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士文化与诗可以群(邓乔彬)

花雨

【内容提要】


《诗经》时代的“诗可以群”分有下层的群而歌与上层的群而诗，汉乐府民歌继承前者，公宴诗继承后者，晋代又生贵族游宴诗。唐以诗取士，诗人群渐盛，群而诗亦多。进士文化引起政治之变，形成了时代的感召力，确立起新的价值观。重诗而诗人众，改变了思想、行为方式，造成精英文化的开放性、外向性，使之由“独”而“群”。唐代“诗可以群”在延续并改变了上层的群而诗同时，更提升了下层的群而歌。

    “兴、观、群、怨”是孔子论诗歌功能的一个重要命题，见于《论语?阳货》，其中的“群”被释为“群居相切磋”（《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和而不流”（朱熹《四书集注》语）等义。由于孔门既重视诗歌、音乐的教育，又常得师生间切磋之乐，互相交流思想，情感融洽，诗歌在其中常能起曲喻胜于直言，兴发多于灌输的作用，“群”与“兴”可谓相辅相成，在四者之中尤为重要。而综观诗歌史的发展，“群”经由了春秋之起，两汉之续，魏晋南北朝见于诗体之发展，而尤盛于唐朝。可以认为，唐之为诗歌黄金时代，与“群”大有关系，而这又与唐代进士文化密不可分。

              一  群而歌与群而诗

    考察诗歌发展的历史，“群”具有产生在下层的“群”而“歌”，以及上层的“群”而“诗”之别，《诗经》时代即如此。

    下层的“群”而“歌”主要体现为创作。从《诗?豳风?七月》可知，西周时期，农人终年从事劳动，只是到“十月蟋蟀入我床下”之后，才“穹窒熏鼠，塞向户。嗟我妇子，曰为改岁，入此室处。”虽《诗经》中可见劳动中群歌互答的情景，但《汉书?食货志》认为，民歌创作主要在冬天“入室”之时：“春令民毕出在?，冬则毕入于邑，……冬，民既入，妇人同巷相从夜绩，……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与歌咏，各言其伤。”待来春则有采诗之举：“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故曰王者不窥牖户而知天下。”虽说有人怀疑采诗制，但不仅是《礼记?王制篇》有“天子五年一巡守（狩）。岁二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之说，更早的《左传?襄公十四年》，也已有引《夏书》“遒人以木铎徇于路，官师相规，工执艺事以谏”一说，杜预注：“遒人，行令之官也。木铎，木舌金铃。徇于路，求歌谣之言。”可见在左丘明之前已有遒人之职，不必待汉人才有采诗一事。颜师古将“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释之为“各趣农晦”，无非是从事春种秋收，那么，冬“藏”而无农事，“民既入”之“群”，也显然具有农业文化的背景。他又将“各言其伤”解释为怨刺之诗，如此，则“群”与“怨”可谓相辅相成，“相与而歌”所体现的是“男女有所怨恨，相从而歌。饥者歌其食，劳者歌其事”（《春秋公羊传注疏?宣公十五年》何休解诂）。可见，下层的“群”而“歌”，比较接近“群居相切磋”之意。

    上层的“群”而“诗”主要体现为诗的运用。与原生态的男女之“民”“相与歌咏”不同，虽说《诗经》有“家父作诵，以究王?”（《小雅?节南山》），“君子作歌，维以告哀”（《小雅?四月》）等“究?”、“告哀”之作，但主要是个人化的，诗之“群”尚待于“用”，其中最主要的是外交活动。孔子在紧接“兴、观、群、怨”后所说的“远之事君”，是对诗与君国大事之间关系的总述，而“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论语?子路》），则专言诗之用于外交活动。朱自清先生《诗言志辨》举《左传?襄公二十七年》所载事：郑伯享赵孟于垂陇，七子从君，赵孟请赋诗“以观七子之志”。结果子展赋《草虫》，伯有赋《鹑之贲贲》，子西赋《黍苗》之四章，子产赋《隰桑》，子大叔赋《野有蔓草》，印段（子石）赋《蟋蟀》，公孙段（子石）赋《桑扈》。可见，郑国诸臣都在借赋诗而称美赵孟，意在联络晋国与郑国的友谊。朱先生引顾颉刚先生《古史辨》语：“有的是谦而不敢受，有的是回敬几句好话。”①这种“群”而“诗”的外交活动，正如《汉书?艺文志》所说：“古者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以微言相感，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谕其志，盖以别贤不肖以观盛衰焉。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称诗谕志，目的在于通过“兴”而达到“群”的沟通、交流，以求密切关系，增进友谊。

    由于称诗谕志的史实，杨树达先生《论语注疏》不从古人之说，而自有符合诗之功能的解释：“春秋时朝聘宴享动必赋诗，所谓可以群也。”

    朱熹所说的“和而不流”虽较虚泛，将以上两者合观之，却也大体能涵盖“群”之意义。

    “诗可以群”是儒家关于文学社会功能的一个重要看法，春秋时代因诸侯国多外交活动，“称诗以谕其志”将这一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但后来却发生了变化，《汉书?艺文志》指出：“《春秋》之后，周道?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这既涉文体的兴衰转换，更因为“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诗之“群”也随之隐退。班固所说的“贤人失志之赋作”，应主要指屈、宋之《楚辞》。《楚辞》之作，是诗人创作的真正开始，主于自诉，《诗经》的民

