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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4 17:1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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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同社会是现实改革的终极目标
在康有为自以为已初步找到了一条救世之道后,于是便渴望把它变成解决现实问题的政治实践。1888年他第一次上书清廷,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等政治主张,要求清政府变法图强,标志着他从纯理论探索走向了与实践相结合的道路。然而,这一锋芒初试之举却遭到了意想不到的挫折和失败,加上他对社会现实的深入了解,促使心灵痛苦的康有为重新回到书斋,进一步作理论上探索,把纯思辨的理论和高度概念化的设想与社会的现实问题结合在一起思考,并以此为中心加以推衍和展开。正如梁启超所说:大同学说“质而言之,则其博爱、主乐、进化三大主义所发出之条段也”。其中进化论起着重要作用:“先生独发明春秋三世之义,以为文明世界在于他日……,于是推进化之运,以为必有极乐世界在于他日,而思想所极遂衍为大同学说”。②显然,大同社会是康有为现实改革的终极目标。
康有为的《礼运注》是以注解的形式,初步阐发了大同社会的基本特征,总体精神是:“人理至公,太平世大同之道也”。③这是大同社会要体现的主要精神,使人世间的一切事象公正、公平、合理。可见,他提出大同学说的目的在于救国救民,追求人类的公平正义。在他看来,孔子的大同小康说便是孔子时代的济世良方,可惜的是“孔子之道”却长期被湮没,未能显出它的作用。所谓“孔子之方”就是孔子的大同之说,从它提出到现今,中国社会只是停留在“小康”阶段,必须进化到孔子所倡的“大同”。他指出:“吾中国二千年来,凡汉、唐、宋、明,不别其治乱兴衰,总总皆小康之世也。凡中国二千年儒先所言,自荀卿、刘歆、朱子之说,所言不别其真伪精粗美恶,总总皆小康之道也。其故则以群经诸传所发明,皆三代之道,亦不离乎小康极也。……今者中国已小康矣,而不求进化,泥守旧方,是孔子之意,而大悖其道也,甚非所以安天下乐群生也,甚非所以崇孔子同大地也。”④大同就是人类社会进化的方向,大同就是“安天下迩九生”的归宿,就是通向美好未来的“大道”。
在康有为众多的著作中,梁启超特别提到了三本书,其一是《新学伪经考》,梁誉为“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其二是《孔子改制考》;其三便是《大同书》,梁氏将此二书喻为“火山大喷火也,其大地震也。”那么,为什么梁启超要把这三本书专门列出加以介绍呢?众所周知,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果断地认定古文书只是“记事之书”,泯灭了孔子作经以“托古改制”的原意。在他的笔下,孔子成了代天行道的教主。该书的重点在于“破”,即破除古文经典的永恒权威和价值,破除人们迷恋古籍、固步自封、漠视世事的保守心态。《孔子改制考》更进一步从正面阐发被古文经学所泯灭的孔子托古改制的微言大义,把孔子说成是与诸子百家一样,试图通过托古的方式重建自己理想中的社会。康有为说:“六经中之尧舜文王,皆孔子民主君主之所寄托,所谓尽君道,尽臣道,事君治民,止孝止慈,以为轨则,不必其为尧舜文王之事实也。”①实际上把孔子变成了倡言变法的先锋。也就是说孔子之所以千百年受到人们的尊崇,就是由于他有一股创教、创派、创制的独创精神,今人也应像孔子那样以创新的精神来探求未来的发展。可见康有为对传统文化某种意义上的重新解释,是将其转变为一种变化的历史观。那么,紧接着就要思考中国文化的去向,《大同书》正好是这种逻辑演绎的必然结果。不论康有为的《大同书》成书于何时,他在书中所定的原则无疑与《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中的主要思想具有某种逻辑关系,《大同书》的精神实质自然与那两本书中的思想有承续关系。在他的大同思想中,处处可以看到现实政治主张的延伸。这一方面说明,理想是对现实不满的修正,另一方面也说明两者是相互继替的,在思维逻辑上是一以贯之的,进一步说明了大同社会是现实改革的归宿。试举几例以证之:
其一,民权思想的现实主义色彩。
康有为积极从事政治活动,宣传和实践着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一些著名理论,如天赋人权论、契约论、主权在民论、君主立宪论等等,试图通过改革的办法改变中国的社会制度,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为此,他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封建专制制度,对人民生活痛苦、毫无权利的状况表示同情。这一现实感受,在《大同书》中进一步得到延伸,甚至成为思考未来的出发点。传统文化中的人本主义和重民思想,显然对康有为的民权观产生着巨大的影响,这导致他在构想未来社会时,总是以大多数人的乐利为出发点。康有为有关国家权力产生的思想蕴含着人人平等的思想,他说:“天之生物人为最贵,有物有则,天赋定理人人得之,人人皆可平等自立”;② “人人皆天生,故不曰国民,而曰天民。人人既是天生,则直隶于天,人人皆独立而平等,人人皆同胞而相亲如兄弟”。③这就否定了君主的独特性,把君主拉回到了大众之中。他不但用这种眼光批判中国的封建制度,也用这种眼光批判资本主义制度,故而,他把“民权之起,宪法之兴,合群均产之说”均看成是“大同之先声也”。④梁启超曾说:“先生,因以大同救天下为最终之目的,但以为吾所最亲者,中国人;今日众生受苦最深者,中国也。”⑤
