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文化论(续2) (尹明耀)

花雨

明代北京的皇宫，坐落在皇城之内的紫禁城里面，城周长六里，高三丈，里外砖砌，碧水环城，四隅建有高耸的角楼，宫城四面开门，南为午门，北为玄武门{清朝改名神武门}，两侧为东华门和西华门。
午门下城上楼，平面呈“凹”字型，有汉宫双阙的意象；中间三开门，旁边各开一门，故俗称“五门”。城楼正中九间大厦，两边有廊庑、角亭、连同中间的庑殿重檐的五个屋顶，宛若五只朱凤齐飞，故称“五凤楼”。午门是皇帝颁诏宣旨和百官常朝之所，也是施行“廷杖”的地方；所谓“廷杖”，就是打“犯官”的屁股。这不仅是一种肉刑，更是一种侮辱。此刑元朝已有，明朝则不但承之，而且加以“发扬”。施刑前，“犯官”双腕被缚，押至午门外杖所，列校百人，手执木棍，司礼监坐午门外西墀下左边，锦衣卫使坐右边，每五杖换一人；每一杖喝一声，环列者则大喊回应，声震甸服。有明一代，许多所谓的忠臣便是这样活活被打死的。仅嘉靖三年{1524年}便有134人遭“廷杖”处罚，其中有17人当场毙命。这虽然是一个充满暴力和血腥的地方，但今天人们看到的却只有它在建筑上的庄严雄伟了。
午门内即“外朝”，有奉天殿、华盖殿、谨身殿，谓之三大殿。两边又有文华、武英二殿列于东西两侧。三大殿遭火灾三次，重建三次，后改名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清朝则改名现在通称的太和殿、中和殿、宝和殿。
在明朝时候，皇帝在皇极门听政，御座曰金台。皇极门内居中正殿即皇极殿，殿前有丹陛，环以汉白玉栏杆。凡重大朝会、宴享、命将出师、临轩策士等多在此举行，国家大典、重大节日和皇帝寿辰，皇帝也通常在此接受百官祝贺。中极殿是皇帝举行册封礼仪的所在。群臣册封完毕以后，再出御皇极殿。册封皇后、册封太子颁诏时，皇帝先至建极殿衮冕，再到皇极殿升座。建极殿后为乾清门，里面便是后宫了。
后宫也有所谓“三大殿”，即乾清宫、交泰殿和坤宁宫。乾清宫的皇帝寝宫，也是皇帝生活起居的所在。坤宁宫是皇后的寝宫，它与乾清宫之间有一正方形的建筑物，即交泰殿。这三座建筑物是按《周易》阴阳交泰的理论设计和建造的，即乾为阳，为天，为男；坤为阴，为地，为女，阴阳交泰即男女和谐之意。
总之，北京的宫殿建筑不但规模巨大，布局合理，而且庄严雄伟，金碧辉煌，罕有其匹。不过，即使如此，它同所有宫殿一样，都因礼制的规范而不能有所逾越，以致在形制上和风格上都较少独创性。
1644年清兵入关以后，都城和宫殿都没有遭到破坏，而仅仅是重建和改建了一些建筑物，并改换了许多名称，从而使北京这座古都得以完好地保存下来，成为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1}
与宫殿相对应的民居建筑，虽然同样要受礼制的规范，但由于社会控制通常只存在于城市，农村则往往鞭长莫及，因而在建筑上也就形成了各种不同的样式。 1956年，刘敦桢先生在其研究中国民居的开山之作——《中国住宅概说》中，仅以明清时期为例，便归纳出九种类型，即{1}圆形住宅，{2}纵长方形住宅，{3}横长方形住宅，{4}曲尺形住宅，{5}三合院住宅，{6}四合院住宅，{7}三合院与四合院的混合体住宅，{8}环行住宅，{9}窑洞式穴居。{2}近年，傅熹年先生在他的《王希孟‘千里江山图’中的北宋建筑》一文里，对于北宋时期的民居建筑也作了深入的研究。他把民居建筑分为两大类型，即一类为小型和大型住宅，另一类为工字形住宅。根据他的归纳，第一类型的住宅有22种，第二类型的住宅有14种。{3}但是，真正能够体现受礼制规范的民居建筑则只有三合院和四合院；这种类型的民居，虽然也存在于农村，但主要是在城市。
我们知道，三合院和四合院类型的民居建筑形成很早，在西周时代便已经出现，可惜现在还没有考古资料予以证明。不过，在秦汉时代的墓葬中，出土了许多明器，其中便有房屋的模型。不仅有平房，而且有楼房。刘敦桢说：“在墙上刻出柱、枋、地栿、叉手等，可以窥知当时木架构的形状大体和宋代相同。窗的形状除了方形和横长方形以外，还有成排的条状窗洞，很像六朝和唐宋间的直棂窗。屋顶多用悬山式。围墙上也有成排的条状窗洞或其他形状的窗，似乎明清二代最发达的漏窗，在汉代早已种下根苗。”{4}
当时，人们对于社会等级十分看重，而大门则是社会等级的标志，因而大门做得很讲究。一般的说，贵族的宅第，外有正门，由左、中、右三部分组成，屋顶中央高，两边低，边上有小门，用于一般的出入，左曰重大事件才开正门。大门以内还有中门，它和正门一样，都可以通行马车。门旁还有附属房间，可以留居宾客，称为门庑。院内以前堂为主要建筑。堂后以墙壁和门分隔内外，门内有居住的房间，但也有在前堂之后再建可供燕饮歌舞的后堂，这种布局是由春秋时期的前堂后堂扩展而成。此后，在民居建筑方面几乎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两宋时代，从住宅的形制上说，四合院的形式有了进一步完善和趋于定型；建筑形式也走向统一的格局，如房舍较大的多用梁架式，而房舍较小的则采用穿斗式。但是，只有到了明清时代，民居建筑才终于完全定型并趋于凝固。{5}
明清时代的民居主要是四合院，北京的四合院则是四合院的典型，它与棋盘式街道的网络格局有着深刻的内在联系。正规四合院一般依东西向的胡同面南坐北，中轴对称，左右平衡，对外封闭，对内向心，端端正正，四平八稳。虽然四合院的规模不同，大小悬殊，但无论大小，都是由一个基本单元组成。
由四面房屋围起一个庭院，就是四合院的基本单位，称为一进四合院，两个院落组成的四合院为二进四合院，三个院落组成为三进四合院，依此类推。北京大型四合院，如王府，可达七进、甚至九进。除中路主院外，两侧还有东西跨院；所谓“深宅大院”，便是就这类四合院而言的。
北京四合院的房间布置也比较固定，一般由正房、耳房、厢房、后罩房以及倒座房组成。四合院最重要的房间是正房。由于祖宗牌位以及堂屋都设在正房中间，它便成为了全宅的中心，具有了最高和最重要的地位。所以，正房的开间、进深和高度等方面的尺寸都大于其他房间。正房的开间一般为三间，中间为主堂，东侧的次间往往由祖父母居住，西侧的次则间住着父母，而且老房子正房左边{东边}的次间略大于右边{西侧}的次间，这是“以左为上”的传统习俗的体现。四合院中，除中轴线上的堂屋外，东屋被认为是次好的房间，所以人们也把主人称为“东家”或“房东”。
位于正房之前、拉开院子的宽度、并相对而立的东西两侧的房子叫厢房。厢房一般为三间，供晚辈居住。正方两侧大都建有耳房。耳房与正房一样也是面南，只不过尺度较小。耳房前面正对的是东厢房或西厢房的北山墙，这个小空间的东西两侧又各被院墙和游廊所隔挡，恰好形成耳房外的一个小院子。由于这个小院子不铺砖石，故称“露地”，上面通常种植着花草树木，甚至安放着太湖石。
四合院的正房与厢房中间，一般由抄手游廊连接。抄手游廊是开敞式附属建筑，可供人行走，也可供人小憩或观赏院内的景致。
正房后面的一排房屋即后罩房，它位于院子的最北端。后罩房的开间很多，由于不受宅制的制约，但出入却要经过正房，故易于监视其居住者的行动，所以一般为女儿以及女佣居住的地方。
与后罩房相对的是位于院子最南端的一排回门朝北的房间，即倒座房。倒座房的使用，一般是东面一间为私塾，配有私塾院；从东数第二间为大门；第三间为门房，供男仆居住；正对垂花门、也是隔墙正对正房的三间为客房，有时亦作为接待普通来访者的客厅。
四合院形制虽然相同，但其门面却是房主人的身份和社会地位的象征，因而颇有讲究。此外，院内的东西跨院往往更的别有洞天，假山池塘，亭台水榭，奇花异草，无不极尽其美。{6}
当然，作为民居的四合院形制不仅限于北京，无论南方还是北方基本上都是以四合院为主。只不过有的地方，如安徽，其四合院内的院子极小，而仅仅是一个天井而已。
对于四合院这种民居形制，诚如沈福煦先生所说：“我国古代的民居发展到明清时代，可谓炉火纯青；而其中的四合院布局，精益求精。这种精神与我国古代的学术思想相一致。大体来说，可以归纳为下述几点：一是阴阳法则。如门堂相配，空间布局分出层次，虚实有致。二是空间重‘气’。依‘风水原理，如藏风聚气，通天接地，气口循环。三是院落序列性。保持完整的系统，主次分明，以轴线交代出层次。”但是，它同时也反映出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封闭性及其以血缘为本体的伦理文化的特征和本质。
四合院虽然是中国传统民居的典型，但是，并非所有的民居都是四合院式的建筑。对于大多数农民而言，北方地区多为窑洞，南方地区最普遍的则是茅屋。
对于富丽堂皇的宫殿与普通民众、尤其是农民的住宅所形成的强烈反差，早在春秋晚期墨子便提出了批评。他说：

花雨

古之民未知为宫室时，就陵阜而居，穴而处，下润湿伤民，故圣王作
为宫室。为宫室之法，曰室高足以辟润湿，边足以圉风寒，上足以待雪霜
雨露，宫墙之高足以别男女之礼，谨此则止。凡费财劳力不加利者，不为
也。……是故圣王作为宫室，便于生，不一为观乐也。……当今之主，其
为宫室则与此异矣。必厚作敛于百姓，暴夺民衣食之财，以为宫室台榭曲
折之望，青黄刻镂之饰。为宫室若此，故左右皆法象之。是以其财不足以
待凶饥，振孤寡，故国贫而民难治也。君实欲天下之治而恶其乱也，当为
宫室不可不节。{《墨子·辞过》}
西汉扬雄在他的《将作大匠箴》中也指出：
    侃侃将作，经营宫室。墙以御风，宇以蔽日。寒暑攸除，鸟鼠攸去。
王有宫殿，民有宅居。昔在帝世，茅茨土阶。夏卑宫观，在彼沟也。杰作
瑶台，纣为旋宫。人力不堪，而帝业不卒。诗咏宣王，由俭改奢。春秋讥
讽，书彼泉台。两观雉门，而鲁以不恢。或作长府，而闵子以仁。”
诚然，这无非是表达了人们的一种愿望。事实上，对于统治者它是没有丝毫作用的。正是这个缘故，直到二十世纪末、甚至直到今天，依然有少数农民以“茅茨土阶”作为他们的居所。