    歌时代不再。贤人失志而作赋，学诗之士逸在布衣，使之发生了似与春秋时期相反的变化：诗之作由下层民歌为主转为上层之诗，而诗之用则由上层的称诗谕志转为民间之唱，楚国的一人歌之而“国中属和”可见其状。

    如果说先秦时期男女相从咏唱的是“歌”，而“诗”主要是私人化的创作，“群”则体现为“称诗以谕志”的“献诗陈志”和“赋诗言志”；那么汉代就有了兼及上下的集体创作，使“诗可以群”再度兴盛。汉代行采诗制，从所采的“代、赵之讴，秦、楚之风”中，可以体会其中继承、发扬《诗经》时代下层“群”而“歌”、“歌”而“怨”的精神，《汉书?艺文志》所说的“感于哀乐，缘事而发”，即主要见于乐府民歌。而另一方面则是汉武帝的“柏梁展朝?之诗”（《文心雕龙?时序》），因“孝武爱文，柏梁列韵”（《文心雕龙?明诗》），而曾有过皇帝与群臣的连句作诗。但由于此后“越昭及宣，实继武绩。驰骋石渠，暇豫文会”（《文心雕龙?时序》），主要是学者的活动，或是辞赋的创作，而非上层的诗歌集体活动，因此从创作的主流看，汉代“诗可以群”应主要是行于下层的“群”而“歌”。

    上层“群”而“诗”之再兴，是建安、曹魏之时。因“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文帝以副君之重，妙善辞赋；陈思以公子之豪，下笔琳琅。并体貌英逸，故俊才云蒸”，故能造成“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洒笔以成酣歌，和墨以藉谈笑”的创作盛状（同上）。可见，统治者对人才的尊重是文学繁荣的前提。自此以后，魏晋六朝时期上层的“诗可以群”，从公宴赋诗发展出遵命或奉命文学，即应制、应诏、应教诗等，而新的创作形态则为诗赋的同题共作、赋得诗、联句诗等②。

    由于魏晋六朝的“诗可以群”主要行于公宴、朝会，属遵命文学，真正的诗人言志抒情的诗歌创作，是很少以“群”的状态出现的。尽管建安时期曾有《文心雕龙?时序》所说的“俊才云蒸”，“七子”也多经历过汉末的动乱，眼界不窄，但他们对最高统治集团来说，实际上是以幕客的身份出现，“群”而作诗只是“傲雅觞豆之前，雍容衽席之上”而已，他们表现真情实感之作，多非出于此种场合。在同题共作的诗中，都是以颂扬曹魏盛德为主旨，并无多少区别。因之，此期抒情言志的“群”而诗，不属于宫廷文学，而是贵族的游宴文学。西晋的金谷游集，东晋的兰亭集会，都是著名的贵族集体文学活动。前者于西晋惠帝元康六年（296）由富商、重臣石崇所组织，有30人参加。后者是东晋永和九年（365），王羲之、谢安、孙绰、支遁等41人在会稽兰亭的集会。后者因王羲之的《兰亭集序》而知名，集会的主题是在山水之中领会生命的意义，在究天人之际的富有哲理意义的探询中，回到了对个体生命存在的自足及不足的体认，此次聚会所写的《兰亭诗》，保留完整的有5家，不完整的有21家（据《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晋诗》卷十二）。金谷之游和兰亭聚会，是较大的规模“群”而作诗，据石崇和王羲之二序，所作分属于“以叙中怀”和“世殊事异，所以兴怀”，并非遵命文学，但一者此类“诗可以群”组织得甚少，两者竟相隔70年之久，二者金谷游集所成之诗，如石崇序中所说，当属“娱目欢心”者为多，兰亭所作虽表达了对自然的深情，不乏玄远的意趣，但欣、惧交汇，毕竟留下了时代的消极印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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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以诗取士与唐代诗人群

    尽管如《世说新语》颇多众人参与的清谈记载，集体的游宴活动也如前述，然而六朝诗歌却多为个人创作，“七贤”有竹林之游，阮籍、嵇康的诗却非作于此中，陶渊明、谢灵运、鲍照、谢等诗人也如此，更不以游宴诗知名。

    唐代则不然，作为诗歌黄金时代的标志之一，就是出现了“诗可以群”的高峰，既表现在有成就诗人之多足以称群，又可见诗人们形成创作群体的显著特点。此中原因很多，而推行进士制，且实行以诗赋取士，当是很重要的一点。如严羽《沧浪诗话?诗评》就说过：“或问：‘唐诗何以胜我朝?'唐以诗取士，故多专门之学，我朝之诗所以不及也。”虽后来不少人不以此说为然，省试之诗也确乏佳作③，但以诗取士关系到士人的前途命运，须着力于此，人人作诗必然造成诗歌的普及和提高，诗人之众多也是必然的。而以诗取士也促使士子在试前“群”而切磋诗艺，在登第为官后或游宴奉制、或赠答唱和，有形或无形地由群体创作变成了创作群体。

