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情与阴谋——关于“宫体诗”事件，兼谈古代文学与政治（骆玉明）

文潮

骆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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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这个题目牵涉到文学史上一个重要现象的真实背景，同时也关联到一个更广泛的问题——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中国古代文学与政治关系特别密切，最主要的原因有两点：一是文学很少被看作是单纯的艺术或娱乐，它和意识形态绑得很紧，人们习惯从政治和道德的立场来评论它；一是从事文学活动的人往往具有重要的政治身份，帝王、贵族、高级官僚，常常在文坛上起着很大作用，而他们的双重身份，他们在两个领域的活动，是不可能完全切割开来的。我这里主要从古代来说，但并不表明上述情况仅限于古代——有句话大家是熟悉的，“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是一大发明”。

（二）

所谓宫体诗，“宫”是指太子东宫；南朝梁代萧纲做太子的时候，他和周围的文人所创作的一种诗歌在主题和语言风格方面都具有一定的特征，被称为宫体诗。读过中文系或喜欢中国古代文学的人对“宫体诗”这个概念绝不会陌生，由于历来——从古到今——的评述，此概念引发的基本印象是：这是一种与宫廷的荒淫生活相联系的具有明显色情内容的诗。
关于这一问题，我想有两点可以说明：
其一，正如我在《中国文学史》里说过的一句自以为称得上漂亮的话：“在妃嫔成群的皇宫里面，讨论一个帝王的私生活是否严肃，根本是毫无意义的话题。”因为古代的政治制度决定了帝王享有最充分的性供应。就是阿Q也知道，他所想象的 “革命”成功以后，未庄的女人他要谁就是谁，要秀才娘子就秀才娘子。吴妈？吴妈不好。对阿Q式的人物来说，这是革命的重要动力。所以古代帝王若是在性的问题上受到批评、攻击，那大抵是由于政治上的失败，“荒淫”成为其政治失败的一种道德解释，典型的例子如隋炀帝；相反，若是在政治上是成功的，私生活无论怎样都不成问题，如唐太宗李世民堪称英雄好色的标本，却并不在“荒淫”之列。至于说萧纲本人，无论做太子还是后来做皇帝，从历史记载来看，并没有特别越轨之处。只不过他也可以算是亡国之君，诗又写得成问题，倒过来批评他的私生活也算是顺理成章。
其二，宫体诗到底是什么样的诗歌呢？这类诗中相当一部分作品，或者说比较典型的一些作品，以描写女性的容貌妆饰、体态举止之美为主题，而这种描写又往往带有性暗示的内容，也就是色情的成分。文学史著作中常以萧纲的《咏内人昼眠》作为代表：
北窗聊就枕，南檐日未斜，攀钩落倚障，插捩举琵琶。梦笑开娇靥，眼鬟压落花，簟纹生玉腕，香汗浸红纱。夫婿恒相伴，莫误是倡家。
这是写家里的老婆（“内人”）白天在床上睡觉，花落在她梦中笑脸的边上，样子很漂亮。说它带有性的暗示，是指诗中写到竹席的纹路印在那女子白嫩的手腕上，进一步又有“香汗浸红纱”，天热出汗，把薄薄的纱衣浸透了，那就是暗示几乎可以看得见肉体了。这就是最典型的宫体诗。但是你要说这样的诗歌在中国文学里色情到什么程度呢，真也不是。不要说后来的通俗小说里比这厉害得多的有的是，就是我们赞美为中国文学的伟大经典的《牡丹亭》，那里面也有对性行为的相当热烈的描述。相比起来，宫体诗要算是文雅得多的东西。
然而宫体诗在中国文学史上所受到的抨击之严厉，几乎没有第二个例子可以相比。如后面将要说到的， “宫体”这个名称被提出来，就包含道德意义上的谴责。到了唐初，有名的魏征主持修前朝史，总结历史教训，更斥之为“亡国之音”。有趣的是，直到“五四”以后的新派文学研究者那里，宫体诗仍然受到严厉的呵斥。它几乎被作为一种罪恶来看待，延续了那么长的时间。差不多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人们才开始给出比较客观的分析和部分的肯定。这本身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它的文化背景值得思考和探究。有关问题，我们看看到后面有没有功夫分说。