2        庙坛与祠堂

庙有多种，诸如祭祀孔子的文庙，祭祀关公的武庙，祭祀东岳帝君的东岳庙和祭祀西岳山神的西岳庙等等，此外，许多有杰出贡献的历史人物，诸如屈原、司马迁、孙思邈等等，都有庙宇。但是，我们这里所要讨论的庙，则仅限于宗庙。
所谓坛，自古以来便是祭祀天、地、日、月、星辰、山河等等自然神的所在，因而我们所要讨论的自然便是这些祭坛了。不过，主要的则是北京的社稷坛和天坛、地坛等祭坛。
至于祠堂，也有多种；而我们所要讨论的则只限于宗祠。
之所以只讨论这些建筑，是因为它们只有它们才充分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实质，亦即中国传统文化的血缘本体，从而也才成为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祭祀建筑。
这类祭祀建筑，有些中国建筑史学家把它们称为“礼制建筑”，这似乎不太准确，因而容易引起误解，以为只有这些建筑才是受礼制规范的建筑，而其他建筑则并未受到礼制的规范。所以，我们在此一律把它们称为祭祀建筑。
按照“左祖右社”的定制，宗庙的地位应当高于社稷坛。但是，为了方便起见，我们的讨论先从祭坛开始。
我们知道，原始宗教都是自然神教，因而中国很早便有了对于自然神的膜拜。最早的社是祭祀土地神的，因而社神的形象通常以土或石为其标志。{7}但是，后来却把土地神——社与谷物神——稷合而为一了，所以《考经纬》说：“土地之神也，土地宽不可尽敬，故封土为社，以报功也。稷五谷之长也，谷众不可遍祭，故立稷神以祭之。”早期，太社与太稷是分设两坛而祭的，直到明朝朱棣定都北京以后，才把社与稷合而祭之，设社稷坛于紫禁城之右，以遵循古制形成“左祖右社”的格局。
明清两代北京城内外分布有圜丘坛{天坛}、方泽坛{地坛}、朝日坛{日坛}、夕月坛{月坛}、社稷坛、祈谷坛{天坛祈年殿}、先农坛、先蚕坛、太岁坛、天神坛、地祗坛等等。天坛祭祀昊天上帝神，地坛祭祀皇地神，日坛祭祀大明神，月坛祭祀夜月神，社稷坛祭祀社神、稷神，祈谷坛祈祷五谷丰登、风调雨顺，先农坛祭祀先农、山川诸神，先蚕坛祭祀先蚕神，太岁坛祭祀太岁神，天神坛祭祀风云雷雨诸天神，地祗坛祭祀五岳、五镇、四海、四渎诸地神。其中，最主要的则是天坛和地坛。
社稷坛面积360余亩，其中主体建筑由社稷坛、拜殿与戟门三者组成，居于全坛的中轴线上。因为祭祀是居北向南拜祭，所以，社稷坛的正门、即戟门设在北端。戟门之南为拜殿，供皇帝在祭祀时避风雨之用。拜殿之南即社，是举行祭祀仪式的所在。
坛为方形土台，以象征之说；边长15米，高出地面1米，台上铺设五色土，以象征五方，因为《周礼·宗伯》谓：“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所以，不同颜色的土，代表不同的方位；而中央之土所以为黄色，则意味着是帝居所在，它统治着四方。祭坛四周有一道坛墙相围，坛墙很低，墙面贴以琉璃砖，也是按照东南西北四个方位，分别用青色、红色、白色、黑色四种颜色；并且，在每面围墙的中部各有一座石造的灵星门。这样的布置，不但使祭坛有限定的空间，而且也使社稷坛更具有气势。
在对天、地、日、月的礼祭中，祭天最为隆重，所以，天坛在诸祭坛中规模最大，建筑也最精美。
天坛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1420年}，与紫禁城同时完成。后经明嘉靖和清乾隆时期几次修建，但其总体规划和建筑布局始终未变。天坛占地面积达4184亩，约相当于紫禁城面积的四倍。
天坛的正门位于西面居中位置，与北京城中轴线永定门内大街相连。进西门一直往东即第二道西天门，路南有一组斋宫建筑，这是供皇帝在祭天前居住的地方。每年冬至前一天，皇帝出紫禁城来到斋宫沐浴斋戒，以表示对祭天的虔诚之心和神圣之意。
举行祭天仪式的建筑，在天坛的偏东地区，呈南北中轴线布局。最南端的圜丘，即祭天的中心场所。它是一座露天圆形坛，始建于永乐初年。当时的坛以青色琉璃砌成，后来，乾隆加以改建而成为三层石坛，并扩大了圆坛的直径。现在的圜丘为上下三层白石平台，每层的四周都是石栏杆。
祭天大典在每年冬至的黎明举行，皇帝亲临主祭。这时，坛前的灯杆上高悬着称为望灯的大红灯笼，里面点着高达四尺的大蜡虫。《周礼·宗伯》谓：“以禋祀祀昊天上帝。”所以，在圜丘的东南角设有一排燎炉，炉内放松香木和桂香木，专门用来燃烧祭天的牺牲与玉帛等祭品。香烟缭绕，鼓乐齐鸣，形成一种十分热烈而神圣的气氛。
圜丘以北是皇穹宇。主殿为一圆形小殿，平时在这里供奉昊天上帝的神位。主殿两侧有配殿，四周有环形院墙相围，形成一个圆形院落。围墙用细砖建造，做工很精细，这便是著名的回音壁。
天坛的另一组建筑位于皇穹宇之北，中轴线的北端便是皇帝每年夏至祈求丰收的所在，其主殿即著名的祈年殿。永乐初建时为一座长方形大殿，实行天地合祭。嘉靖时改为天地分祭，才将祈年殿改成圆形，以象“天圆”也。
天坛除了斋宫和祭祀建筑群外，还有西门内的神乐署与牺牲所，这是分别用于舞乐人员居住和饲养祭祀用的牲畜的地方。在圜丘之西，和祈年殿的东北也各有一组宰牺亭和神厨库的建筑，它是祭祀时屠宰牲畜和制作祭祀食品、储存祭祀用具的地方。此外，天坛内大部分地区都种植了松柏等长青乔木。几组祭祀建筑在占地达 280公顷的坛区内，只占很小一部分，大片绿色丛林使天坛有了一个与紫禁城完全不同的环境，这便是礼祭天地所需要的静穆与严肃。
与天坛南北相望的祭祀建筑便是地坛，它位于安定门以北，此外还有东西两端的日坛和月坛，这些便构成了帝都的礼祭的基本建筑。
现在，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看宗庙或太庙。我们知道，早在夏代便已经有了祭祀先祖的宗庙，周代的文化遗存中，也发现了宗庙的遗址。夏代的宗庙称“世室”，商代的称“重屋”，周代的称“明堂”。这种建筑规模都相当大。《考工记》谓：

花雨

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广四修一。五室，三四步，四二尺，九阶。
四旁两夹，窗白盛。门堂，三之二；室，三之一。
    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
    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
室二筵。
    室中度以几，堂上度以筵，宫中度以寻，野度以步，涂度以轨。
    庙门容大扃七个，闱门容小扃参个。路门不容乘车之五个，应门不彻
参个。
    内有九室，九嫔居之。外有九室，九卿朝焉。九分其国以为九分{份}，
九卿治之。
    王宫门隅之制七雉，城隅之制九雉。经涂九轨，环涂七轨，野涂五轨。
门阿之制，以为都城之制。宫隅之制，以为诸侯之城制。环涂以为诸侯经
涂，野涂以为都经涂。
这表明当时的明堂与王宫是建在一起的。考古研究已无法证明其高度，但是，建筑物的总体结构与戴震的《考工记图》是颇有相似之处的。{9}
宗庙是何时从王宫中分离出来的，我们已不得而知。据《礼记·王制》说：“古者天子七庙，三昭三穆，与大祖之庙而七。诸侯五庙，二昭二穆，与大祖之庙而五。大夫三庙，一昭一穆，与大祖之庙而三。士一庙。庶人祭于寝。”并且《礼记》还规定：“君子将营宫室，宗庙为先，厩库为次，居室为后。”这便反映出了宗庙在宫室建筑中的重要地位。令人遗憾的是，古代的宗庙已不可见。现在，我们所能够看到的，只有明清时代的宗庙了。
元大都是按照古代王城的制度规划的，“左祖右社”将太庙和社稷坛分别放在都城东西两边。明朝永乐年间改建北京城时，将太庙和社稷坛移到皇城里紫禁城前的左右两侧。
太庙位于皇城内天安门和端门的左边。里外有三层围墙。西边有门与端门内庭院相通。在第一、二道院墙之间种有成片柏树，形成太庙内肃穆的氛围。在第二、三道院墙的正南面设有琉璃砖门和戟门，戟门之内便是太庙的中心部位。这里三座前后排列的殿堂都屹立在中轴线上。前为正殿，是皇帝祭祖行礼的地方；每年在岁末大祭时，将寝宫中供奉的祖先牌位移入殿内，举行隆重的祭祀仪式。
大殿面宽原为九间，清朝改为十一间，用的是最高等级的重檐庑殿屋顶，坐落在三层石台基上。正如我们所知道的，这种三层石台基的筑构，只有紫禁城的前三殿、天坛的祈年殿和长陵的祾恩殿使用过，由此足见，太庙在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地位之重要了。
正殿之后为寝宫，是平时供奉皇帝祖先牌位的地方。最后为祧庙，按照礼制，这里是供奉皇帝远祖神位的所在。满清入关后，便将在东北没有称帝时的前后几位君主追封为皇帝，他们的神位便供奉在这里。在中轴线的两侧，还有配殿。殿中存放着祭祀用的各种礼器和用具。{8}
太庙现在已经改为劳动人民文化宫，这标志着一个长达数千年的传统社会结构的终结，也标志着以血缘为本体的伦理文化的最终解体。
如果说太庙是皇帝祭祀祖先的场所，那么，祠堂则是百姓祭祀同宗祖先的地方。它是中国传统的以血缘为本体的伦理文化的一种更为广泛、更为本质的体现。
宗族与氏族一样，都是世系群。但是，这两者又有区别。氏族，作为一个世系群，它同时也是一个继嗣群。这就是说，构成氏族内部联系的，不仅是横向的，即家庭与家庭之间的，而且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又是纵向的，即父辈与子辈之间的；并且，这种联系不但有血统上的继承，还有身份、地位以及财产的继承。然而，宗族，作为一个单纯的世系群，则已经不是继嗣群了。尽管就各个家庭而言，血统、身份、地位以及财产上的继承依然存在，但宗族内部的联系则只是一种横向关系了。这种横向关系，虽然从名义上说是源于统一血统，但实质上却不过是同姓而已。所以，氏族是一个继嗣群，而宗族则仅仅是一个世系群。
中国的宗族起源于何时，目前尚无定论。史学家田昌五先生认为，商代后期已经有了宗族之制，这可以从甲骨文中反映出来，如王族、子族、多子族、三族、五族等等称谓，便表明宗族已经存在。不过，当时可能还没有形成一种制度。
我们知道，宗法制是由于“三监之乱”才建立的，周朝之所以要建立宗法制，目的在于通过宗族组织以强化其统治地位，因而宗法制只存在于统治集团内部；庶人虽然有类似于宗法制那样的宗族制度存在，但作为被征服者的野人则已经“灭宗废祀”，而不允许祭祀祖先了，尽管在事实上由于依然保持着“聚族而居”的生活方式，因而宗族可能是仍然存在着的。战国后期随着一个新兴的地主阶级的兴起和日趋强大，因而民间的宗族势力也日渐强大起来。因此，自秦始皇开始，历代帝王一旦取得政权，便总是要压制“强宗大姓”的势力，使之不至于威胁的皇权。所以，尽管帝王们对于一些数世同堂的大家庭也予以表彰，但宗族却是没有组织的，也是不允许建立组织的。
不过，自曹魏建立九品中正制以后，形成了所谓“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公卿”的局面，于是一些精于钻营的人便借助于谱牒和通族而终于日益形成了宗族之制。不过，当时还没有宗族组织。
早在周朝便已经形成了记载世系的谱牒，并设小史“掌邦国之志，奠世系，辨昭穆。若有事，则诏王之忌讳。大祭祀，读礼法，史以叙昭穆之俎簋。”{《周礼·春官·小史》因此，《史记·三代世表》谓：“自殷以前，诸侯不得而谱，周以来乃颇可著。”不过，这只限于天子、诸侯，民间则无谱牒之制。及至“晋，依魏氏九品之制，……征其人居，及父祖官名”。{《通典·选举一》}为定真伪，则必稽于谱籍。在这种情形下，谱学便逐渐流行起来。
由于选举尊贵胄，卑寒士，庶人欲登仕途，致高官，便必须依附高门。在这种情形下，通族也就势在必然。然而，通族的前提则是谱牒。尽管当时通族似不讲究血统、世系，只要同姓即可，但须以谱牒为依据。通过通谱合族，终于使同姓的家庭逐渐形成了宗族。
到了隋唐，通谱合族更为盛行。但是，宗族之制仍只限于上层社会，而未普及于民间。但是，自北宋开始，宗族之制不仅在民间流行起来了，具有了大众性、散在性、普遍性等特点，而且还建立起了以祠堂为中心的制度化的组织；这种组织一直延续到二十世纪中期。不过，到了八十年代，却有了死灰复燃之势。{9}
自北宋以降所建立起了的宗族组织，具有这样几个特点和功能：1}宗族的最高首领为族长，他对族人拥有依照族规制裁族人的一切权力；2}每个宗族都有自己的祠堂。祠堂不但是祭祀祖先的场所，也是议事和惩罚犯规族人的地方；3}每个宗族都有本族的族谱。凡支派则分列以序昭穆。第四，凡宗族皆有族田，亦称公田，其收入用于祭祀、助学、济贫等等。第五，凡宗族皆有公共墓地，族人死后皆可葬于其内。
作为祠堂的经济基础是义庄，它由北宋名臣范仲淹所始创。由于义庄的设立，不但使许多贫穷的族人得到了救助，而且使许多穷书生有了晋升仕途的机会。但是，因为祠堂通常都是由宗族里的权贵人物所掌握，因而它不仅成为了维护传统礼教的场所，也成为了迫害那些不墨守成规而具有独立性的年轻人的刑场。从保持专制君主统治的传统来说，这无疑是很重要的，因而才得到了帝王们的嘉奖。