    要确立进士制与“诗可以群”二者关系这一论题，有必要对唐代诗人作一考察。纵观唐代诗坛，除诗名最著的李白、杜甫，以及初唐四杰、高适、贾岛、李贺等不是进士，唐代主要的诗人多为进士出身。如上官仪、李峤、杜审言、苏味道、刘希夷、宋之问、沈期、贺知章、陈子昂、张九龄、李颀、綦毋潜、王昌龄、王湾、祖咏、王维、刘?虚、崔颢、王翰、薛据、崔国辅、储光羲、刘长卿、岑参、常建、元结、张继、钱起、郎士元、韩、司空曙、李端、顾况、李益、孟郊、崔护、陆贽、张籍、王建、韩愈、刘禹锡、柳宗元、白居易、元稹、李绅、姚合、朱庆余、许浑、杜牧、李商隐、皮日休、司空图、韩、郑谷、韦庄等，都曾进士及第。辛文房《唐才子传》录唐代诗人共278名，其中进士及第者为171人，足见诗人出身于进士之多。上述名单应很能显示唐代进士与诗歌之“群”的关系。

    再看诗人群的情况。据贾晋华博士《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一书，可知在一定的时段、聚于一地从事诗歌唱和所形成的诗人群体情况。书中对隋唐之际的河汾作家群，太宗朝宫廷诗人群，高宗武后时期三大修书学士群，中宗朝文馆学士群，大历浙东诗人群，大历浙西诗人群，韩孟诗人群，大和至会昌东都闲适诗人群，襄阳诗人群，咸通苏州诗人群，以及唐末五代庐山和泉州的两个诗人群，都作了详尽考论。若不论几个宫廷诗人群，由《大历年浙东联唱集》可知，参与这群诗人活动的原有58人，可考者38人，可能参加者7人，虽多系中小诗人，声势却相当大。颜真卿任湖州刺史4年半，邀集一批文士诗人编书、作诗、论诗，大开诗会，前后聚集了95人，形成了大历浙西诗人群。襄阳诗人群成于唐宣宗大中年间，徐商镇襄阳，段成式、温庭筠等游幕唱和，辑成诗集。咸通苏州诗人群在宣宗咸通年间，皮日休为苏州刺史崔璞从事，与陆龟蒙唱和，陆又与多人屡次集会，多有联诗，并结集10卷。庐山诗人群系唐末五代所成，持续半个多世纪，先后聚集了20多人，为两个创作群体，前一个为僧道、隐士、进士和官员，后一个因南唐恢复科举并以诗取士而生，与进士制关系更密切。唐末五代的泉州诗人群因避中原战乱而生成，是僧人与进士的集合体，韩等重要诗人亦曾来此。

    隋唐之际的河汾作家群生当乱世，自难参加科举考试，太宗朝的宫廷诗人多系由隋入唐的大臣或弘文馆学士，仅上官仪为进士，而自此的宫廷诗人群则颇多进士出身者。高宗时以许敬宗为首的修书学士群、武后前期北门学士群、武后后期珠英学士群，以及相继的中宗朝文馆学士群，都是宫廷诗人，其中的上官仪、李义府、李峤、沈期、张说、宋之问、李?、苏?、卢藏用、杜审言等，都曾登进士第。他们在进入宫廷后，可以看作进士的“已完成式”，却仍在持续着进士的诗文之用。后面几个诗人群，不在宫廷之内，多处于求仕阶段，且处在安史之乱后贵族政治彻底崩溃，进士文化完全成熟的历史时期，与进士文化的特点更相合，此在下面再论。至于隐逸诗人，如前所述庐山诗人群，人数不少④，其中不乏真正的隐士，但也有走隐而求仕道路者，对于“终南捷径”与进士文化的关系，亦在下面再论。

    由集会总集所定的诗人群是较为稳定的创作群体，另有因创作主张、艺术思想相近，互相交往、唱和的诗人群，一般以之作为唐诗风格流派看待，如初唐时方外十友、中唐的大历十才子、晚唐的咸通十哲、芳林十哲等，其实也具有“群”的意义。

    《新唐书?陆馀庆传》云：“（馀庆）雅善赵贞固、卢藏用、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毕构、郭善微、司马承桢、释怀一，时号‘方外十友'。”姚合《极玄集》李端小传载：李端“与卢纶、吉中孚、韩?、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唱和，号‘十才子'”。《新唐书?文艺传》亦云：“（卢）纶与吉中孚、韩翊、钱起、司空曙、苗发、崔峒、耿?、夏侯审、李端皆能诗，齐名，号‘大历十才子'。”“十才子”的得名与交游唱和主要在大历初年，因多出身贫寒，故依傍权门，在权豪华宴上联袂唱和，后来各奔东西，诗风各异。“咸通十哲”指晚唐懿宗咸通时期的一群诗人，《唐摭言》卷十云：“张乔，池州九华人也，诗句清雅，?无与伦。咸通末，京兆府解，李建州时为京兆参军主试，同时有许棠与张乔，及俞坦之、剧燕、任涛、吴罕、张、周繇、郑谷、李栖远、温宪、李昌符，谓之十哲。”⑤据研究，这群诗人有三个特点：“其一均出身寒微，久游举场，四方飘游，未为显宦；其二都广结僧人，有一段隐居经历。……其三……许棠宣州，张乔、周繇池州，喻坦之睦州，任涛筠州，郑谷袁州，均为江南东、西道人。李昌符原籍亦未详，……亦以江南人可能为大。唯温宪太原（亦久居江南）、张清河，为北人。十子之目得自长安，而其主体却为江南人。”⑥“芳林十哲”亦见《唐摭言》卷九：“咸通中自（沈）云翔辈凡十人，今所记者有八，皆交通中贵，号芳林十哲。芳林，门名，由此入内故也。”