（三）

单纯从文学的角度来看，宫体诗并非突然出现的怪物，它其实是古代诗歌发展演变过程中自然而然的产物。
我们知道无论古今中外，称赞和描写女性的美，都是文学中不可缺少的主题。
但在中国的传统观念中，美丽的女子又是令人恐惧的，她们具有强大的破坏性。古代传说中的四大美女，差不多都被看成毒药。西施当然是毒药，越国人发现她很漂亮，就把她送到吴国去，于是把吴国给毁灭了。貂禅也是毒药，按《三国演义》的描述，王允觉得她是很漂亮的女孩子，就把她送给董卓，结果弄得那一帮人颠三倒四、一塌糊涂。杨贵妃也是个大美女，大唐王朝因为有了她，哗啦啦就崩塌了，那么个聪明绝顶的唐明皇，国家差一点就亡了，幸亏他半途中戒了毒。这以外的例子太多了，没有时间去数。我们读《荷马史诗》，看到古希腊人为夺回一个美女海伦打了十年的战争，死伤无数，还说这是完全值得的，这和我们先人的态度正好相反。
所以中国诗歌在描写女性美的时候，要讲究一点分寸。
一是加入道德的元素在里面。比如很有名的《陌上桑》，写一个美女叫秦罗敷的出门去采桑。采桑的样子是很奇怪的，打扮得非常漂亮。下面穿一条杏黄色的裙子，上面一件紫色的袄子，耳朵上挂着明月珠，头发梳成斜斜的那种惹人心烦的髻，手里拿一个桂枝做的篮子。采桑她又不跑到桑林里去采，在路边上采桑，这不是招惹是非吗？果然给社会带来了不安宁。小伙子见了心里不踏实，远远地搔首弄姿，挑个担子的中年人把担子放下来，在那里理自己的胡须，耕地的庄稼汉也都看傻了，无法好好干活了。但以上表现还是在有所节制的范围内，并没有出现非分的举动。一会儿有个太守过来，仗着有钱有势吧，起了不良之意，派人去问“宁可共载不？”——你愿不愿意跟我一起回家呀，要包她做二奶的那种样子。然后罗敷就义正辞严地把他痛骂了一通，“使君自有妇，罗敷自有夫”——你有你老婆，我有我的丈夫，干吗这么不三不四的？这诗有两个主题交错，一个是对美女的欣赏、赞美，另一个是驳斥对于美女的非分之想，正好叫作“发乎情，止乎礼义”。所以这个作品就不会触犯人的道德感，显得比较健康。总之，如果说在文学世界里女性的美具有某种危险的毒性，道德元素就是一种解毒剂，它至少可以降低美女的毒性。
再一点，中国诗歌以士大夫创作为代表的主流部分，原来还有一种潜在的传统，就是避免在近距离上，或者说用切近的眼光去描写女性的身体、姿态，尤其忌讳涉及具有性特征的部分，比如女性的腿、肚子、乳房。《诗经》就已经是如此，它所描写的女性都是没有明显性特征的。《硕人》算是《诗经》中的“美女赋”了，写到什么程度呢？“肤如凝脂”——说皮肤很细腻，像结成冻的油脂，“手如柔荑”—— 手很白嫩，就像茅草的根似的。而且，这还是用比拟，也就是间接性描写。你或许以为这是理所当然的，其实未必。其他民族差不多同时代的诗，如《旧约》中的《雅歌》，还有古印度的长诗《罗摩衍那》等，都很直率地描写了女性身体具有性特征的部位并加以热烈地赞美，写得很漂亮。
如果把宫体诗视为南朝以来同类诗歌的代表，可以看到它在上面所说的两个地方做了改变。一是它试图用一种与道德无关的立场来表现女性的美，就是说在称赞一个女性的美貌时，不去考虑这种美和社会所提倡的道德观有何关系，是否能够鼓励人积极向上啊什么的。这个改变在今天看来也没有什么大不了。比如我们看模特儿表演的话，大概不会说这是为了热爱祖国，支持生产力发展，就是为了看那些很漂亮的女孩子在台上走来走去。不过我是不看的。另一个改变是刚刚说的《咏内人昼眠》里的那种写法，它是用一种直接的而且是很切近的眼光去观察和描写女性身体的美，近到令人慌张。宫体诗其实写得并不好。因为它的观察和描写是近距离的，情感上却是远距离的，是用一种矜持的、观赏的态度来写女性，带有性暗示却没有热情，它不能引起我们的激动。但作为一个尝试，在文学史上它是有意义的。后来唐代的“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都多少受宫体诗的影响。这没有时间多说了。
前面已经提到这种改变不是从萧纲他们开始的。中国诗歌进入南朝以后，这样的尝试就已经开始了。如果要找比较早的例子的话，鲍照的诗可以算一个。到了齐代的时候，像沈约、王融、谢朓等，也就是“永明”诗人中这种情形就更普遍了。现在写文学史的时候为了分开陈述，把萧纲之前的这一类诗称为“艳诗”。“艳”，主要不是指色彩鲜艳，而是表示和女性有关，是带有性暗示内容的东西。宫体诗是承着这一路发展起来的。
但是，为什么别人写了很久都没啥事儿，到了萧纲这儿就出问题了呢？这里牵涉到一个本来跟文学完全无关的问题，当时围绕着皇权的继承而形成的一场政治斗争。