花雨

祠堂在宗族中的地位是显而易见的。因此，在许多地方都有建造宏伟、精美的祠堂。就祠堂的性质而言，它无疑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本质的体现，而且宗族制度也赋予祠堂以多种功能。因此，根据祠堂的功能而使之具有了它的基本形制。
祠堂的首要功能是祭祖。祭祖需要有较大的空间。在中国南方的浙江、安徽、江西等地，祠堂多为中国传统的合院式建筑，其主要建筑在中轴线上，前为大门，中为享堂，后为寝室，加上左右廊庑，组成前后两进两天井的建筑组群。享堂为举行祭祀仪式的场所，寝室则供奉祖先牌位。
浙江兰溪诸葛村是三国时期诸葛亮后裔的聚居村落，村里有大小祠堂十余座，其中最大的、也最讲究的是诸葛宗族的总祠堂，即所谓“臣相祠堂”。明年冬至和清明节族人都要在这里祭祀他们的祖先诸葛亮，其中尤以冬至节的祭礼最为隆重。这座祠堂规模宏大，总进深达45米，宽达42米，总面积有1900平方米。其中，享堂是一座四面凌空的中庭，空间很高大；寝室建在高出地面5米的台基上，使整个建筑显得极有气势。
祠堂除了祭祖之外，便是宗族议事和审理族人犯事等地的场所；而能够参与其事的人固然有限，但让族人旁听，接受教化也很有必要，这也就要求祠堂有一个较大的空间。由于祠堂的空间大，于是便逐渐变成了进行娱乐活动的所在。
江西婺源汪口村有一座俞氏宗祠，号称婺源之最。俞氏宗祠每年都要举行隆重的祭祖仪式，伴随着祭祖，同时还把节日的娱乐活动结合起来。祭祖先，发糖饼、猜灯谜、唱大戏等地，热闹非凡。除了不肖子孙外，都可以参加。这样，便极大地强化了宗族的内聚力。
除祭祖和娱乐庆典活动外，有些地方的宗祠还与宗教活动发生了联系。浙江建德新叶村，每年农历三月三日，村里要举行迎神活动，这一天新叶村的叶氏族人齐集村边的玉泉寺，把寺里的“三圣”{协天大帝、白山大帝和周宣灵王}迎到村里叶氏宗祠供奉，直到次年农历的二月初二日再请回寺里。
此外，祠堂也常常是族人举行各种礼仪活动的场所，如婚、丧、嫁、娶等地。在有些地方，男方娶媳，在迎入村后，新娘需先进祠堂拜祖以后才能进男方家门。人死入殓以后，棺木须在祠堂内暂厝，举办丧事后才能入葬；有的老者生前便备好棺木也放在祠堂内，待死后再用。这些礼仪当然也透露着传统礼教，诸如再嫁的寡妇不许进入祠堂；死者棺木存放的位置须由年龄大小而定，长者在厅堂，越年轻越在前面。{11}
总之，祠堂所体现着的完全是传统礼教和传统文化，因而它也就成为了维护传统社会制度的物质支柱和精神堡垒。

3        陵墓

    我们知道，中国古人对于死后的安葬十分重视，因为只有坟墓才是他永久的居所。所以，死后不但必须有陵墓，而且还须有各种陪葬品，以供他死后享用。当然，正如死者生前具有一定的身份和社会地位一样，死后也必须按照他的身份和社会地位来决定其墓葬的规格和陪葬品的多寡。这表明，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是非常全面、非常彻底的。
正如房屋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改进的一样，墓葬也是随着社会财富的增加而有所变化。《礼记·檀弓上》说：“有虞氏瓦棺，夏后氏堲周{用砖砌于棺之四周}，殷人棺椁，周人墙置翣{棺饰}”，反映出的便是这种变化。田野考古已经发现了瓦棺，也发现了堲周和棺椁，只有“翣”{棺饰}尚未发现，可能因为年代久远，棺饰已不复存在了。
这些年来，我国在田野考古中已经发现了许多不同时期的陵墓，当然以王侯公卿的居多。这些陵墓，不仅内部的建筑结构严谨而完善，其陪葬品也十分繁多而精美，更重要的是，它充分地反映出了当时严格的等级制度。
在中国古代所有的陵墓中，当然，要首推秦始皇陵。根据《史记·秦始皇本纪》所述：“始皇初即位，穿治骊山，及并天下，天下徒送诣七十余万人，穿三泉，下铜而致椁，宫观百官奇器珍怪徒藏满之。”登极不久的秦始皇，当时{公元前年246年}年仅13岁，便开始为自己建筑陵墓了。但他五十岁去世时{公元前210 年}，陵墓尚未建成，由此可见其规模之宏大。今天，我们依然未见其地宫的真面目，但仅就其外形而言，便已经足以令人惊叹了。
汉武帝刘彻的茂陵，也是营建了四十余年的一座陵墓。当武帝去世时，陵上的松柏已长成参天大树了。茂陵规模甚大，周围有夯土方形城垣，每边长达400余米。里面的坟墓呈圆台形，看上去很有庄重感。不过，或许作为陪葬墓的霍去病墓给人类留下来的文化遗产更为宝贵，因为墓前的众多动物石雕都极其精美，而令许多爱好造型艺术的现代人不能不一睹为快。
及至魏晋南北朝，帝王陵墓在外部的附属性建筑上有了相当的发展。在通向陵墓的神道两旁，有了许多石兽、石柱、石碑。这些石兽中，有麒麟、天禄或辟邪。它们不但体形硕大，气势非凡，而且造型生动，雕刻精美，可谓中国古代造型艺术的精品。
唐朝的帝王陵墓当以乾陵为代表。这是一座李治与武则天的合葬墓，位于梁山中部。梁山有三峰，其中北峰最高，南面两峰较低，左右对峙，状如人乳。乾陵的地宫即在北峰之下，北峰四周筑方形陵墙，四面各开一门。按方位分别为青龙门{东}，白虎门{西}，朱雀门{南}，玄武门{北}。朱雀门内建有祭祀用的献殿，陵墙四角建有角楼。在北峰与南面两乳峰之间布置为主要神道。两乳峰之上各建有楼阁式的阙台式建筑。往北，神道两旁依次排列着华表、飞马、朱雀各一对，石人十对，碑一对。为了增强整座陵墓的气势，更将神道引伸往南，在距离两乳峰约3  公里处，安置了陵墓的第一道阙门，在两乳峰之间设第二道阙门，石碑以北更有第三道阙门。门内神道两旁还立有当年臣服于唐朝的外国君王们的石雕群像60座，每座雕像背部都刻有国名和人名。这座陵墓以最高的北峰为陵体，以两座乳峰为阙门，陵前神道自第一道阙门至北峰下的地宫，长达五公里有余，其气魄之大自然是依靠人工堆筑的土丘陵体所难以望其项背的。
在明清以前，所有帝王陵墓，似乎都是分散建造的，因而没有形成一个帝王陵区。直到明清两代才终于有了帝王陵区。这便是我们将在后面谈到的明十三陵与清东陵和西陵。
在文臣武将的陵墓中，武将当然要数我们前面已经谈及的霍去病墓最有代表性了，至于文臣则当是岳飞墓了。岳飞是南宋初年的抗金名将，但被“莫须有”三字而被处死于临安{杭州}“风波亭”。后来得到昭雪，改葬遗体与栖霞岭下，淳熙年间谥号武穆，以后又追封鄂王，并在其墓前建庙。早期的一墓一庙南宋亡国后被毁，后来各朝代或民间或官府都曾一再重修。这或许是中国古代所有文臣武将死后所获得的最大荣誉。
本来，墓葬制度当是中国传统文化最集中、最本质的体现，因为它所反映出的不仅仅是墓葬本身，而且透过它可以折射出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文化的血缘本体及其伦理特质。所以，《礼记·檀弓上》才有裹子高所说的：
    葬也者，藏也。藏也者，欲人之弗得见也。是故，衣足以饰体，棺周
于衣，椁周于棺，反让树之哉？
也才有《礼记·祭统》所谓的：
        凡治人之道，莫急于礼。礼有五经，莫重于祭。夫祭者，非物自外者
也，自中出生于心也。心怵而奉之以礼，是故惟贤者能尽祭之义。
    在“三礼”中，对于墓葬制度有许多论述。因为礼制所反映出的是中国传统社会的等级制度，所以才有所谓：
        夫祭有十伦焉：见事鬼神之道焉，见君臣之义焉，见父子之伦焉，见
贵贱之等焉，见亲疏之杀焉，见爵赏之施焉，见夫妇之别焉，见政事之均
焉，见长幼之序焉，见上下之际焉。{同上}
这种等级制度的表现，首先就是对于“死”的称谓：“天子死曰崩，诸侯曰薨，大夫曰卒，士曰不禄，庶人曰死。在床曰尸，在棺曰柩。”{《礼记·曲礼下》}其次棺木的大小、材质也有区别，即：“君大棺八寸，属六寸，椑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属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属四寸。士棺六寸。”“君松椁，大夫柏椁，士杂木椁。棺椁之间，君容柷；大夫容壶，士容甒。”此外，在饰棺、密闭等方面就更烦琐了{《礼记·丧大记》}
在于陵墓内部结构和外部形制，周朝似乎还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礼法合流以后，随着等级制度的愈益强化，陵墓本身也是身份、地位的体现，如明朝便明确规定了不同身份和地位的死者在陵墓上的制式。《明史·礼志十四》不仅对皇帝、后妃的陵墓有具体的定制，而且对王侯臣僚的陵墓也有明确的规定，即：“洪武三年定：五品以上用碑，龟趺螭首。六品以下用碣，方趺圆首。五年复定：功臣殁后封王，螭首高三尺八寸，一品螭首，二品麟凤葢，三品天禄辟邪葢，四品至七品方趺首，……三年定：一品茔地周围九十步，坟高一丈八尺；二品八十步，高一丈四尺；三品七十步，高一丈二尺，以上石兽各六。四品七十步，七品以下二十步，高六尺。五年复定：殁后封王，茔地周围一百步，，坟高二丈四，围墙高一丈，石人四，文武各二，石虎、羊、马、石望柱各二。一品至六品茔地如旧制。七品加十步。一品坟高一丈八尺，二品至七品递杀二尺。一品坟墙高九尺，二品至四品递杀一尺，五品四尺。一品、二品石人二，文武各一，虎、羊马望柱各二。三品、四品无石人，五品无石虎，六品以下无当。”
但是，由于目前在墓葬制度的研究方面还很不够，还很缺乏从文化的层面上去看待墓葬，因而我们的论述也就只能停留在对于帝王陵墓描述上，而没有将它与墓葬制度联系起来，希望今后有机会再作补充。