    此外，还有唐人普遍的唱和，虽非集体创作，但也可视作“诗可以群”的一类。由于中唐以后诗人成为进士者渐多，进士文化真正与诗人及诗歌创作密切关合，故中晚唐诗人“群居相切磋”渐成风气。除韩愈为首的一群外，不少著名诗人任地方官时，常有诗歌唱和，如杜牧为刺史时，孟迟、严恽、李郢曾先后相从。从诗人个人的交往唱和而言，分别有：贾岛与韩愈、孟郊、张籍、王建、姚合、无可；赵嘏与元稹、沈传师、沈述师、卢弘止、杜牧；马戴与令狐定、姚合、贾岛、无可、李廓、顾非熊；喻凫与姚合、顾非熊、方干、无可；刘得仁与姚合、无可、段成式、雍陶、厉玄、顾非熊；刘驾与曹邺、薛能、李频、聂夷中；李郢与杜牧、李商隐、温庭筠、方干、鱼玄机；曹邺与李频、郑谷、张、李洞；储嗣宗与顾非熊、顾陶、司马扎；李昌符与张乔、李洞；林宽与许棠、李频；周繇与段成式、温庭筠、韦蟾；周朴与方干、李频；王贞白与罗隐、方干、郑谷、贯休；崔道融与方干、司空图；曹松与贯休、方干；女诗人鱼玄机与温庭筠、李郢。不少诗人在不同地方、不同时期，分别与不同的诗人交游：如方干不第隐居会稽鉴湖时，与郑仁规、李频、陶详相善，咸通末，与段成式、吕述、于兴宗、李群玉等唱和。

    我们尚应注意唐代诗僧这一重要队伍：灵一与李华、张继、皇甫冉、朱放、张南史、李纾、严维唱和甚多；皎然居湖州时与陆羽、吴季德、皇甫曾、崔子向、李等交游，在湖州时，历任湖州刺史颜真卿、崔论、卢幼平、陆长源等，均与之交游唱和；无可则与姚合、朱庆馀、贾岛、顾非熊、章孝标、殷尧藩、马戴、段成式、厉玄、雍陶等为诗友，唱和甚多。唐末五代的尚颜，与方干、陈陶、陆龟蒙、郑谷、司空图、吴融、李洞，诗僧齐己亦有唱和。以上仅分从一人言其相交唱和，各人间形成互相交叉的复杂现象更难以尽述。由于某一诗人树立起的榜样，使得师从者成风，也形成了一定规模的创作群。如晚唐时期的“咸通十哲”与贾岛、姚合诗派较为相近，而“郑谷晚年归居宜春后，又有南昌孙舫、长沙齐己及连州黄损等从之学诗。后二人又与郑谷共定诗格，为湖海骚人所宗。又形成一诗人群”⑦。

    由上可知，唐代的诗歌集群性创作活动，无论从历史延续的时间看，还是从地理分布的范围看，都是前代无法比拟的。

              三  进士文化与唐诗之“可以群”

    以上对进士制直接或间接造成的唐代诗人群作了描述，现在进而论述进士文化与唐诗“可以群”之间的关系。

    我们很难在本文中对进士文化作出全面的定义，仅能就与本论题相关者概言之。

    首先，进士制的推行引起了政治的变化。进士制始于隋，继于唐初，陈寅恪先生《隋唐政治史述论稿》认为，起根本变化的是武则天时期。由于武后“大崇文章之选，破格用人，于是进士之科为全国于进者竞趋之鹄的。当时山东、江左人民之中，有虽工于为文，但以不预关中团体之故，致遭屏抑者，亦因此政治变革之际会，得以上升朝列，而西魏、北周、杨隋及唐初将相旧家之政权尊位遂不得不为此新兴阶级所攘夺替代”⑧。这是对推行进士制后政治变化的精辟论述。

    其次，社会的宗尚，普遍的追求，使士人们确立起新的价值观。王定保《唐摭言》卷一说：“进士科始于隋大业中，盛于贞观、永徽之际；缙绅虽位极人臣，不由进士者，终不为美，以至岁贡常不减八九百人。其推重谓之‘白衣公卿'，又曰‘一品白衫'；其艰难谓之‘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又说：“其负倜傥之才，变通之术，苏、张之辨说，荆、聂之胆气，仲由之武勇，子房之筹画，弘羊之书计，方朔之诙谐，咸以是而晦之，修身慎行，虽处子之不若；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无所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⑨这一段话可以理解为：对“白衣公卿”的追求，使得其他才能、资质“咸以是而晦之”，