文潮

（四）

梁武帝的太子就是编《文选》的萧统，在中大通三年（公元531）四月，三十一岁时忧郁而死。在他去世前不久发生过一桩严重的事件，就是厌祷事件。所谓“厌祷”是用巫术害人。最熟悉的例子是《红楼梦》里面赵姨娘害贾宝玉和王熙凤女儿的方法，弄个纸人啊，念念经啊，刺个针啊之类的。皇宫是阴暗的地方，容易发生阴暗的事情，厌祷或者诬陷他人厌祷经常发生，这在历史上从来就是引起宫廷巨变的导火线。具体说到萧统，情况比较暧昧。他在生母丁贵嫔下葬时，听信道士的话在墓边上埋了点蜡鹅之类东西，为的是化解风水上的不利，但被告发为“厌祷”，有诅咒老皇帝的恶意。武帝晚年多疑，对这件事情极其恼火，虽然听了大臣的劝解暂不追究，实际上是大有疑心。萧统为此十分痛苦，他的早夭和这件事情也是有关的。所以他死的时候，社会上的反响非常激烈。在《梁书•昭明太子传》里这样记载：“太子仁德素著，及薨，朝野惋愕。京师男女, 奔赴宫门, 号泣满路。”这气氛是有点不寻常的，这表明萧统的死带有很大的意外性，并且牵连了很多人的情感。
于是需要重新确立一个皇位继承人。按照古代的礼法常规，应该选萧统的长子——皇嫡孙。这种规则的优点在于有一种肯定的法理，可以避免皇室内部的斗争。就像朱元璋活着的时候太子就死了，他所立的下一个皇权继承人是太子的儿子。但武帝不愿意在萧统一支立嗣。这个问题严重到什么程度呢？一朝天子一朝臣，此时武帝已经年老，谁是未来的皇帝，牵涉到梁王朝整个统治阶层各个集团、各色人物的利益。朝廷里原来存在着一定的权力格局，如果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出现意外的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的重组。当一件事情牵涉到巨大的利益变化的时候，政治斗争就来了。
武帝当然知道事情的利害，要考虑各方面利益的平衡。所以他做了两个姿态。先是还在萧统病危的时候，他把萧统的弟弟、晋安王萧纲召回京城，这是发出一个信号；到萧统死后，他又把萧统的儿子萧欢召进京来，表示“欲立为嗣” (《资治通鉴》卷155) ，这是另一种信号。《南史》中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萧统对别人说：“我做梦跟萧纲下棋争斗起来，后来我就把班剑（代表太子身份的仪仗）给了他。”说这话表明他知道武帝召萧纲入京的心思，同时恐怕也是有意放出风声，提请有关联的人加以注意。武帝观察了一段时间，听取了各方面的反应，他觉得条件成熟了，五月里把萧欢遣送回南徐州刺史任所，随即发布诏书宣告立萧纲为太子，七月，正式册立。在诏书中武帝用了一个圣贤的先例来证明这样做的合理性：“文王舍伯邑考立武王。”伯邑考是周文王长子，武王是次子，圣明之君考虑择贤立嗣，连长子都可以舍弃，何况是嫡孙呢？这就是说，萧纲是个在才德上更合适的继承人。
但这一看起来冠冕堂皇的理由，并不能掩饰事情的真相，也不能够顺利地获得普遍的接受。《资治通鉴》记此事说“朝野多以为不顺”,《南史》更记载为“帝既废嫡立庶, 海内噂（口+沓）”，就是说反对的人很多，全国上下一片不满的议论。曾经做过晋安王主薄的周弘正，作为与萧纲关系亲密的人，也特地上书劝他谦让。一直到后来侯景叛乱,在迫使萧纲退位时，还说他原本就不是一个合法的继承人。从这些历史资料中，我们完全能够看出萧纲做太子所激起的政治波澜，以及他本人所承受的巨大压力。
中国传统政治在技术上非常奥妙，它的真实目标常常隐藏在公开意见、言论的背后，直来直去反而不行。譬如你在一个重要机构里当第一把手，有个第二把手处处给你找麻烦，他在上面又有背景，怎么才能把他“做”下去呢？你说他政治路线不正确，这个要有很大的机会的，难度很大；你说他工作能力很差，这可是人说人异——况且他有可能就是能力比你强才不买账。有一个办法，说这人生活上、道德上有问题。他写的东西呀……他有一封信写给女秘书的，实在是不合身份！然后把这个风声弄弄大，然后你就可以由文学进入道德，由道德进入政治，由政治达到你的利益目标。回到梁朝去，在自古相传、全民公认的立场上，一个皇权继承人最重要的条件是德性，你要反对萧纲该怎么去反对呢？——这家伙写色情诗。这故事往下说就热闹了。