花雨

4        寺与塔与观

寺与观都是供奉神佛的庙宇；而塔则是贮藏和尚舍利{遗骸}的建筑，因而它们与中国传统的礼制没有直接关系。但是，通过这类建筑却可以反映出这个传统建筑形制对于它们的影响。
所谓寺，即佛教的寺院。它本来是古代的官署名称，诸如鸿胪寺、大理寺、太常寺等等。相传东汉明帝时，摄摩腾、竺法兰应汉使之请，以白马驮经东来，初止鸿胪寺，于是佛教修道的地方遂以寺名。
我们知道，塔的梵文名称为“窣堵波”，或称“浮屠”，中文译为“塔婆”，后来则简称为“塔”。据说，佛教创始人释迦牟尼死后，他的遗体被火化而结成了晶莹光亮的珠子，这便是人们常说的“舍利”。为了保存这些珠子，于是修建了塔婆。以后，有道的高僧死后亦以筑塔作为纪念，并供信徒们顶礼膜拜。
至于观，则是道教修道的所在。我们知道，中国上古时代除了自然神教以外，长期没有什么至上神教或主神教，虽然汉武帝曾试图创立太一神教，以太一神为至上神，却没有成功。然而，由于佛教的传入，终于启发中国人创立本民族的宗教，这个宗教便是道教。道教虽然是在佛教的影响下产生的，但它却有自己的来源：其一，是战国时期流行的神仙家学派；其二，也是当时流行的道家学派；其三，是战国后期和西汉初期儒家的阴阳五行学说；其四，是中国传统的自然神教，当然还包括原始巫术，这几种成分与佛教的糅合而终于形成了道教。因为道教毕竟是土生土长的，它植根于中国传统社会的最底层。所以，鲁迅先生说：“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2}这的确是深刻而精辟的独到见解。
由于受印度佛教的影响，中国最早的佛教建筑是石窟。现在已发现的最早的石窟是位于新疆的克孜尔佛窟，开凿于3世纪末或4世纪初。窟的形状为印度的支提窟式，窟中央有一塔柱，窟中壁画上的佛像也带有明显的印度阿旃陀艺术风格。尔后，佛窟则日渐增多，几乎遍及黄河南北。其中比较著名的有甘肃永靖的丙灵寺佛窟，天水麦积山佛窟，山西大同云岗佛窟，太原天龙山佛窟，河南洛阳龙门佛窟，巩县佛窟，河北邯郸响水山佛窟等。后来，由于唐朝末年发生武宗的禁法灭佛后，中原地区佛教受到打击，佛窟的修建南移，四川成为了佛窟集中地区，先后开凿了广元千佛洞佛窟，大足北山佛窟，宝顶山佛窟等，而且乐山大佛是中国唯一一座可以与阿富汗的卡拉扬大佛相媲美的巨型石雕。南方开凿佛窟的活动，一直延续到明代。
在众多的佛窟中，最典型、最具有代表性的当推敦煌莫高山佛窟。这个佛窟开凿于公元366年，北魏以前的洞窟不多，而且在人物造型和绘画技法上深受西域艺术的影响。及至唐朝，则逐渐形成了本民族的风格，人物造型也日趋汉民族化；通过大量的壁画不仅生动地反映出了当时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景，而且还再现了许多中国古代的装饰纹样，使我们直观地了解中国的古代文化。
总之，分布在中国南北广大地区的佛窟，不仅记录了中国佛教的发展历程，而且这些佛窟里的大量壁画、雕塑以及其他文物还反映了中国古代的艺术与文化。
不过，由于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佛寺终于中国化了，即由原来的洞窟日渐变成了庙宇，并且在中国传统建筑样式的影响下，成了具体而微的宫殿式建筑。我们虽然不能说所有的佛寺，至少是大多数佛寺都是四合院式的建筑，并且四周用围墙封闭着，还涂以有别于宫墙的黄色。进入的寺院大门以后，便是供奉四大天王的天王殿，然后则是供奉释迦牟尼的大雄宝殿，往后还有若干大殿。每一殿的两厢都有厢房，供奉着不同的菩萨，中间则是宽阔的庭院。在大殿的两侧也建有若干房屋，或用于供奉菩萨，或用于僧人起居。这些建筑都是用围墙隔开，由门道相通。在寺院的后面，通常便是塔林，即存放高僧遗骸的建筑。
我国佛教寺院保留下来的古建筑不多，现存最古的木构佛寺，是山西五台山的南禅寺。这座寺院坐北朝南，规模不大，主要的建筑有山门，龙王殿、菩萨殿、和大佛殿等，围成一个四合院式的建筑群。东旁院落是僧房。此寺始建于何时已不可考，但据正殿大佛殿梁下所存的影记看，这座大殿重建于唐武德建中三年{782 年}。由于这座佛寺地处偏僻，因而才没有遭到“会昌法难”的灾厄。
南禅寺的大佛殿面宽和进深都是三间但宽度略大于深度，所以平面略呈长方形。大佛殿的屋顶为单檐歇山式，比例匀称，气宇轩昂。殿内无柱，以四根通长的椽栿直架于前后檐柱之上，并向外延伸。斗拱只有柱头和角科，梁架结构简单，屋面举折平缓{宽高之比约四比一}，但出檐大，是典型的唐代建筑风格。殿前还筑有宽敞的月台。
大殿内有佛坛，长8·4米，宽6·3米，高0·7米，正中供释迦牟尼佛像。释迦牟尼结跏趺坐于须弥座上，手作禅宗拈花印。两侧莲花座上供有十八尊唐代的罗汉塑像。这些塑像姿态各异，神情自若，服饰简洁，衣褶流畅。其塑造手法与莫高窟的唐塑十分一致，是我国古代雕塑不可多得的精品。
当然，还有许多比南禅寺著名的佛寺，这里，我们就不一一去说它了。
塔这种建筑形式虽然来自印度，但与佛窟一样被中国化了，并形成了多种式样，诸如密檐塔、单层方塔、金刚宝座塔等等，而且不仅有砖塔还有木塔。其中最负盛名的当数西安的大雁塔，亦即慈恩寺塔。塔的平面呈正方形，底边每边长24米，共七层，高64米。塔内有许多珍贵的文物资料，诸如大书法家褚遂良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和唐高宗李治书写的《大唐三藏圣教序记》等。不过，其所以特别著名则因为唐代的士子们一旦高中，都可以在大雁塔上题诗，从而使自己名垂千古。
不过，现在存留下来的最独特的塔，则当推山西应县佛宫寺的木塔了。此塔建于辽代清宁二年{1056年}，全部木构，平面八角，外形为五层六檐，{底层用双檐}，内部为九层{有四层是暗层}。塔高67·13米，底层直径30米{近似值}。塔建在4米高的两层石砌台基上。塔身内外，双槽立柱，构成双层套筒式结构，柱头柱脚均有水平构件连接。暗层中又用斜撑，使它具有坚实的整体性，而不致变形。因此，历经多次地震，均能安然无恙。各层塔身每面三间四柱，东南西北四个方向，各中间开一门，可以外出至廊；而维护的栏杆则可以保障远眺的安全。
此塔的第一层，内壁有如来佛像六尊。中间顶部藻井高耸，下为高大的释迦牟尼佛像。第二层正中有一方坛，上有一佛二菩萨，中为释迦牟尼，东边是文殊，西边则是普贤。第三层有一八角坛，坛上为四佛，即东方阿閦副佛，西方为阿弥陀佛，南方为宝生佛，北方为不空成就佛。第四层又是有方坛，释迦牟尼佛居中，八大菩萨分座八方。我国现存的木构楼阁式塔已仅此一座，因而弥足珍贵。
中国的塔虽然在建筑风格上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但更重要的是，在塔的性质上、功能上也发生了变化，这就是许多地方不仅寺院建塔，而且民间、甚至官府也建塔，以用于镇邪、镇水，或者改善当地的风水。由于有些塔是建在江边，因而也就成为了水手们的航标。这或许是僧侣们所始料不及的吧！
道教的建筑有各种称谓，如宫、观、洞、庙等，不过，最常用的称谓则是“道观”。道观虽然在建筑形式上与佛寺没有什么显著的区别，只不过它所供奉的是神仙，而不是菩萨。但是，实际上，道教对于道观的建筑有相当严格的规定。根据《要修科仪戒钞》所说：“立天师治，地方八十一步，法九九之数，唯升阳之气。治正中央者名崇虚堂，一区七架六间十二丈。起堂屋上，当中央二间，上作一层崇玄台。当中央安大香炉，高五尺，恒焚香。开东西南三户，户边安窗，。两头马道，厦南户，下飞格，上朝礼。……崇玄台北五丈起崇仙台，七间十四丈七架，东为阳仙房，西为阴仙房。玄台之南，去台十二丈，近南门起五间三架门室。门室东门南部宣威祭酒舍，门室西间典司察气祭酒舍。其余小舍不能具书，二十四治，各各如此。”因为宋以前的道观都没有留下来，所以，道观的建筑是否符合这种规定，我们已不得而知。
现存最早的道观当是苏州的玄妙观。此观始建于西晋咸宁年间{275—279年}，距今已一千八百余年。但屡毁屡建，因而我们现在看到的已是明代的建筑了。这座道观最有名的是三清殿和弥罗宝阁。三清殿是这座道观的正殿，顶为重檐歇山式，面宽九间，进深六间，斗拱硕大，月台周围有雕刻的石栏。殿高十二丈，用七十四根石柱支承。殿前用青石驳砌露台，台三面有石栏，雕刻精美。殿内供奉的便是所谓“三清”，即灵宝天尊、元始天尊、太上老君。弥罗宝阁位于三清殿后，三层九间，规模也很大，有六十根石柱支承。每根石柱六面，共三百六十面，上面刻有三百六十天尊像。{13}
虽然是中国土生土长的宗教，但是，由于它的巫术色彩太浓，令恪守“子不语怪、力、乱、神”的士人不感兴趣；虽然道教也吸取了道家的某些理论，但其形而上的部分却被阉割了，因而远不如佛教那样具有哲理性。所以，道教固然在民间也有众多的信徒，却远不及佛教那样为士人所信仰，从而便严重地限制了它的发展和壮大。
显然，无论是佛教还是道教，无论是僧侣还是道士，目的都在于礼拜神佛，修行悟道，因而必须有一个清静的地方。正是出于这种需要，大多数的庙宇都修建在林间、山上。这样，便形成了佛山或洞天，诸如峨眉山、青城山等等；并且正是由于和尚、道士们的开发，而使许多人迹罕至的地方，成为了风景名胜，这才有了“天下名山僧多占”之说。
从佛教之传入中国，到佛教的汉化，尤其是禅宗的汉化，无疑表明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和整合力。但是，人们之所以需要宗教根本还在于需要有一种精神寄托，有一个精神家园。然而，汉民族毕竟是一个宗教意识淡薄的民族，人们更感兴趣的还是现实存在、现实生活。因此，他们才在山水园林中间去寻觅、去追求、去享受、去充实自己的精神生活。

