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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表于 2009-3-24 17:26: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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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我们摆脱欧洲标准的历史观,沿着东亚各国历史发展的脉络重新审视历史时,不得不提出以什么样的视角审视各国历史关系的问题。例如怎样看待日清战争。
过去,对日清战争无论承认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还是否认,普遍认为日本胜利的原因是其资本主义性质的近代化的早期成功,这是以欧洲近代优越性为前提的见解。
可是,如果以东亚内部历史发展线索为视角考察日清战争,会看到另一种现象。如前所述,中国的平均分配财产制度,防止了因世代相传被分解的田产的流失,以宗族制度为纽带的结合,实现了财产共有和相互扶助、相互保险。结果,中国的社会关系中相互扶助伦理得到了发展,它同弱肉强食的资本主义原理,在社会体制、传统习惯、社会伦理等方面都相去甚远。并且,中国实行科举官僚制,文官统治是基础,将士的社会地位较低。当时处于王朝制末期的中国地方分权趋向明显,权力的凝聚力减弱,再有受到使王朝体制瓦解的内部历史动力的推动,中国即将进入太平天国动乱时期。进一步讲,在中国公的最高境界是天,传统的民属于天或天下,不属于国家(朝廷),因此不适于建立国民国家和国民军队。总之,中国没有形成同外国作战的国家体制。相比之下,日本长子继承的封建世袭制度,强化了私有财产制度,正如一句谚语“弟兄不如父子亲”,日本社会适合弱肉强食的竞争原理。并且,世袭的武士阶级在其所属领地内有进行政治统治的责任,他们精通武文化,把武文化的“勇”同儒家伦理的“智、仁”相提并论。在日本公的最高境界是天皇或国家,对天皇或国家的尽忠被认为奉公,所以日本容易建立起国民国家和国民军队。
上述两国在文化上和历史上的差异是日清战争胜败的主要原因。无论如何,日清战争是中国的王朝体制正在走向瓦解,在体制的脆弱时期,周边有武文化传统的日本乘虚而入,这就是所谓的历史的特点。这使人不禁想起在脆弱的王朝制末期,中国不断遭受北方武文化民族侵袭的历史。但是,日本的侵略不仅是东亚文明圈内的事情,是同样崇尚武文化的欧洲资本主义及欧洲文明对亚洲的侵略,十九世纪欧洲首先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了动乱,日本一半为了自卫,一半为了自己的利益而乘机利用了这股潮流。这段时期日本和清朝的历史关系同李氏王朝的朝鲜和日本的关系相似。李氏王朝时期是朝鲜历史上的黑暗时期,考察中国和日本的近代史,我认为李氏王朝时代的朝鲜也一定从内部自发产生了历史的推动力。以怎样的视角捕捉东亚三国的近代史,将是我们今后研究的课题。
关于日本,有人认为封建领主制是孕育武文化的温床,由于其身份世袭制和长子继承制,促进了财产私有制和职业意识的发展,这是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原因之一,而有人则认为这点对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生仅具参考价值。不管怎样,日本对其历史认识的内心深处总有一种对其资本主义的早期成功、民族的近代化、先进性的认识,从这种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观点出发看待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和对朝鲜半岛的殖民统治,是在欧洲视角内对东亚历史的考察,这是一种偏见。现在日本也有一部分人认为日本应对在亚洲的侵略承认罪责,由于这是从欧洲近代史观出发的一种不自觉的历史观,因此道歉是在“日本的资本主义早期获得成功”的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框架内,对道歉的人来说是不情愿的,这种道歉本身是“傲慢的道歉”。