    历来所重的“修身慎行”，竟然“虽处子之不若”。可见，进士制对传统价值观的改变确实具有决定性的作用。

    再次，以诗取士引发、造成了士人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改变。肃宗宝应二年（763）礼部侍郎杨绾上奏批评进士科：“近炀帝始置进士之科，当时犹策试而已。至高宗朝，刘思立为考功员外郎，又奏进士加杂文，明经填帖，从此积弊，浸转成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递相党羽，用致虚声，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几同挂壁……祖习既深，奔竞为务，矜能者曾无愧色，勇进者但欲凌人，以毁?者为常经，以向背为己任。校刺干谒，驱驰于要津；露才扬己，喧盛于当代。”⑩其中不少就涉及思想与行为方式，其负面评价只能说是评价标准不同，而难以说是不实之词。宋人李昭?说：“唐自元和以后，士人多以辞章游王公之门，谓之投卷。所幸者，大则荐闻于朝，小则资以赇货。士之急于人知，无盛于此时也。”11“校刺干谒”确实成为了进士文化的一个具有群体性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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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以上三方面是进士文化的主要特点，那么，这些特点与唐代的“诗可以群”又有什么相对应的关系呢?
    首先，因推行进士制所引起的政治变化，对士人们具有极大的感召力，使得儒家传统的处世方式仅向“兼济天下”一端倾斜。唐人因“兼济”而“群”，并形成了具有时代精神的诗歌创作群体。顾名思义，“兼济”是从自我出发、兼及他人而济众，由“独善”之一人，而至天下之众人，本身即具“群”之意义。“出”与“处”则取决于“道”，天下有道则仕，无道则隐，是传统的原则。而“道”之有与无除了为政之清浊、民生之欢戚外，常又与士人自身的感受相关。若朝廷重视自己，就有出路，有路即有“道”，应是很直观的体会。

    唐朝立国不久，太宗就下令修订《氏族志》，“欲崇重今朝冠冕，……不须论数世之前”（《旧唐书?高俭传》），不少出身布衣者，以功业成为唐初新士族。高宗时，改《氏族志》为《姓氏录》，五品官“皆升士流”。武则天为排挤唐宗室和旧功臣，下《求贤制》，用人“无隔士庶，具以名闻”，尤重进士科，使得一批寒素布衣得以进入政权。唐玄宗实行以诗赋取士后12，更使诗人们产生出足够的自信心和自豪感。科举制、尤其是进士科的实行，改变了魏晋以来“九品中正制”的选才选官方式，打破了贵族门阀对政权的垄断，庶族知识分子能“怀谍自列”，凭借学识、文辞踏上仕途，个人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也满怀信心地以田舍郎可以登上天子堂自励。加之以受南北统一、国力强大、盛世来临的鼓舞，逐渐形成了一种充满希望、积极向上的时代精神。追求功业、强烈自信、匡时济世、从政报国，成为时代的声音。慷慨昂扬、蓬勃向上是诗人们的共有基调，即使不达、不遇而感叹时运不济、功业难期，仍梗概多气、志深笔长。这种集体性的品格和精神，造就出唐诗“可以群”的基础，诗人们普遍具有这种精神和信念，也就自然形成了诗歌的创作“群”。安史之乱以后，贵族退出政治舞台，进士文化成熟，诗人群出现更多。

    其次，新价值观的确立，使得人们尤重诗赋，士人几与诗人划上了等号，对诗歌的普遍重视必然造就出群众性的诗人队伍，形成了前代难以相比的创作群体。如杨绾所说，推行进士制使得“幼能就学，皆诵当代之诗，长而博文，不越诸家之集，……六经则未尝开卷，三史则几同挂壁。”只重诗赋而不重经史，写诗人众，必然造就出群众性的诗人队伍。

    再次，思想与行为方式的改变，造成了唐代精英文化的开放性、外向性：不是自我封闭的“独”，而是积极交游的“群”。进士制与诗赋取士的逐渐完备，将士人培养、塑造成诗人，也使得诗歌创作从自诉变为了及人，“群居相切磋”为之发扬光大。

    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们的生活圈子相对窄小，政治黑暗，迫害有加，人们心有惴惴，易入于内向。唐代不然，生活在思想开放、三教并行的环境中，不似六朝士人那样热衷于谈玄或佞佛，或在内省式的论辩中思考“名教”与“自然”的孰可相从，人们受时代鼓舞，奋发昂扬，积极吸收外来文化，主动接受胡风胡俗影响，以至于放浪通脱、不检细行。唐人不似六朝贵族那样静态地“养望”，而是以增见识、重交游、广声誉为目的，漫游东西南北各地。他们“寻芳逐胜，结友定交，竞车服之华鲜，骋杯盘之意气，沽激价誉，比周行藏。”13

    唐代诗人在漫游中开阔眼界，了解山川风物、民情风俗、历史掌故，增长见识，又交结朋友、切磋文学、作诗争胜、揄扬名声。同时，改变了以往重在修身、依仁游艺、奉行中道的儒者传统，大大发挥了文苑精神，追求身心自由和文辞美妙。而恰是这些特点，为诗歌创作、欣赏、传播提供了基础，为“诗可以群”创造了极好的条件，也使得“诗”之“群”具有了不同于以往诗歌发展史的新形态，和有异于前述上层之“诗”或下层之“歌”的作者基础。甚至官员与文士不讲身份，以诗会友，以酒相交，杜甫《饮中八仙歌》就是典型的例子，《竹庄诗话》评之为“见开元太平人物之盛”。