花雨

注  释
{1}参阅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有关章节。
{2}刘敦桢《中国住宅概说》，百花文艺出版社，2004年版，第55—205页。
{3}傅熹年《中国古代建筑十论》，第206—211页。
{4}转引自沈福煦前书，第69页。
{5}参阅沈福煦前书有关章节。
{6}参阅单德启等著《中国民居·北京四合院探幽{赵之枫撰文}》，五洲传
播出版社，2004年版，第83—94页。
{7}详晁福林《天地玄黄——中国上古文化溯源》，巴蜀书社，1989年版，第232页。
{8}、{11}参阅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有关论述，三联出版社，2001年版。
{9}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69页。
{10}参阅拙稿《中国文化哲学导论》。
{12}《鲁迅书信集》上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76年版，第18页。
{13}参阅沈福煦前书有关章节。
第十二章      园林建筑与中国古人的生活

园林建筑，对于帝王们来是，是离宫中的一种；相对于民居而言，则是一种别业或别墅。之所以有这种区别，从形制上看，宫殿或民居都必须按照礼制的规定建筑；而园林则可以不受礼制的约束；从功能上看，宫殿或民居都是日常活动之所，并且在民居中必须供有“天地君亲师”的牌位，而园林则无。尽管所有的园林——无论是皇家园林还是私家园林——都是用于燕饮娱乐，但它并不只求实用，甚至完全不是为了实用，而是追求一种精神价值，满足一种精神寄托。所以，由园林建筑所折射出的，既不是物质文化，也不是制度文化，而是精神文化中的另一面，即解脱了意识形态控制的那个精神世界。正是通过园林建筑，我们才可以看到，中国古人在精神风貌上的另一面。园林之所以有这样的功能，是因为它通过一种人造的自然，而体现了人与自然的融和，使人重归自然。
我们知道，中国人对于大自然的热爱，对于自然之美的领略，是古已有之的，并与西方人形成强烈的反差。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平民百姓；无论是达官贵人，还是清贫书生，他们对于大自然的热爱，虽然在其内涵上颇有区别，因而对于园林的审美情趣大相径庭。但是，他们都力图营造一个自然环境，使自己的心灵得到安顿。然而，正因为他们之间存在着审美情趣上的差异，在对于园林建筑的追求上，当然便颇为不同，并从而形成了皇家园林、私家园林和文人宅院{或许也可以说是准园林}在建筑上的区别。不过，从总体上说，“宫室务严整，园林务萧疏。”所以，“萧疏”也就成为了园林建筑的基本风格。

1           园林建筑的功能和特征

东晋以前，中国的政治中心在中原，都城都建筑在平原上，因而当时的园林多是因地制宜地围成一个巨大的林区。其内虽然也有人工堆成的土山和掘成的湖泊，并常常饲养着梅花鹿、丹顶鹤等等珍禽异兽。但是，尚未将石作为一种不可或缺景观加以运用，所以也就缺乏后来园林的那种秀美、空灵的景象。
自东晋以往，江南的青山秀水、奇峰怪石令北人大开眼界，并且出了诸如谢灵运那样的酷爱山水，吟咏山水的诗人。从此，在造园的风格上，便有了一个甚至可以说是根本性的转变，这就是石在园林中得到了广泛的运用，因而也才有了北宋末年的所谓“花石纲”事件。
对于园林建筑的功能，我国建筑学家乐嘉藻曾这样说过：
    人类建筑，有两目的，其一为生活所必需，其一为娱乐所主动。就我
国历史而言，其因形式而分类者，如平屋，乃生活所必须也；如台楼阁亭，
乃娱乐之设备也。……其因用途而分类者，如城市宫室等，乃生活所必需
也；如苑囿园林，乃娱乐之设备也。……中国文化，至周代八百年间而极
盛，人为之势力，向各方面发展，大之如政治学问，小之至衣服器具，莫
不由含混而分明由杂乱而整齐。而生息于此世界者，长久束缚于规矩准绳
之内，积久亦遂生厌，故春秋战国之际，老庄之学说，已有菲薄人为反求
自然之势，人之居处，由宫室而变化至于园林，亦即人为之极转而求安慰
于自然也。{1}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乐嘉藻先生把园林建筑与人们试图解脱超越联系起来，并且又把人们对于自由的向往与老庄之学联系起来，这显然是颇有道理的。
研究中国古建筑史的安德鲁·博伊德对于中国的园林建筑也表达过这样的看法：
    在一座中国房屋中，花园以及人工景色是基于与所有建筑根本不相
同的原则。我们曾经指出过中国的思想受到儒家和道家的双重影响。这种
这种相反的二重性清楚地表现于中国房屋和中国花园、以及它们的扩大，
城市和园林之间相互对立，互为补充的关系上。{2}
显然，在这一点上，他的观点与乐嘉藻基本相同。由此可见，中国园林建筑的确与儒道两家有相当的关系。
不过，事实上，园囿和台榭的建筑，据传说，早在夏商时代即已有之，因而我们也就不能把它简单地归因于儒道两家的影响了，尽管它们的影响是不可忽视的。
那么，是什么原因导致了园林建筑的兴起呢？其实在世界各国王公贵族都有园林建筑，只不过在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人们之所以需要有园林或别墅，主要在于能够获得一种闲适的的生活，并且能够不受约束地纵情娱乐。但是，在中国，随着老庄之学的兴起、尤其是老庄之学在魏晋时期的复兴，不但导致了“文的觉醒”，也导致了“人的觉醒”，使人们逐渐意识到，他应该向往和追求一种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这样的生活在何处寻找呢？最好的便是回归自然。但是，血缘文化令人承担了一种对于一个血缘共同体的责任，而不可能不顾家庭，不顾家族；即便是帝王，他也必须“奉天承命”，履行上帝赋予他的“天命”；而儒家伦理又使人—— 上自王公大臣，下至平民百姓——都必须“移孝于君”，即必须为皇帝出力，从而以达到“安邦定国”的目的。这样，当然更不可能回归自然了。因此，才有了虽然身居闹市，却晃若处于山水之间的园林建筑的巨大发展和向民间的普及。
园林一旦兴起之后，尤其是受到江南山水的影响之后，在构图、布局上便越来越优美，并且，随着山水诗和山水画的发展，园林便逐渐成为了一种形态化的诗或立体化的画，既具有了诗的意蕴，又具有了画的意境。这样，对于人们来说，它便不仅仅是一个燕饮娱乐的所在，而且也是审美的对象了。通过它人们不但可以得到娱乐，得到休憩，而且，或许更重要的是，可以令他沉醉于美的境界之中，可以得到美的享受，从而如黑格尔所说的那样，获得一种解放感。这样，园林建筑便又具有了审美的功能。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美虽然总是与真和善相联系的，但它同时也是与假和恶相联系的。或许正是这个缘故，它才总是遭到道德家们的攻击。但是，对于人类而言，美和对美的追求，却是社会发展的内动力。正是由于追求美，才促使人类不断地创造，不断地更新，并从而发展了真，促进了善。{3}
园林建筑之所以能够成为审美的对象，博伊德的看法是很有趣的。他说：

