文造情”的。
就《闲情赋》而论,情感十分深笃和诚挚,十分热烈和缠绵,当然也十分的直白,简直近乎迷狂,而不是理智性的精神慰藉,更看不出政治上的象征意义。陶渊明在其七百余字的《闲情赋》中,直白自己在一个“神仪妩媚”的美人面前,魂飞魄散,乃至渴盼着成为美人之衣领、束带、发油、青黛、簟席、鞋子、影子、烛光、扇子、鸣琴等等,实已到达想入非非之境了。虽然诗人最后因山水之隔而了断情思,且以“止乎礼义”的议论而收尾,但其至真性情已然一览无余。鲁迅就很欣赏陶潜的这种爱情追求的大胆和泼辣,认为《闲情赋》几乎是一篇自白。他在《“题未定草”六》里说:“又如被选家录取了《归去来辞》和《桃花源记》,被论客赞赏着‘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陶潜先生,在后人的心目中,实在是飘逸得太久了,但在全集里,他却有时很摩登,‘愿在丝而为履,附素足以周旋,悲行止之有节,空委弃于床前’,竟想摇身一变,化为‘阿呀呀,我的爱人呀’的鞋子,虽然后来自说因为‘止于礼义’,未能进攻到底,但那些胡思乱想,究竟是大胆的。”[6]P422 大胆“胡思乱想”的陶潜,在赋之醒目处标以“抑邪心”,“助讽谏”的宗旨,并郑重声言自己遵循前辈辞赋作家的创作动机,正是作者佯为寄托而实为性情直写的一种机智。应该说,对于《闲情赋》的出现将会给当时的文坛带来怎样的震撼,别人又会怎样来看待自己?陶渊明不是一点也没有顾虑的,其赋前的小序中打出“虚幌”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然而,欲作而顾忌世俗,不作而又无法排解,因此,佯作寄托。这也可见陶潜写作《闲情赋》时在理想与现实冲突中的大胆与无奈。
正如《洛神赋》有感甄说、寄心君王说一样,《闲情赋》也有言情说、政治寄托说等。而从陶潜这个具体人,以及他所处的具体位置来看,从其写作的一贯风格来看,政治寄托之说显然是没有多少客观依据的。陶渊明在《五柳先生传》里说:“尝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其《饮酒》诗前小序也说:“既醉之后,辄题数句自娱。”写诗“自娱”说,反映了陶渊明创作态度以真至上、以娱自适的原则。陶潜赋中之美人,乃实实在在的世俗美人,没有宋玉笔下“朝为行云,暮为行雨”的神秘,也没有曹植篇中“翩若惊鸿,婉若游龙”的诡幻,完全消退了比兴寄托的象征,也全然不顾伦理意义。诚然,我们也可以将《闲情赋》赋予某种象征的意味。赋中那位洁美芬芳、超凡脱俗的天仙美貌的女子,令陶渊明神魂颠倒而至于患得患失,而又因为苦苦追求却可望而终不可即,使诗人自悲自叹、自怜自愧,此中可以读出无限的执著、怅惘和旷达。再有譬如“淡柔情于俗内,负雅志于高云。悲晨曦之易夕,感人生之长勤;同一尽于百年,何欢寡而愁殷”;又譬如“考所愿而必违,徒契契以苦心。拥劳情而罔诉,步容与于南林”等,似乎也蕴有些耐人寻味的人生哲意。刘光蕡的《陶渊明闲情赋注》云:“身处乱世,甘于贫贱,宗国之覆即不忍见,而又无如之何,故托为闲情。其所赋之词以为学人求道也可,以为忠臣之恋主也可,即以为自悲身世以思圣帝明王亦无不可。”这样把其中含蕴说得非常丰厚的说法,乃是读者的一种阅读积极参与而具有了“兴寄”的推绎,或许使纪实性的描写具有了微言大义。不过,有一点我们很需要认真指出:比较前此的美人赋来,《闲情赋》已经不是人神之恋的描写了。“高唐神女”在汉魏六朝以来“神女——美女”辞赋中分化成两个象征体系:一个象征着恶的情欲,一个象征至善至美的理想和“道”。如果说前者是“女神”在文明社会伦理化与世俗化的产物,那么后者则是人们渴望摆脱现实苦难,寻求精神庇护的结果。明人张自烈《笺注陶渊明集》卷五认为:“昭明识见浅陋,终未窥渊明万一”,“此赋托寄深远,合渊明首尾诗文思之,自得其旨。”虽然我们并不主张《闲情赋》具有什么“寄托”,但是,既为辞赋,也不会就是纯粹的写实性的客观生活的记载。
总之,《闲情赋并序》和《感士不遇赋并序》一样,纯粹是陶渊明的述志作品,是其本乎自然、主乎性情之作,只是出以纤秾隐约之丽辞罢了。陶潜的其他诗文全部是直白的,是率真的,是“为情造文”的,总不至于唯有此赋“为情造文”而矫一回情、玩一回虚吧!即便是有什么寄托的话,也不会是政治性的寄托。