    开元人物之中，出现了我国诗歌史上最负盛名的李白与杜甫，思想多元、兼有胡汉文化背景的李白且不说，连固守儒家传统的杜甫，青年时代也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壮游》），与李邕谈文论艺，同苏源明驰马游猎，随李白访道寻仙，后又有高适加入，在孟诸一同游猎，三人登吹台，上琴台，怀古言今，感叹吟咏。杜甫后来困顿长安，为了生活，充当贵族府中的“宾客”，为了仕进，不得不投赠诗歌以求援引，但他更多是与诗人结交：同郑虔酬唱，偕高适、岑参、储光羲、薛据登慈恩寺塔而作诗，后来在肃宗时期，他任左拾遗，又与贾至、王维、岑参、严武友善，也有唱和。交往和唱和，使自诉为主的诗歌创作发生了很大变化，也在“切磋”上延续并发展了“诗可以群”的精神。

    以上三点之外，还要补充的是：对特有的隐居诗人群之生成机制，当从以隐求仕的角度看待之，这是进士文化在制度上的体现之一。唐代诗人之隐逸风气与进士制颇有关系，而且唐代诗人的隐逸又不是前代的多为个人之隐，却多集体性的隐逸，终南山、嵩山、庐山，都有很多读书求仕的隐逸之士。此外，隐逸的另一原因是养名以求荐举。就后者而言，是与制举密切相关的。据《新唐书?选举制》上：“天子又自诏四方德行、才能、文学之士，或高蹈幽隐与其不能自达者，下至军谋将略、翘关拔山、绝艺奇伎，莫不兼取。其为名目，随其人主。”14唐朝历代皇帝所开与隐逸有关的制举科目，其名称短者有高宗时的“幽素科”、穆宗时的“山人科”，长者有“养志丘园嘉遁之风戴远科”（高宗），“哲人奇士隐沦屠钓科”、“高才草泽沈沦自举科”（玄宗），“隐居丘园不求闻达科”（德宗），更多的是适中的四字名称，如“销声幽薮科”（高宗），“草泽遗才科”、“藏器晦迹科”（中宗），“高蹈不仕科”（玄宗），“乐道安贫科”（代宗），“高蹈丘园科”（德宗），“草泽应制科”（文宗）等。由于制举一经登第即可授官，无须如进士、明经那样要过礼部、吏部的考试关，待释褐而逐个阶梯攀升，因此，遂有“终南捷径”一说。

              四  进士前的“群歌”与进士后的“群诗”

    唐代进士科特重诗赋，进士文化也就与诗歌密切相关。由于进士文化伴随科举制而逐渐生成，是与贵族文化相对立的文化，是作为瓦解后者的新兴文化出现的，因此唐代的“诗可以群”就不是沿着魏晋六朝贵族文化的一条路线发展，而具备了前论先秦时代的两方面特点，在延续并改变了上层的“群”而“诗”同时，更提升了下层的“群”而“歌”。在引出一系列变化的同时，“诗可以群”的理论命题也在实践中大为发展。

    安史之乱造成了极大的破坏，也造成了贵族政治的彻底崩溃，随着庶族知识分子以才学登科，踏上政坛，进士文化更为发展成熟，“诗可以群”也有了新的涵义。前引贾晋华书所述，与进士文化关系最为密切，在诗史上地位最高的，当是以韩愈为首的韩孟诗人群，和以白居易为代表的东都闲适诗人群。二者可分别看作是进士前诗人群和后进士诗人群的代表。他们之间，还应有刚登第的“群诗”和进士后的“群诗”。

    诗人的群体性创作与进士文化有密切关系者，尤见于韩孟诗人群，他们所作可看作是进士前的“群歌”，具有《诗经》和汉乐府“群”而“歌”、“歌”而“怨”的精神。韩愈幼年失怙，苦读力学，于贞元八年（792）二十五岁时登进士第，却“四举于礼部乃一得，三选于吏部卒无成”（《上宰相书》），于贞元十二年（796）入汴州董晋幕。不久，李翱来汴，与韩定交，次年，举进士未第，又来汴从韩愈学文。其年孟郊亦来汴。同年十月，张籍因孟郊介绍，来汴州从韩愈学文。后韩愈往徐州入张建封幕约半年，其间张彻来徐州从韩愈学文，张籍也来探访游从，李翱亦来。在韩愈、孟郊两年多的聚会中，两人的诗风互相影响，张籍、李翱、张彻则受到韩、孟的共同影响。元和元年（806）六月，韩愈回到长安，任国子博士，此时孟郊、张籍、张彻都已在京，后张署、侯喜又来。李翱分司洛中，孟郊也赴官洛阳，不久，韩愈为避谗而来到东都分司，皇甫任陆浑尉，去洛不远，李贺也赴洛客居，本居此地的卢仝与韩孟交，刘叉、贾岛等又陆续来此。于是，在元和元年至六年（806—811），韩孟诗人群在京洛地区“群”而有作，成就了元和诗坛上极有特色的创作流派15。