（五）

史籍中关于宫体诗名称的出现，仅在《梁书》中有两条简单的记载，一是《简文帝纪》说萧纲喜欢写诗，“然伤于轻艳, 当时号曰‘宫体’”；一是《徐摛传》所说：
摛文体既别，春坊尽学之，宫体之号，自斯而起。高祖闻之怒，召摛加让，及见，应对明敏，辞义可观，高祖意释。因问《五经》大义，次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末论释教。摛商较纵横，应答如响，高祖甚加叹异，更被亲狎，宠遇日隆。
徐摛是武帝为萧纲选择的老师，原来跟随萧纲在晋安王藩邸，当萧纲被册立为太子以后，转任太子家令。太子东宫有一套官僚机构，太子家令是这一机构中的主事人。他既是所谓“宫体诗”的始作俑者之一，又是太子的老师和东宫主事官员，所以被认为对宫体诗这种不好的诗风负有重大责任。
上面这两条材料虽然简单，却包含了丰富的信息。首先说两点：
其一，“宫体”是一个贬义的名称，否定它的理由在于它的内容、思想情感有问题，“伤于轻艳”。“轻艳”虽然意义有点含混，但在这里完全可以理解为“轻浮”和“艳情”的组合。
其二，我曾经根据上文和其他材料排列了一个时间表，证明这个名称被提出来，在萧纲被正式册立为皇太子之后不久——不超过两个月。
仅仅从这两点，我们也能够闻到一种蓄意攻击的气息。前面说过，泛义上的“艳诗”在齐梁间相当流行，大家认为这是很好玩的新体，武帝萧衍本人也有所尝试。而萧纲早在做晋安王的时代，就和徐摛他们在此类题目下你唱我和，至今仍有作品留存，但并不见有人提出“晋安体”或“徐摛体”的名目加以抨击——你爱写什么就写什么，这跟我有啥关系呢？至于萧纲被立为太子以后，个把月的时间里，他和徐摛少不了公私事务，恐怕也不能够整天兴高采烈地写诗且专门写女人，弄得沸沸扬扬吧？所以特意提出“宫体”的名目，绝不可能只是对诗歌感兴趣；攻击的目标要大得多，那就是借此发难，质疑东宫的文化格调乃至太子的德性。
几乎所有的研究者对《徐摛传》中关于武帝应对这一局面的记载都看得很马虎。“宫体”的名号流传开了，武帝听到后大怒，把徐摛召来斥责一通。一般就是照字面理解为老皇帝对宫体诗不满意。细想想这怎么可能呢？如果仅仅是诗歌的问题，值得如此较真吗？况且他自己也写过至少是趣味相近的东西。问题在于矛头指向了太子的德性，而敢于攻击东宫的人绝非琐小之徒。在高层出现对太子的德性的攻击，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巨大的政治事件，何况萧纲是在那样强烈的反对声中被册立的，而且刚成为太子不久！什么“舍伯邑考立武王”，这不就打到武帝脸上来了吗？这才是武帝大怒，要斥责徐摛的原因。他当然要问“宫体诗”是怎么一回事，但他的注意力绝不可能停留在文艺理论上。
正因为抨击宫体诗的背后有重大的政治因素，这个结徐摛根本无力解开；假如武帝不明白这一点，他只能是百口莫辩。幸好是另一种结果：徐摛回答得很机敏，语言很漂亮，武帝“意释”——不再发火，接受了他的解释。君臣配合是很不错的。