花雨

园的自然元素就是：泥土本身和它的堆砌；水，石块和岩石；沙；树
   木和灌木；花及苔藓。少许草或者没有，草坪则是从来不采用的。崇尚奇形
   怪状的石头是中国的一个特殊传统，它本身的功能就是藉此作为中国风景中
   山峦起伏的缩影。事实上，找寻更多形状不寻常的石块已经成为了收藏家们
   所热中于追求的事情，也许是他们把它们看作为一种自然形成的抽象雕刻。
       园的建筑元素除却四周的建筑物外就是：围墙{必然有的}；园门或者门
   洞，格子木作，栏杆，小径及通道，庑廊，桥以及亭榭馆阁。常用的作为分
   隔功能的围墙，在形式上是较之在其他地方所见的自由，在平面上成曲线或
   者折线，跨越等高线，在平面上蜿蜒起伏。……水池和树木平添上一些明亮
   的色彩。在流动的溪水或者水池上跨越着多种形式的桥。{4}
毋庸争议，这全然是对中国园林建筑的一种皮相之见，是对中国绘画艺术的不理解。
其实，园林建筑在构思和构图上同绘画一样，它不仅要追求画境，而且要追求诗意。所以，在创作上，它与绘画一样，必须如唐代画家张璪所说的那样：“外师造化，中得心源。”{《历代名家画记》}因为“外师造化”，所以才能够“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因为“中得心源”，所以才能有“韵外之致”，“味外之旨”，{司徒空语}从而使园林建筑成为形象的诗，立体的画。
与绘画一样，园林建筑必须讲究五代画家荆浩所说的“神、妙、奇、巧”这四个字。这就是：“神者，亡有所为，任运成象；妙者，思经天地，万类性情，文理合仪，品物流笔；奇者，荡迹不测，与真景或乖异，致其偏理，得此者亦为有笔无思；巧者，雕缀小媚，假合大经，强写文章，增邈气象。此谓实不足而华有余。” {《中国画论·笔法记》}因此，中国的园林建筑虽然都离不开所谓山、水、树、石、屋、路“六法”，却能呈现出千姿百态，变化无穷，各具神妙，各有韵致。
由于园林建筑多在城市之内，必然要与四周的建筑物相混杂，于是保持与周围环境的协调和统一便非常重要。所以，园林建筑的设计者们历来有借景的主张。明代的造园大师计成便这样说过：“夫借景，林园之最重要者。如远借、邻借、仰借、俯借、应时而借，然物情所逗，目寄心期，似意在笔先。庶几描绘尽矣。”{《园治》}明末清初的大文人李渔甚至认为“取景在借”，并自云“余能得其三昧。”他说：“开窗莫妙于借景，……向居西子湖滨，欲购湖舫一只，事事犹人，不求稍异，止以窗格异之。人询其法，予曰：四面皆实，犹虚其中，而为便面之形。”{《闲情偶记·居室部》}这样，便可以饱览西湖的水光山色和堤岸上的垂柳繁花了。
当然，园林建筑固然“巧于因借”，但更须“精在得体”。计成说：“因者，随基势高下，体形之端正，碍木删桠，泉流石注，互相借资，宜亭斯亭，宜榭斯榭，不妨偏径，顿置婉转，斯谓精而合宜者也。借者，园随别内外，得景则无拘远近，晴峦耸秀，绀宇凌空，极目所至，俗则屏之，嘉则收之，不分町畽尽为烟景斯所谓巧而得体者也。”{《园治》}这里，便全凭造园者的意匠了。所以，李渔把造园比作写文章。他说：“常谓人之葺居治宅与读书作文同一致。譬如治举业者，高则出自手眼，创为新异之篇；其极卑者，亦将读熟之文，移头换尾，损益字句而后出之，从未有抄写全篇，而自名善用者也。”{《闲情偶记·居室部》}正是这个缘故，造园切忌模仿，而必须独出心裁，必须有所创新。因此，各种各样的园林建筑才形成了不同的风格。
总之，在造园上，的确如清代诗人袁枚所说：“惟夫文士之一水一石，一亭一台，皆得之于好学深思之余。有得则谋，不善则改。其莳如养民，其刈如除恶，其创建似开府，其浚渠篑山如区土宇版章。默而识之，神而明之。……其成功也，不特便于已快于意，而吾度材之功苦，构思只巧拙皆于是征焉。”{《下仓山房文集》} 所以，园林建筑无一不是匠心独运的结果。

2           皇家园林

皇家园林起于何时，我们已不得而知。不过，据《竹书纪年》记载：夏桀曾经“筑倾宫，饰瑶台，作琼室，立玉门。”《史记·殷纪》亦谓：帝纣“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这个鹿台据说“其大三里，高千尺。”不过，从现在的考古发掘看，当时的宫殿建筑尚且是“茅茨土阶”，我们便很难设想会有瑶台、鹿台之类的建筑。
能够真正称得上皇家园林的或许要数三千年前所建的方圆七十里的灵台了。灵台之下，不仅有林木葱茏的灵囿，和嬉戏与林间的鹿群，还有水光潋滟的灵沼，跃然水面的游鱼。《诗经·大雅·灵台》描写道：
    经始灵台，经之营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经始无亟，庶民来之。
    王在灵囿，麀鹿攸伏；麀鹿濯濯，白鹭翯翯。王在灵沼，於牣鱼跃。
    虡业维枞，賁鼓维镛；于论钟鼓，于乐辟廱。
    于论钟鼓，于乐辟廱；鼍鼓逢逢，矇叟奏公。
这是一幅何等美丽而动人的情景！
西周时代周天子们有些什么园林建筑，我们已不得而知。东周以降，诸侯们倒是建筑了不少的园林。诸如，魏国的京台、梁国的范台、吴国的王台、楚国的强台、兰台等等，甚至鲁庄公因好宫室，竟一连建筑了三台。不过，其中最遭非议的则是楚灵王的章华台。
章华台成后，灵王与伍举登台，并问他：“台美夫？”于是，引出了伍举的一番长篇大论：“臣闻国君服冠以为美，民安以为乐，听德以为聪，致远以为明。不闻其以土木之崇高，彤镂为美，而以金石匏竹之昌大、嚣庶为乐；不闻其以观大、视侈、淫色以为明，而以察清浊为聪。……故先王之为台榭也，榭不过讲军实，台不过望氛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台度于临观之高。其所不夺穑地，其为不匮财用，其事不烦官业，其目不废时务。”{《国语·楚语》}
无疑，伍举的这一番话，是中国古代所有“社稷之臣”一种共识，也是中国道统对于君主的“以德配天”，“知小民之依{隐痛}”{《尚书·无逸》}的一种要求。但是，皇家园林建筑却始终没有停止过，而且规模越来越大，建造也越来越精美。
秦始皇所建筑的或许是一座前所未有的皇家园林，却被一把火焚毁了，连一点痕迹也没有留下。及至西汉，皇家园林又重新恢复，并且规模越来越大，也越来越华丽。
西汉初年，长安所兴建的未央宫，便在其中开凿了沧池，并于池中筑起十丈高的渐台，供帝王后妃们游乐。这便是西汉时代建筑皇家园林的开端，当然以后的规模将日益扩大，也将日趋豪华。
武帝刘彻时，皇家园林的兴建达到了一个高潮期。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武帝把秦代的上林苑重新修葺，其范围“南至宜春、鼎湖、御宿、昆吾，旁南山而西，至长杨、五祚，北绕黄山，濒渭而东，周袤数百里。”{《后汉书·扬雄传》}其中，“离宫别馆三十六所。”{《后汉书·班固传》}到了元狩三年，武帝又在上林苑开凿昆明池，据说，这是为了演练水兵以征战昆明国，个故取名“昆明”。池周围四十里，面积达332顷。池中建有豫章台，并有石雕巨鲸，高达三丈。湖水面积广阔，水面上可同时行船百余艘。船“高十余丈，旗帜加其上”，{《汉书·食货志》}盛装的宫娥在龙舟上轻歌曼舞，皇帝坐在豫章台上观赏，晃若置身仙境。
建章宫是上林苑的一座重要宫殿，也是由武帝所建。苑之北有太液池，是当时著名的风景区。太液池四周的建筑十分奢华。武帝晚年喜好成仙道法，力求长生不老之术，故在太液池中筑有三座“仙山”——蓬莱、方丈、瀛洲，即所谓“海上三山”。池中种植菱藕，并有多种水禽，极富天然之趣。初秋时节，池中红莲紫菱，绿波白羽，美不胜收，复有各式小舟穿行其间，此景此情，何啻人间仙境！

花雨

所谓“上有所好，下必甚焉”。武帝对于园林的爱好，自然也感染着所有的王公显贵。当时，梁孝王建于长安城中的兔园便是一座极富声名的园林。此园构石为山，凿地为池，华丽的宫殿与葱茏的林木相间，奇花异草、珍禽怪兽，无不具备，亦不亚于皇家园林。
东汉时代，洛阳的皇家园林也极盛。当时的皇室在洛阳城内大量地建造宫苑池沼，其数量之多甚至不亚于西汉，诸如上林苑、芳林苑、西苑、长利苑、菟苑、灵囿、御龙池等等，莫不盛极一时。张衡在《二京赋》中称这些皇家林“精思博会，十年以成。”并且，他还作了这样的描绘：“濯龙芳林，九谷八溪。芙蓉覆水，秋兰被涯。渚戏鱼跃，渊游龟蠵。永安离宫，修竹冬青。阴池幽流，玄泉冽清。鹎鶋秋栖，鹘鵃春鸣，鴡鳩丽黄，关关嘤嘤。”
此后数百年间，皇家园林虽然仍在发展，但更多的则是私家园林。及至北宋时代，由于徽宗这位实为艺术家的皇帝对于园林艺术的酷爱，中国的皇家园林又进入了一个新的高峰期。
艮岳是当时最著名的一座以假山著称的皇家园林。此园周围十余里，“岗连阜属，东西相望，前后相续，左山而由水，后溪而旁陇，连绵弥满，吞山怀谷，其东侧高峰峙立，其下则植以万树，绿萼呈趺芬芳馥郁。”其“寿山嵯峨，两峰并峙，列嶂如屏，瀑布下入雁池。”{赵佶《御制艮岳记》}沈福煦先生对于：“艮岳的造园特点，作了这样的归纳：“首先，把人的主观上的感情，以及对自然美的认识和追求，比较自觉地移入了园林创作之中，它已不像汉唐时汉唐时那样，截取优美自然环境中的一个片断、一个景点，而是用造园的种种手段，在有限的可空间内表现出深邃的意境。其次，它在造山水自然园景方面，手法灵活多样。以假山之形，意象出真山真水之气质。‘引江水’，‘凿池沼’，‘沼中有洲’，洲上设亭，并把水‘流注山间’。总之，艮岳的撰山理水的造园手法已相当完美。其三，园中建筑造型及布局，也十分妥帖。山间水边，布置不同类型的建筑：依山者有倚翠楼、清澌阁；临水则有胜筠庵、蹑云台、萧闲馆、雍雍亭等。”{5}
至于位于城西郑门外的金明池则是一座独具特色的皇家水上游乐场。岸上有临水殿阁，还有船坞、码头等；池中央有岛，岛上亦建有殿阁，并以圆形的围廊环绕，且有桥与岸相连。它的主要用途是皇室经常在此举行龙舟竞赛，以供皇帝后妃们观赏。帝王们这种穷奢极侈的享乐，显然不能不是北宋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
然而，偏安临安{杭州}的南宋王朝却并没有吸取教训，发愤图强，而是在这风景如画的地方，极尽其及时行乐之能事。当时所建的皇家园林有集芳园、延祥园、聚景园、玉津园、庆乐园、秀邸园、水月园、隐秀园、挹秀园等多处。这样一个腐朽的王朝，还能不灭国麽？
及至清朝，皇家园林则被推向了极致。北京紫禁城内，本来就有御花园，清廷后又陆续建造了建福宫花园和慈宁宫花园，并在紫禁城之西，把原有的北海、中海、南海进一步充实成了城内最主要的宫苑。但规模最大的则集中在城外西北郊和河北承德两地。
承德的避暑山庄始建于康熙四十二年{1703年}，历经五年，初具规模。后来，乾隆又加以改建和扩建，与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最终完成，历时长达 87年。这是中国历史上修建时间最长的建筑群。承德除避暑山庄之外，还有所谓“王八庙”的建筑群，这些建筑固然并不属于皇家园林，却颇具园林的性质。
北京地形三面环山，中间为小平地，地势西北高，东南低，由西往东逐渐倾斜。北京的西郊正处于西山山脉与平原交接处，地势多丘陵，除西山外，还有玉泉山、瓮山等小山，地下水源极为丰富。自辽金开始，这里便有皇家园林和私家园林的建造，及至清朝，这里的园林都为朝廷所有。康熙利用明朝官吏李伟的清华园旧址建造了畅春园。后来，又在香山建造了静宜园，并在玉泉山把原有的澄心园改建为静明园。到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这位皇帝则在畅春园北面特意建造了圆明园赏赐给他的四子胤祯。胤桢登极后，更大肆扩建圆明园。尔后，乾隆登极，清廷的皇家园林建筑终于被推到了极致。
乾隆与历史上的汉武帝、唐明皇颇为相似。他们都颇具雄才大略，早年都励精图治，但到了晚年便一味追求享乐，并且把他们父祖辈积累起来的财富都耗费殆尽。乾隆较之汉武帝、唐明皇更甚之处在于，他自号“十全老人”，且风流自赏；对于建筑艺术不仅酷爱，而且以内行自居。在他六下江南巡视中，不仅饱览了江南的湖光山色，而且对于其楼台亭榭更是流连忘返，因而他一回京，便在西郊仿造他所特别赞赏的江南园林。这样，终于形成了著名的所谓“三山五园”，即香山的静宜园，玉泉山的静明园，万寿山的清漪园、畅春园和圆明园。此外，还有蔚秀园、朗润园、勺园、熙春园、近春园等小型园林，从而在方圆几十里以内，几乎是园园相连，楼阁相望，而成为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举世无双的皇家园林景区。
在所有这些皇家园林中，当然首屈一指的莫过于圆明园了。然而，英法联军的一把火却将它化为了灰烬。这是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民犯下的滔天罪行，也是人类文化遗产的可以弥补的损失！当然，更令人气愤的则是，慈禧太后这位专横独裁的老太婆不思进取，不图求存，反而挪用海军军费把已被英法联军毁坏的清漪园加以修葺和扩建，作为祝寿的纪念，这便是驰名中外的颐和园。颐和园的规模虽然不如圆明园大，但其山水之胜似乎较圆明园更具特色。
总之，中国历代的皇家园林固然是帝王们享乐的所在，但是，当它身上的脂粉与污渍被涤尽之后，便成为了宝贵的人类文化遗产，并向子孙后代展示着古人的精神风貌、审美情趣以及才华和智慧。{6}

