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于东汉末期传入中国,小乘佛教与大乘佛教几乎同时流播华夏,但与中国的儒、道本土文化自然结合、互为影响,尤其对中国的文学,绘画、雕刻、音乐乃至整个思想文化领域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当属大乘佛教,而居士佛教是大乘佛教的主体。中国的佛教势力由佛教僧侣集团、居士集团、普通信众三个层次构成,居士佛教集团处在中间层次,承上启下,对佛教起着护持羽翼,推波助澜的作用。所谓居士,就是在家修行的居家人士,过着世俗人的正常生活,娶妻纳妾、生儿育女,拥有田园资产,并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社会地位,信仰佛教,通晓教义,是佛教僧侣集团的外围力量,具有不可替代的外护作用 ① 。然大乘佛教的蓬勃兴起,却是以居士集团为主体力量、以居士佛教为其表现形态的。
基于“自利利他”、“普度众生”的基本理念,大乘佛教通过积极推广居士佛教的途径,弥合世间与出世间的差别观念、尊卑界限,重新整合大小乘佛教理论在在家与出家问题上的理论缺陷,把不食人间烟火的出家修行变成平实易行的在家现实生活。在完成这一理论转变与实践统一的进程中,大乘经典的理论形态为居士佛教的流传壮大起到了指导思想的作用。与小乘经典相比,大乘经典更为注重居士佛教的表现形态,肯定了居士佛教的属性、理念、宗教地位。由于各个时态的大乘主要经典普遍涉及到居士佛教,甚至在某些重要经典中直接以居士形象为核心人物阐述教义,所以在特定意义上说,全部大乘佛教是以居士为主体、以居士佛教为理论中心、以在家修行菩萨道为表现形态的。因此,居士佛教的理念便是大乘佛教的理念,是大乘佛教的主流。以居士佛教为主要表现形态的大乘佛教对词学的影响随处可见,如释德诚《拨棹歌》其一云:“一叶虚舟一副竿,了然无事坐烟滩。忘得丧,任悲欢。却教人唤有多端。”又云:“一任孤舟正又斜,乾坤何路指津涯。抛岁月,卧烟霞。在处江山便是家。”再云:“独倚兰桡入远滩,江花漠漠水漫漫。空钓线,没腥膻。那得凡鱼总上竿。”上述三首词,有渔父之风。细品之,非禅非道,而是著名的华严宗所依据的法界缘起,随缘自在,有我无我,性无障碍的理论,这三首词包含了华严义理不变与随缘、似有与性无、情有与理无的对立观念,概括起来就是常与无常、性无与妙有两对范畴,是对立而又统一的。随缘自在是华严思想,词中还有不少是反映般若学说、涅槃学说或佛性论的。如敦煌曲子一首《十二时》云:“食时辰。本性持戒断贪嗔。不羡世间为国主,为求涅槃成佛因。”又如《五更转》(南宗赞)其三云:“诸佛教,实福田。持斋戒,得生天。生天终归还堕落,努力回心趣涅槃。” ② 主张归依涅槃学说,才能得到佛果,彻底脱离六道恶趣堕落循环。
其一,唐宋词中词调之名,多有与佛教音乐有关者。大乘佛教改变了小乘佛教对音乐的诋毁排斥,提倡以音乐的强烈魅力来帮助修行者尽快达到开悟的境界,故佛教对中国音乐尤其是词调的产生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唐宋词中的词调,有的直接来自梵呗俗讲等佛曲音乐,如[婆罗门引]、[婆罗门令]、[赞普子]、[兜勒]、[摩诃]、[阿那]、[纥那]、[文叙子]、[法曲献仙音]、[法驾导引]、[五更转]、[十二时]等。有的词调名虽非直接来自佛教音乐,但亦有密切联系,如[望江南]、[西江月]、[柳含烟]、[满庭芳]、[沁园春]等,屡被用于南戏、传奇戏曲作品中的“开场”曲中唱出,而佛教法事中也多用此数调,这即是来自佛教沿门唱经、化缘,俗讲中的“开题”等形式 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