其三、从绮丽风格看。此赋乃恣意尽兴所为,有显能逞才之嫌。陶潜以“抑邪心”,“助讽谏”为幌子,而在具体写作中则大肆兴作,逐丽嗜美,至少可以说明一点,他陶潜也是具有逐美之心的正常的人。同时说明,他陶潜也具有翰藻华靡之实力。虽然不能说是其“慷慨以任气”的结果,但却是“磊落以使才”的必然。
从文学的逐美风气考察,“辞赋欲丽”是诗赋的形式要求,更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批评的标准。萧统“事出于沉思,义归乎翰藻”,规范了那个时代接受的美学尺度。那一时期的文学批评,主要是从文学作品本身,尤其是辞藻、骈偶这些形式美感出发的。陶潜的好友颜延之的《陶征士诔》中,绝大部分篇幅是对陶渊明高风亮节的赞许,而对于他文学作品的评价只有简简单单的一句:“文指取达”。刘良注此曰:“文章但取指适为达,不以浮华为务也”。这里只是说明陶渊明诗歌朴素而不尚浮华的特点,评价显然不算高。陶潜追求高古平淡,被视为另类。我们决对不能排斥陶潜也有一试华靡之身手的表现欲,以期说明我陶潜不是不能华靡,而是不屑华靡而已。
陶潜的《闲情赋》充分彰显了赋的优势特点,也表现出其个体的艺术造诣、丰富情感和创造精神。此赋写得镂金错彩,华靡惊艳,特别是中间部分的“十愿”与“十悲”,更是不遗余力,极尽铺张扬厉之能事而逐层开展,尽写热烈爱恋中的一系列感受,心理过程极其微妙而逼真,心理活动矛盾迭起,冲突激烈,跌宕回旋,形成了极大的内在张力,形成了一气流转而百旋千回、自由奔放而酣畅淋漓的文势,充分显示了作者非凡的想象力和高超的驾驭力,充满了强烈而浓郁、悠长而缠绵的情韵,读来让人回肠荡气,这让我们看到了陶潜平淡高古风格的另一面真实,也符合陶潜逆反时代风气的个性特点。孙康宜的《陶潜的经典化与读者反应》文章,认为此赋使陶潜的创作上升到了一个崭新的高度,孙教授指出:《闲情赋》“既真切又费解,既静穆又狂放”,甚至这样认为:“有了《闲情赋》陶潜似乎才达到了一个练达的新境界,因而也就是一个高难成就的新境界。”[7] P14 我们以为,孙论也主要是看重陶潜展示其平淡风格的另一面的真实,侧重于《性情赋》艺术成就的意义。事实上陶渊明的《闲情赋》超过了古人,也超越陶潜自己,而且在后来几乎所有的这样题材的古代诗文中也找不到可以媲美的作品。
于此三者,我们似乎可以信心十足地认为:《性情赋》乃陶潜的内心爱情生活的真实而艺术的表现,符合其性情特点和创作原则,我们这样解读也符合文学本位的美学审视。正如今人所云:屈原代表的是载道文化,陶渊明代表的是闲情文化。[8]P2
综合以上三部分的论说而概言之,萧统没有误读,苏轼没有误读,我们也没有误读。陶渊明写作《闲情赋》缘起于“情”;萧统、苏轼读《闲情赋》着眼于“善”;而我们读《闲情赋》,则着眼于“美”也。
参考文献:
[1]逯钦立校注本.陶渊明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2]钱锺书.管锥编[M]第四册,北京:中华书局1986
[3]孙康宜.抒情与描写:六朝诗歌概论[M],钟振振译,上海三联书店2006
[4]梁启超.陶渊明[M],台北:商务印书馆1969
[5]朱光潜.朱光潜全集[M]第三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6.10第二次版
[6]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A],鲁迅全集[M]卷六,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7]孙康宜.文学经典的挑战[M],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2
[8]韦凤娟.悠然见南山:陶渊明与中国闲情[M],济南:济南出版社2004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