下一步才真正具有戏剧性。武帝竟然意犹未竟，考较起徐摛的学问来。先是问他“《五经》大义”，这是国家主导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犹如现在考研的政治课；然后问“历代史及百家杂说”，相当历史学和哲学（再宽广博杂些）吧；最后论佛教，那是新兴而又非常流行的“西学”。以上种种，就是南朝上层社会中最重要的具有严肃意义的学问，武帝一一问过来，徐摛无不对答如流，纵横发挥，洋洋洒洒，令武帝连连赞叹（要知道他是一个自负而好胜的人）。是不是前一天晚上有人打电话通知徐摛好好准备我们不知道，但这一场查考肯定是在公开场合进行的，该出席的人都请到了。结果证明了什么呢？证明了徐摛是有资格辅佐太子的, 更证明了太子东宫的学问何其庄重博大，而所谓“宫体”的攻讦实是小题大做。事后武帝对徐摛格外信任，宠遇有加。——他对“宫体诗”事件的还击多么漂亮！
但事情不能就此了结。政治冲突的实质并不是在思想和道德的层面上进行的，反对派需要的，也绝不是对他们从表面上提出来的问题给出充分的解释。如果这些人是有分量的，那么就要从利益的平衡考虑，在他们真正关心的地方给予恰当的满足。所以就在武帝向徐摛表示信任和格外的恩宠之后不久，还在中大通三年，他被遣出京城，到风光秀丽的新安去做太守，理由是照顾他热爱山水的高雅品味。武帝最重要的决断，立萧纲为太子，这是不能够动摇的；将徐摛逐离权力中心，则是对反对派作出的让步。这不仅有安慰人心的作用，实质上也削弱了东宫的势力，阻止了新权贵的冒头。

（六）

所谓“宫体诗”事件本来是一桩政治事件，文学批评只是一个由头。但终了，它还是成了文学史上的事件，其真相反而越来越模糊，以至无人知晓。
那是为什么呢？因为攻击宫体诗的人尽管真正的着眼点并不在诗歌上，他们仍然伸张了一种具有正统意义的文学主张：高雅的诗歌应该注重道德价值，在性的表现上要有严格的忌讳。这种主张客观上否定了南朝写作“艳诗”的新风潮，而萧纲、徐摛和他们的宫体诗，在一些人心目中正好可以充当一个典型。
不过，在南朝这种批评的力量是薄弱的，不仅萧纲没有什么改悔的意思，宫体诗风还愈演愈盛，陈后主可以算是他的文学事业的继承人。真正对宫体诗作出严厉审判并构成文学史定论的，是唐初以魏征为首领的一群史臣。他们作为新王朝的官方发言人，通过否定前代文化昭示了新朝的光明，宣扬了弘扬儒家德政的路线方针；或许，这对新朝的帝王，也是一种告诫：最高统治者既是国家的政治领袖同时也是社会的道德典范，尽管制度上给予他最充分的性供应，但他表现给世界的姿态——这当然包括诗歌中的情感表现——则必须是高尚的、远离贪欲的，这样才有资格领导全国人民向前进。
想来当初萧纲他们写那些诗，不过为了新奇好玩，没想到惹下这一大堆的麻烦。
（本文根据讲座记录整理，文字经过一些调整与修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