3           私家园林

私家园林兴起于何时，已不得而知了。据历史记载，西汉时代长安附近的富豪袁广汉，可能是最早的私家园林的所有者。据《西京杂记》称：“茂陵富人袁广汉藏镪巨万，家僮***百人，于北邙山下筑园，东西四里，南北五里，激流水注其内，构石为山，高十余丈，连延数里。养白鹦鹉、紫鹦鹉、牦牛、青兕，奇禽怪兽，委积期间。积沙为洲屿，积水为波澜，其中江鸥、海鸥孕雏产鷇，延漫林池。奇树异草，靡不具植。屋皆徘徊连属，重阁修廊。”
及至东汉，东都洛阳的私家园林更盛。此后，私家园林绵延不绝，到了唐代仅洛阳一地，私家园林便有一千余处。盛唐时期的大官僚、大诗人兼大画家的王维，在长安附近的蓝田建的惘川别业便是颇富盛名的，他在其《辋川集序》中写道：“余别业在辋川山谷，其游止孟城坳、华子岗、文杏馆、斤竹岭、鹿柴、木兰柴、茱萸片、宫槐陌、临湖亭、南垞、欹湖、柳浪、栾家濑、金屑泉、白石滩、北垞、竹里馆、幸夷坞、漆园、椒园等。与裴迪闲暇，各赋绝句云尔。”不过，从王维所画的《辋川图》看，这所别墅却没有私家园林的那种豪华奢侈之气，而是透露出浓浓的禅意。从他吟咏辋川诸景的绝句看，诸如“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林深人不知，明月来相照”{《竹里馆》}，便颇具禅的意境。中唐时期的大臣李德裕亦喜爱造园，并有相当的造诣。因他爱好诗歌，故能使园景更富有艺术性。他认为园林的价值在于它的象征意义，从而抽象的哲理在园林的形态上得到了生动的诠释。他希望他的生命能在这些山水林木中延续下去，直到永远，故而在假山的制作上，特别是立峰叠石极具独到之处，而为后世的造园者所借鉴和师法。
当时的大诗人白居易的私家园林也极富盛名，并且特别喜欢把自己的园林形诸笔端。他在《池上篇》中对其所喜爱的履道坊宅第有过这样的描述：“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无谓土狭，无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飘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优哉游哉，吾将终老于其间。”又据其自序对他在东都的宅第也作过这样的叙述：“东都风水土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盛，在履到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第一，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市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之径。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藏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7}这里，虽然没有对于他的园林景色的描绘，但从中透露出的却是中国古代士大夫们的生活情趣。
北宋年间，洛阳郊区的独乐园是司马光的私家园林，并且苏轼曾赋诗称赞云：“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田，花竹秀而野。”但是，较之江南的私家园林毕竟缺少了几分秀逸之气。
宋代江南的私家园林，以苏州为最；在苏州的私家园林中，以沧浪亭最为著名。“唐宋八大家”之一的苏瞬钦遭陷被削职为民，退隐苏州，购得已经荒芜的废园一块，三面环水，树木繁茂，且有残败的池台亭阁，故重新修葺，并取孟子所说的：“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之意，而以“沧浪亭”名之，以示其清高。据说沧浪亭修葺一新之后，他曾请欧阳修提联。欧阳修写的对联是：“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他嫌俗气，故而自撰了一副对联：“清风明月本无价，远山近水皆有情。”其实，这一下联所写之景并无新意，却远不如欧阳修的下联有幽默感，有情趣，有意味。{8}
沧浪亭在五代末年是吴越中吴军节度使孙承佑的别墅，苏瞬钦之后，为韩世忠所得。此后，屡废屡建，今天我们所看到的已非昔日的景象了。不过，这座园林以山为主的特征倒依然存在。虽然此园名之以“沧浪”，水却在园外。进入园门便见高耸的土阜，四周叠石并筑有蹬道。山体以黄石为主，林木蓊郁。环山建有高高低低的游廊，并配有亭榭，此山的最高处便是沧浪亭了。
苏州的留园也是一座名园。全园分东西北中四个部分。西部北面是土阜，南面为平地；土阜为全园最高处，原来可以借远处景观。中部分东西两区。东区以院落为主，西区则为山和池。其东南部分是全园最主要的景观。此处的建筑群有曲溪楼、涵碧山房、明瑟楼、绿荫轩等建筑物。其布局高低错落，富于变化，粉墙黛瓦，颇有情致。园东部是以突出为主冠云峰而建造的。冠云峰相传为明代的遗物，是苏州地区最高大的一座太湖石，有6·5米。旁立朵云、岫云两石峰，更显其超凡不群。园内各处多以曲廊相连，廊随地而建，蜿蜒相续，长达700余米，为苏州园林中所独具的一大特色。
网师园是苏州园林中最小巧玲珑的一座园林。但是，它在布局上的匠心独运，却使它享誉海内外。园林以水池为中心，临水筑有廊、轩、亭、榭等。池南部有小山丛桂轩、蹈和馆、琴室等建筑物，以燕聚为主；池北部有五峰书屋、集虚斋、看松画轩、殿春簃等建筑物，并以书房画室为主。园中曾有一副对联：“风风雨雨，暖暖寒寒，处处寻寻觅觅；莺莺燕燕，花花叶叶，卿卿朝朝暮暮。”建筑学家童寯先生说：“西院小筑，乃画师含毫命素之所，院宅兼具，典雅古洁，别具一格。”
狮子林以叠石造山著称。此园用体量大小不等的太湖石叠砌成千姿百态的峰峦，山内洞壑蜿蜒，高下盘旋，峰回路转，而园东南处突现奇峰峻峦，颇具群狮狂舞之态。
此外，苏州的怡园、环秀山庄亦颇有可观之处。不过，最具园林建筑特色的当推拙政园。拙政园占地41000平方米，在面积上为所有苏州园林之最。此园始建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原址为大宏寺，御史王献臣占地建私园。其时著名画家文征明曾参与该园的规划设计。明以后数易其主，并屡遭破坏，现亦仅系部分修缮。
现在的拙政园有东中西三部分。中部是该园的主体部分，其水面约占中部面积的三分之一。以水池为中心，临水建有远香堂、玉兰堂、小沧浪、香洲等多处厅堂楼榭，并在临水处建有平台。水池中有土石筑成的东西两座假山。西山上建有长方形的雪香云蔚亭，东山上则建有六角形的待霜亭；其西的水池中建有荷风四面亭。从总体上说，拙政园是“以水衬山，以房衬池，以树衬石”，从而以显得其水面更加开阔，山林更加幽深，这不能不说是明代造园的自然淳朴风格的体现。{9}

花雨

贫士无少人多，当仿吾乡太平船后梢之位置，再加转移其间，台级为
床前后借凑，可作三榻，间以板而裱以纸，则前后上下皆越绝，譬之如行
长路，即不觉其窄矣。余夫妇寓侨扬州时，曾仿此法，房仅两椽，上下卧
房，橱灶客座，皆越绝，而绰见有余。芸曾笑曰：“位置虽精，终非富贵家
气象也。”是诚然与！
文人之所以刻意经营自己的宅院、居室，甚至一草一木，一石一盆，莫不在于给自己营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使自己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空间，从而使自己能够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中国古人之所以需要有园林，有宅院，其原因便在这里。
显然，这无疑是与中国古人的生活处境分不开的。