    这一派所作诗歌不仅在艺术上具有怪奇险涩的特点，于盛唐之音以外另作开辟，而且他们的所作，颇有与进士落第相关者，孟郊和贾岛，就以落第诗的悲怆动人著称。因此，他们所作在表达对士人本身命运的关注同时，“诗可以群”又体现为“诗可以怨”，而且“有所怨恨”又从“自歌”变为“相从而歌”。作为此派诗歌的领袖，韩愈“进则不能容于朝，退又不肯独善于野，疾恶甚严，爱才若渴”（叶燮《原诗》），反映在创作上，“昌黎诗有正有奇，正者所谓‘约六经之旨而成文'，奇者即所谓‘时有感激怨怼奇怪之辞'。”（刘熙载《艺概》）由于自己对才高而落第有切身体会，因此，他作于贞元十九年的《送孟东野序》提倡“不平则鸣”，《荆潭唱和诗序》更认为“和平之音淡薄，而愁思之声要眇，欢愉之辞难工，而穷苦之言易好也”。显然，这是对《风》《雅》、《骚》《辩》以及汉乐府民歌传统的继承和发扬。

    进士后的群诗有唐前期与唐后期之别：前期多为进士出身者，进入宫廷后经常从事奉制酬应之类创作，而后期则从歌功颂德转变为或具诤谏性质、或有政治意义的创作。

    先论前期之作。由于时代之变，盛世作诗，贞观时期的征边、感怀、咏史、述志之作，颇多颂扬开国功业，总结历史教训内容，气骨较为刚健，境界较为开阔，对南朝宫廷诗有显著的突破。然而，诗人一旦进入宫廷，在奉和应制之中，多旨在颂圣称美，兼有道德说教，很难创作具有个性特点、真正言志抒怀之作。形态上的“群”而为诗，除了规模之盛，并体现了“群”之“和”或也有“切磋”之义外，此期的宫廷所作，较之于汉武或曹魏时期的公宴诗，并无本质的区别，“诗可以群”也无根本性的发展。

花雨

二  两千年楚辞研究史昭示：利用出土文献是学科深化的必然途径

    楚辞研究肇源于贾谊与刘安，奠基于司马迁。1977年以来，这一专题研究似乎进入了饱和鼎盛期。据笔者统计，1985—1997年之间，出版楚辞研究著作132种，与楚辞有关或包括楚辞成果的著作105种；1900—1994年，发表楚辞研究论文4483篇，其中1977—1994年，发表3302篇16。另外，西汉至清代，有楚辞著作138种；1900—2005年之间，出版楚辞著作882种。因此，楚辞研究成果极为丰硕，累积至今，著作超过1000种，论文超过5000篇。而在选题上，正如张志岳所说，“楚辞和屈原的研究在学术领域内一直是热门，凡是比较容易解决的问题，差不多都已经有人论证过，要前进一步很不容易”17。

    但是，楚辞研究的效益，并不尽如人意：一代代的研究者都在反驳、纠正或补充前人的说法；而他们自己又受到后代或同时代人的反驳、纠正或补充。各家往往各言其是，虽然有一些证据，但合起来则相互龃龉。论文发表虽然很多，而能被广泛接受的结论甚少。每个个体总是虔诚地认为自己最了解屈原及其作品，而排斥甚至嘲弄他人成果，但同时代的人或后人对他的“独得之秘”往往不买账，目前研究中的这一困惑正是清代各逞臆说、言人人殊的延续，又可追溯到宋代义理探求在方法论上的不足18。对于这一特殊的学术现象，不少学者试图作过解释。崔富章指出：楚辞不是偶然发生的孤立的文学现象，而它本身几乎是楚国社会生活的缩影，涉及到许多学科，需要作综合考察，而研究者往往显得功力不足，认识不足19。对此，比如姜亮夫强调综合研究，其《楚辞通故?自叙》云：

    欲证史、语两者之关涉，自本体本质，有不能说明，于是而必需借助于其他科学，乃能透达者，故往往一词一义之标举推阐，大体综合各社会诸科，乃觉昭晰，举凡：一、历史统计学，二、古史学，三、古社会学，四、民族学，五、民俗学，六、语言学，七、地理学，八、古器物学，九、古文字学，十、考古学，十一、汉语语音学，十二、哲学、逻辑学，乃至于浅近之自然科学，为余常识之所能及者，咸在征采之列，稍有发正，往往揉磨诸学于语言、历史中得结论，而求其当意20。

    姜氏所述之“古史学”、“古器物学”、“古文字学”、“考古学”等，尤为学界所重，以考古新发现、以出土文献研究楚辞，愈来愈受到学者们的青睐，即王国维《古史新证》提出的“二重证据法”：地上之文献与地下之文物互相印证。陈直先生提出“使文献与考古合为一家”，1958年对其少作《楚辞拾遗》重加校补，其《自序》强调：自1940年长沙战国时楚墓葬陆续被盗，后经中国科学院考古所之正式发掘，所出铜、玉、漆、陶、竹、木各器，其花纹、绘画、雕刻，无不精致绝伦。加以前此寿春所出各铜器，去年信阳所出漆器、竹简等，楚国文物，灿然大备。知楚国由于经济之发展，反映出文化之高度成就，与屈原之作品，有互相联带不可分割之关系21。