其二,教育兴国思想。
早在从事以“救亡图存”为目的的社会改革运动时,康有为就以外国近代的史实来说明变法图存应从兴办教育入手的必要性,他指出,国家之间的争斗依靠强国取胜的时代永远过去了,胜败乃取决于“智 ”的高低,他以普法战争为例,说明德国之所以取胜于法国,“在学而不兵”,①特别是日本明治维新后兴办教育的经历尤使他津津乐道,指出日本变法“骤强”,百事兴举,就在于“兴学之极盛”,甲午战争之所以能打败中国,“不在将相兵士”,而在于“其国遍设各学,才艺足用。”②康有为进一步指出,现在世界各国都在“争雄角智”,美国有学堂百万所,“故人才至盛,岁出新书二万,新器二千,民智而国富以强,故养兵仅二万,兵费不及学费十分之一,而万国咸畏之。”③对近代西方各国富强与教育关系的考察,使康有为认识到教育对一个民族发展强大的重要意义。在“公车上书”中,康有为就建议清政府下令各乡村普设学塾,京师和省府州县遍开艺学书院。戊戍维新时,他上书提出“远法德国,近采日本,以定学制”的主张,④并提出了具体的仿效方案,即“遍令省府县乡兴学”,乡立小学,7岁以上儿童都须入学,县立中学,省府设大学,京师设一规模较大的京师大学堂。此外,县可设专门学校(如农、矿、林、机器、工程、驾驶等),省府设高等专门学校等等,希望“从此内讲中国文学,外求各国科学,以研工艺、物理、政教、法律则为通方之学。”⑤除了注意兴办国内教育外,康有为还认识到要迎头赶上西方文明,必须广派游学,采万国良法,速成各方面人才,“非派才俊出洋游学,不足以供变政之用,”⑥他主要把游学之地放在离中国最近而又从落后变先进最快的日本,认为日本变法图强,卓有成效,且其“政俗文字同则学之易,舟车饮食贱则费无多”,⑦更容易快速成才。他要求清政府下明诏,亟筹款项派遣游学,并仿照日本制定切实可行的游学章程,使留学制度化。总之,康有为把兴教育看作是国家富强的一条根本图径,这促使他一方面把兴办教育作为一种政治主张加以宣传、鼓吹和提倡,另一方面又潜心研究教育本身的规律,身体力行地进行实践,从而摸索出了一套独特的教育方法和教育体制。
康有为的实践活动和呼吁重视教育的思想,在《大同书》里进一步得到了发展和完善。这时他已把教育看成是创立太平之基和保证未来社会良性运转与发展的关键之一。他还认识到教育可以美化风俗、改良人种、培养人才、促进生产、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等多重功能,他设想那时的人们经过系统的教育,便具有了高尚的情操、专门的知识、独立生活的能力和熟练的劳动技能,没有经过专门教育的人不能参加生产经营活动,以保证人们素质的整齐。纵观他《大同书》中所体现的教育思想,较为突出的有:教育平等的思想;重视胎教和幼儿教育的思想;提倡养、教并重,脑、体、德共同教育的思想;讲求教育过程的系统性和阶段性统一的思想等等。尤其是他十分强调教育与实践相结合,学以致用。他设想,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社会分工将越来越细,学校的专业也必须越开越广,每个专业都要专门学习和研究,才能不断推动科技的全面发展。因此,他设想各种专门学校要设在其研究对象之中,农学院就设在农田里,海洋学院就设在海边上等等。这一思想的价值远远超过了康有为直观的以缩短空间距离的机械方式达到教育与实践相结合的可笑性,它融合着康有为教育救国、教育兴国、教育促使科学发展的思想,更体现了康有为“经世致用”思想的贯彻。
其三,对工业文明的赞赏。
康有为在鼓吹向西方学习和变法的过程中,早已模糊地意识到科学技术是先进的生产力,西方列强经济发达,国力强盛除了政治因素,还在于科技的进步、生产力的发达。康有为指出,蒸汽机的工作效率“倍人力者三十”,所以使用它的国家就比不用它的国家“富强之力,亦倍之十”。近来西方又发明了电学,其威力更难预料。①农业方面,我国古代虽有“尽地力之教”,而现在西方国家“讲求大至”,如采用机器耕作,“一人可兼数百工,能察土质,辨物宜,采用灰石磷酸骨粉改良土壤,增加产量”。②在矿业方面,认为美国大采金银矿而“富甲四海”,英人大开煤、铁矿而“雄视五洲”,其他国家也因“开矿均富十倍”。这种赞赏态度决定了他在设计未来蓝图时,最大限度地把近代西方已经发明和可能发明的物质文明成果都借用了过来,从而使大同社会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社会。
由上述内容可见,大同社会是康有为主张变法的终极目标,他没有停留在当时中国所要解决的问题上,而把这些问题的最终解决放到未来社会中。因此,维新是一种阶段性思想,它必然要向大同思想发展。只有从这一动态的、全面的观点来审视康有为的思想才能作出客观的评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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