          4     园林在中国古人生活中的作用

前面，我们虽然讨论了园林建筑的两种功能，但是，就个人在传统社会里的处境而言，仍然是不够的，是流于表面的。因为，中国古人，无论是帝王将相还是小老百姓，在礼法的规范和控制之下，都生活得非常累，也非常艰难。由于血缘关系所构成的网络结构，使他们完全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活动空间，几乎自己的一切行动都是处于他人的窥视和监控之下的。但还不仅仅是行动方面的，而且也有精神方面的，这就是必须按照传统的礼教，要“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 季氏》}而且还要“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这样，人们的一言一行、一举一动都莫不受到管制。如果一旦违反，便轻则失礼，重则有罪。当然，这里的罪，不一定是触犯刑律，更多的是触犯家法。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惩罚都是免不了的。在这种情况下，生活能不累吗？
当时做人之难，已非现代人所能想象的了。只要还有父母在堂，不仅没有私财的自由，没有婚姻的自由，甚至很难被当作人看待。别的且不说，一个人，不管有多大，不管地位有多高，动辄便可能挨打，这受得了吗？然而，事实却正是如此。例如，《颜氏家训·教子》云：“王{僧辩}大司马母魏夫人，性甚严正；王在湓城时，为三千人将，年逾四十，少不如意，犹捶挞之，……”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人还有什么自由意志、独立人格，还有什么个人的尊严可言呢？因此，任何人都只能小心翼翼地生活。但是，这不仅仅是行为上的，在思想上也必须力求合乎礼教，而不能越雷池一步。
心灵一旦受到禁锢，要想保持人的真性，要想超尘脱俗，这是很难的事。魏晋时代的士族制度，使世家子弟可以不求官而官自有，不求名而自名至。但是，自唐以降，则不然了。随着科举制度的建立，读书、求官成为了读书人的本分；即使隐居不仕，也无非是“终南捷径”。心为形役，当然就更累了。因此，他们便不仅需要散心，从而他们总是极尽其享受物质生活的能事，诸如，或携妓载酒而泛舟于水上，或饮酒赋诗而访幽于林泉。但是，物质生活享受却难以填补精神生活的空虚。他们需要有自己的精神生活，也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生活空间。于是造园林或别墅，便成为了他们的一种寄托，这样才使他们真正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所在。
他们之所以能够采取这样的生活态度，便在于中国古代的士人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平衡，而形成了一种所谓“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众所周知，儒家学说内核是 “士志于道”，而道家的基本主张则是“全性葆真”，这就是说，儒家主张读书人要恪首道统、维护道统，弘扬道统，而道家却主张要保持个人的本性，维护人格的独立，具有精神的自由。这二者之间是相互对立的，但正好形成互补。由此便可以达成一种平衡，即一方面是积极地入世，另一方面则是消极地出世；一方面是经国济世，另一方面则是清净无为；一方面是跻身庙堂，另一方面则是崇尚自然。正是出于他们的这种人生态度，园林建筑便成为了他们可以兼得的理想之所，即一方面他们可以获得生活的享受，另一方面他们又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获得精神的寄托。
当然，从根本上说，还在于中国人自古就有“易”{变易}的观念，认为一切都是变幻无常的，而且死亡是自然法则，谁也不可避免，只不过，死去以后，他的生命将会在其子女身上存续；尽管后来从佛教中吸收了“轮回说”，又从基督教中吸收了“天堂说”，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人而言，他们未必就相信“往生净土”，也未必就相信“进入天堂”。相反，他们的生活经验告诉他们，人死之后就什么也没有了。所以，最好就是长生不老；尽管许多帝王一直在求长生，但是，谁也没有成功，而且谁也没有见过长生不老的神仙。既然如此，那么，最好的选择便是即时行乐。所以，曹操才高唱：“醉酒当歌，人生几何？”
要能够即时行乐，便需要有适当的场所。皇宫内院当然不行，因为即使他有九五之尊，皇帝也不能在臣属面前胡作非为，而有失体统，有违礼教。譬如，一个皇帝，他吃什么，穿什么，戴什么，必须有什么样的言谈举止，都有一定之规，而不能乱来。但是，如果离开皇宫内院，他便可以为所欲为了，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想戴什么就戴什么，想什么做就怎么做，想怎么说就怎么说，而无须顾及大臣们的非议，也不怕什么有伤风化。因此，园林也就成为了帝王们寻欢作乐之所。
至于官僚豪绅，他们固然有权有钱，但是，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之下，随时都可能遭到灭门之祸，即所谓“伴君如伴虎”，因而即时行乐对于他们便更有现实意义了。当然，即便他是一个有所作为的士大夫，在繁忙的政务之后，有一座园林供他小憩，倒也是很必要的。这样，他不但可以放松，也可以在自然环境中获得与自然界的契合，而找回可能已经失去的自我。当然或许更重要的是，他一旦到了自己的园林或别墅，便可以自由放任了。因为，如果他尚有父母在堂，在其父母面前便必须循规蹈矩，必须早晚问安，而不能有半点马虎；如果他有子女在身边，也必须作出表率，在言谈举止上都必须无可指责，绝不能在子女面前有失体统。所以，园林或别墅也就成为了他恢复自我的处所。
当然，这对于文人就更重要了。不过，由于文人酷爱自由自在、无拘无束的生活，不愿做官，宁肯过清贫的日子，因而多是穷书生，自然不可能筑园居住，便只有对自己的宅院惨淡经营，使之成为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中国文人历来便爱好大自然，爱好树木花草。他一旦有了这样一个生活环境，不仅可以“遗世而独立”，更可以“悠然而自得”。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有了陶渊明的千古名篇：“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饮酒·其二》}也才有了他的“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固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读山海经·其二》}正是这种精神，构成了鲁迅先生所说的“中国的脊梁”！

花雨

园林或宅院为什么能够如此巨大地塑造着或者影响着中国古人的品格呢？便在于它作为中国古人的一种精神寄托，所体现出的不仅仅是建筑与自然的契合，而且在于它反映出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即经营一种美的境界，以从中获得一种自我解放，一种远离凡俗、远离尘世，而表现着对超脱的向往和追求。所以，明代的大诗人袁宏道说：“闻喜李文叔曰：园圃之胜，不能兼者六：务宏大者，鲜幽邃；人力胜者，少苍古；多泉水者，难望眺。”{《珂雪斋文集》}其所以要追求幽邃，追求苍古，追求望眺，其实莫不在于忘却现实，而使自己相象的翅膀能够自由自在地、无拘无束地翱翔。
一个人既然能够保持着精神上的自由，他当然也就无所谓要不要行动上的独立了。正是这个缘故，中国的士大夫们总是具有二重人格：一方面，他总是追求着政治上的飞黄腾达和生活上的荣华富贵；另一方面，他又追求着精神上的无拘无束和作风上的自由放任，并由此才形成了所谓“儒道互补”的文化心理结构。这种互补，说穿了，其实就是一种阿Q精神。然而，由于有了这个属于自己的小天地，有了这个精神避难所，可以求得心理上的平衡，他自然面对任何逆境，也能泰然处之，因而他不但可以不必如西方人那样去管什么政治、法律体制是否合理的问题，甚至也不必关心什么由谁来统治他的问题。“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即此之谓也。惟其如此，中国的传统文化才能够延续至今而不衰，而且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才能够直到今天仍然保留着士的某些本性。
总之，在今天，园林建筑或许的古人给我们留下来的最宝贵的物质文化遗产，也是中国古人对于人类的一大贡献。不过，能够从中领略到它的真趣者，在中国年轻一代人中，或许是越来越少了。



          注   释
{1}转引自李允鉌《华夏意匠》，第306页。
{2}同上。
{3}参阅拙稿《主体性美学导论》。
{4}转引自李允鉌前书，第317页。
{5}沈福煦《中国古代建筑文化史》，第215
页。
{6}参阅沈福煦前书及楼庆西《中国古建筑二十讲》有关论述。
{7}转引自吕思勉《隋唐五代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868页。
{8}参阅沈福煦前书，第218页。
{9}参阅张宏等编著《中国古建筑文化之旅·江苏上海》，知识产权出版社，2003年版。
第十三章   中国传统建筑的象征主义

在中国民间，普通百姓虽然不懂得礼法对于各种建筑物有什么定制，也不懂得道统对于生活起具有哪些规范。但是，他们却懂得建房、修墓必须请人即“堪舆家”或 “风水师”看“风水”；并且出于风水的要求，往往在建筑物上还要加上各种装饰，施以各种色彩，从而使之具有某种寓意，而成为某种象征。
现在，虽然有人把中国传统的风水之学或堪舆之学说得神乎其神，认为它是中国古人贡献给人类的最宝贵的文化遗产之一。但是，究堪舆学的起源而言，它无非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地点建村筑宅，以趋吉避凶；而更为甚者，则是为了找一个好的墓穴，使自己的子孙能够大富大贵，甚至位及人臣。不过，显而易见的是，如果真像人们所期望的那样，那么，堪舆家或风水师便不会以之为谋生手段了，因为他早已大富大贵。
或许人们对于趋吉避凶太期待了，对于大富大贵太向往了，所以堪舆之学至今依然为许多人所深信，并成为一种民风民俗而深深地直根于许多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之中。诚然，正如我们所知道的，看风水并不是一种制度文化，但它却是制度文化的内化；看风水也不是一种精神文化，但它却是精神文化的外化，其中所蕴涵着的乃是中国人文化心理结构中最底层的那种原始的集体无意识，因此才使之成为了一种民风民俗。中国传统建筑的象征主义便是其在建筑方面的表现。

1    风水的起源及其与中国人的生活

早在夏商周三代人们便已经认识到选择居住地点的重要性了。不过，当时还没有关于风水的观念，也还未创立堪舆之学，因而对居住地点的选择便不能不依靠占卜。在殷墟骨卜中便有这样的记录：“子卜，宾贞，我乍{作}邑？”又“己卯卜，争贞，王乍{作}邑，帝若{诺}？我从，之{兹}唐。”从这两条卜辞中，我们可以看出，殷王要修建城邑，卜问建在何处为当。验辞断为应在唐，故有“我从，之唐”，即我从天之断，将都邑建于唐。
及至西周，修建城邑亦由占卜决定。《尚书·洛诰》中便有这样的记载，周公对成王说：“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瀍水西，惟洛食 {吉利}。我又卜瀍水东，亦为洛食，伻{使者}来以图及献卜。”这就是说，经过占卜，只有在洛水一带建筑城邑才吉利，故特命使者将洛水一带的地图和占卜结果献上。可见，堪舆学的出现是比较晚的。
战国时代由于诸侯争霸的情势较之春秋时代有了更大的发展，社会已经完全失去了控制，从而形成了一次思想的大解放，从而也才有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这时，不但诸子纷纷著书立说，而且也对各种典籍加以编撰。其中有两篇著作尤为重要，一篇是《易传》，另一篇是《洪范》{此文虽然被编入《尚书》之中，但已被确认为是战国时代的作品}。《易传》建构了以阴阳两极对立统一作为本体的宇宙图式，而《洪范》则提出了五行相生相克的事物内在的辨证原理。
作为一种自然哲学，《易传》和《洪范》所具有的意义是极其巨大的。《易传》假设，宇宙在其原初阶段是一片混沌状态，即所谓“太极”。由于变易是宇宙的规律，因而“有太极，是生两仪{阴阳}，两仪生四象{金、木、水、土}，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而这一切变化都是受阴阳的对立统一法则的支配的，所以说：“一阴一阳之谓道”，即整个自然界和整个人类社会都是在这一法则的支配下形成的。《洪范》则提出：“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后来，则有人进一步提出，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相生相胜的，即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但同时又是，木克土，火克金，土克水，金克木，水克火。由此表明，一切事物都存在于对立统一的关系之中，并由于其内在矛盾，而不断变易、发展。这对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无疑是一种非常深刻的认识。
然而，战国后期的阴阳家邹衍却把这两种理论合而为一，建构了他的“五德终始说”，从而把阴阳五行完全神秘化了。由于金、木、水、火、土是相生相克的，并且具有特定的性质和意义，因而在处理这五种“元素”关系上，便必须遵循其内在法则。五德终始说虽然是一种安邦定国的理论，但是，也可以用于其他各种事物上，譬如建村筑宅便涉及到五行的相互配合。由此，便形成了风水之学，亦即堪舆之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