    于省吾在《泽螺居楚辞新证?序言》中指出：清代学者对于先秦典籍中文字、声韵、训诂的研究，基本上以《尔雅》、《说文》、《广雅》为主。由于近几十年来，有关商周时代的文字资料和物质资料的大量出土，我们就应该以清代和清代以前的考证成果为基础，进一步结合考古资料，以研究先秦典籍中的义训症结问题。换句话说，就是用同一时代或时代相近的地下所发现的文字和文物与典籍互证22。基此，于先生的《泽螺居楚辞新证》为了解释楚辞若干字句上的义训问题，“多半取证于周代尤其是晚周的文字或文物”。朱季海根据荆楚、淮楚之间的方言、风土、习俗等文献资料和出土文物，从校勘、训诂、谣俗、名物、音韵等方面，对楚辞作研究，“务使楚事、楚言，一归诸楚。其有明文者，必征其始；其无明文者，亦以参伍而知之”23。汤炳正善于运用地下出土文物与楚辞文献相印证，为其治学之显著特征，比较突出的例子有：利用陕西临潼出土利簋铭文“岁鼎克”、山东临沂银雀山汉简《汉武帝元光元年历谱》、湖南长沙马王堆帛书《五星占》推算屈原的出生时间24，利用安徽阜阳汉简《离骚》、《涉江》残句批驳淮南王刘安作《离骚》的怪论25，利用包山楚简探讨《离骚》的艺术构思与意象表现26，据曾侯乙墓竹简考证“左徒”与“登徒”之同异27，据曾侯乙墓棺画研究《招魂》中的“土伯”28，以及《天问》“顾菟在腹”别解29，均新颖可喜，令人惊异。至于字义训诂之间，亦注重文物资料的佐证，也有不少创获30，被有的学者称为“泰山不移”31。

    此外，何剑熏《楚辞新诂》比较关注考古新材料，并及时采用来破释楚辞疑难，如《离骚》“余既滋兰之九畹兮，又树蕙之百亩”。畹，王逸注为“十二亩”，班固云“三十亩”，又有人说“二十亩”，莫衷一是。何氏引山东临沂银雀山汉墓《孙子兵法》残简“八十步为畹，以百六十步为亩”等出土成果，证明“半亩为畹”。从而使千年争讼，一锤定音。赵逵夫有马王堆帛书《相马经》与屈赋比喻象征研究，唐勒赋残简校释与《远游》作者研究，以及泰安铜缶铭文、曾侯乙墓竹简与“左徒”研究，包山楚简、长沙铜量铭文等与战国屈氏世系研究等。汤漳平有楚墓竹简与《九歌》研究、唐勒赋残简与宋玉作品真伪研究、两周金文与楚文学渊源研究等，还出版了专著《出土文献与〈楚辞?九歌〉》。至于萧兵运用马王堆帛画研究楚辞神话、曲宗瑜利用出土文物研究《离骚》、《哀郢》的产生年代，郭在贻以马王堆汉墓漆棺画考释《招魂》之“土伯九约”，刘信芳运用秦简《日书》研究屈原生辰的宗教意义、利用包山楚简研究《九歌》等，亦值得重视。又，黄灵庚公开标举“二重证据法”，据楚汉简帛文字诠释屈宋辞赋，复取证于传世文献，著《楚辞简帛释证》，“发明前贤剩义”，在文字笺释方面，获得较大进展，对于学科建设亦具有理论价值与实践意义。关于屈原生平、仕履的考述，本人也作了一系列考证，撰有专著《屈原考古新证》，发表《郭店一号楚墓墓主考论兼论屈原生平研究》、《屈原仕履考》、《屈原考古研究的时代内涵与实证基础》、《出土文献与屈原研究》、《三闾渊源考》等论文。

    但从总体来看，尤其是与出土文献的丰富多彩相比，利用出土文献与考古成果研究楚辞的工作，做得还很不够，还处于探索、尝试阶段，了解与掌握考古信息还不够全面。据陈桐生《二十世纪楚辞考古文献著述表》，列出海内外学者著作论文，仅61种，其中还包括部分楚墓、楚简、汉墓、汉简、帛画的原始资料。但是，大量的出土文献（主要是简牍帛书）发现于20世纪70年代之后，而整理出版比较滞后，有的简帛资料出土之后，整理出版长达20年。马王堆汉墓帛书，1973年出土，至今才出版壹、叁、肆三册，专业研究成果的出版又在其后，比如《马王堆简帛文字编》，至2001年才出版。由于以上三个原因，老一辈学者未能看到及运用近30年来的数量巨大的出土文献，这是历史造成的学术遗憾。而大部分中青年学者往往理论上认为重要，而难以突破自身知识结构的局限，显得功力不足。因为出土文献涉及到多个学科，面广量大，涉及到多方面的专业知识，没有经过专门训练的学者，往往望而生畏，不敢问津。一些敢于尝试的楚辞学者，基本上是利用考古学界现成的结论，而缺乏评判鉴别的学科能力。当然，考古学、历史学、哲学等领域的专家，亦熟悉楚辞，他们也注意到出土文献与楚辞的关系、作用，但他们往往居高临下，点到为止，有时仅仅是一种怀疑与推测，比如，山东省临沂银雀山一号西汉墓出土竹简报告，涉及“唐勒赋”残简仅云：“唐勒宋玉论驭赋（疑为宋玉赋佚篇）”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