我们脱离近代欧洲的价值标准,沿着东亚历史发展的脉络解释东亚的历史事件和历史现象,就会跳出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框架。总之,东亚文明圈和欧洲文明圈或是伊斯兰文明圈的差异不是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差异,只不过是文明圈的类型不同而已,日本的前近代社会适合发展资本主义,中国的前近代社会适合发展社会主义,这是类型的差异,不是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差异,并且文文化和武文化的差异也是类型的差异,不是优与劣、先进与落后的差异。
这种类型差异的观点对东亚各国,特别对日本消除狭隘的民族优劣意识,消除偏见与差别是很重要的。
(五)
最后,东亚各国的学者,不论是我国还是其他国家的学者,以东亚各国作为研究对象时,都会涉及到研究者自身的态度问题。
以我为例,作为以中国为研究对象的日本人,想了解中国或有关中国的任何事情、喜欢中国或中国的任何东西或是想学到与中国有关的任何知识等等,这些不足以成为研究的理由。首先从结论来说,我研究中国的动机是渴望从中揭开亚洲的真相。所谓真相,就是不带任何偏见的被反映出来的亚洲世界的真实面目。
我们20世纪30年代出生的日本人,少年时代正是日本在亚洲起主导作用,并以此强调所谓的亚洲合作时期,因此我们从小受到了本身自相矛盾的伪亚洲主义的教育。就是在亚洲合作的美名下,使人们产生对亚洲关心的同时,灌输对亚洲其他国家偏见的教育。战败后,我从虚伪的伪亚洲主义中觉醒,同时萌发了对亚洲真相的关注。对亚洲真相的探索,其中自然包含对日本在亚洲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赎罪意识,同时对我们被灌输的对亚洲各国的偏见进行自我检讨和自我批评。
这种赎罪意识或自我检讨、自我批评就是我作为一个日本人应怎样生存,日本应怎样存在于世界上,这也是人生课题。有责任承担这个课题并被教育的就是作为研究者的我本人。
我研究中国的儒学不是为了获得知识或满足爱好或提高个人修养,是以中国为材料搞清楚对亚洲历史的歪曲和偏见问题。这种歪曲和偏见代表性一点就是上述从欧洲视角内所看到的中国。更重要的是这种欧洲的视角渗透到许多东亚人的意识中,特别是日本人,这是日本对各国产生毫无道理的优越感和蔑视的根源。
作为以东亚世界为研究对象的日本学者,就不能回避关于日本对其他国家的侵略和殖民统治的赎罪问题。赎罪的方法很多,如直接或间接地参与与此有关的社会活动和政治活动,或者通过评论文章和文化活动表达赎罪的心情等等。可是,作为一个研究者,就被希望他所研究的内容关系到赎罪问题。
研究的内容涉及赎罪的问题,不单纯是以赎罪为研究目的或是写有关赎罪的文章,我认为更本质的是通过对史实的客观考证,化解从上个世纪一直积蓄下来的对东亚各国的历史偏见,这与研究者的人生观有关,如对社会的偏见的反应是敏感还是迟钝;是承认偏见还是否认偏见,是同偏见斗争还是放任等等。一个人的人生观是指他的人格、思想和世界观,具有这种人生观的人,是对其所属区域自觉地负起责任的人。如果是日本人他要意识到自己作为日本国民、更作为东亚人、黄种人、人类的一员所肩负的责任。
这种责任意识的加深就形成了他的人格、思想、世界观的中心。
我进行东亚研究时不断地自问,我的人生观是什么,作为研究主体的态度是什么。我想研究的目的,归根结底是使自己所生存的社会也就是日本国怎样成为讲道义的美满社会,并受到邻国的尊敬。赎罪的问题也是怎样求得对方国的宽恕的同时证明对历史的错误承认罪责,是讲道义的民族,目的在于更好地建设我们国家。更好地建设自己的国家,在这一点上东亚三国学者是一致的。
正是这些愿望的不断加深,使得东亚研究学界能够跨越国境真诚地交流。
值此成均馆大学东亚研究院成立之际,我作为东亚的一员喜不自禁,同时为纪念它的成立而召开的以东亚学命名的国际学术会议,承蒙邀请,无尚光荣。东亚学这一学术领域的研究是我们共同的责任,作为其中的一员我将尽绵薄之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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