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的B面人生(胡涛)

文潮

作者：胡   涛 　


在２０世纪文化领域中，郭沫若是一位很有影响的旷世奇才，他对甲骨文和金文的考释，为人类文化研究打开了一条通道，同时，也折射出了他博古通今，学贯中西的学术素养。郭沫若的影响更主要的还是他活跃于文化界和中国政界，因此，倍受世人青睐，在他的头上给他加上了一系列充满光环的桂冠，什么“文学家、诗人、戏剧家、考古学家、书法家、社会活动家、学者”等。这些赞誉表现了人们对中国现代文化中这位才子的爱戴。

然而，郭沫若就是郭沫若，他从不掩饰自己的人生态度，他把个人的追求不卑不亢地展示给世人，他敢爱、敢恨、敢说、敢做。他精于吏道，热衷仕途，无论是国民党时期，还是共产党时期，他都懂得保全自己，使自己平安生存。人们对他的人生态度避而不谈，多半是由于他的文学才华和他在政坛的地位所致。

只有锋芒毕露的鲁迅先生，在１９３２年８月，写的一篇文章《上海文艺之一瞥》中，骂郭沫若是“才子加流氓”，鲁迅先生的话，不少人在心底里赞同。由于郭沫若个人才华的影响，自鲁迅以后，还是没有人敢惹这位风云人物。

郭沫若生不逢时，所处的时代都是动乱不安，从文人的自身素质来说，他因为缺乏斗士的胆略，懦弱性较突出，所以，对他在仕途的发展很不利。他先前跟过蒋介石，从中联合李宗仁反蒋未成，后跟随共产党，也历尽艰险地走完了一生。

综观郭沫若的一生，可以这样总结他：“旷世奇才，乱世政客”。解读他的B 面人生，对于全面认识郭沫若不仅具有较高的学术价值，而且还能让人们客观地看到一个有血有肉有灵魂有思想的郭沫若。

一、  少年沫若生活在人生的边缘

身怀奇才的人，大多是一些边缘人，有人说希特勒是性变态者，红豆有恋童癖，张国荣是同性恋，中央音乐学院某位有影响的音乐家也是同性恋者。这类人他们的思维有独到之处，往往令人匪夷所思。少年郭沫若也如此，他在乐山读小学时，深深地爱上了一位同班男生，他曾在自传中坦言，他俩“一见倾心”，并且形影不离，常利用晚自习、星期天结伴外出悄悄“幽会”，虽在同窗下读书，也禁不住鸿雁往来，情意绵绵，郭沫若称这是“比恋爱更严肃”的同性恋。（见《郭沫若全集》《我的少年》）升入乐山中学以后，郭沫若又迷上了一位相貌佚丽的汪姓少年，说他们甚至尝到了“真正的初恋”的滋味，他们常常在傍晚或深夜，远离有人的街道和同学的视线，躲到偏远的城郊，两人紧紧相偎在一起，感觉无限惬意。一天，郭沫若喝醉了酒，神思恍惚中，觉得有人在吻他，并有一股甜甜的汁液流入他焦渴的喉管。睁开眼睛一看，原来是“汪哥”正将咀嚼过的甘蔗汁缓缓送入他口中，郭沫若真是喜出望外。后来回忆起这段经力，还情不自禁地写了一首《蔗红词》的诗歌，表达衷情：

红甘蔗，蔗甘红，
水万重兮山万重。
忆昔醉朦胧，
旅邸凄凉一枕空。
卿来端的似飞鸿，
乳我蔗汁口之中，
生意始融融。
那夕起头从，
才将命脉两相通。
难忘枕畔语从容，
从今爱我比前浓。
红甘蔗，蔗甘红，
水万重兮山万重。

这首初恋情诗表达了郭沫若和同性“汪哥”的涓涓情意。体现了少年郭沫若细腻的、女性化的内心世界那种绵绵情感，若不道明作者，读者定会以为是一位少女的内心告白。

之所以称郭沫若为“双性恋”者，他不仅对美貌的男性感兴趣，而且对美女也是一见钟情，他先后与张琼华、佐藤富子、于立群结为夫妇，又移情安林，倾心于立群的妹妹于立枕，其中充满了说不完、道不尽的情爱绵绵，而仰慕郭沫若的女性，大多是被他的才华所诱。

二  郭沫若与鲁迅先生

“五•四”时期，由于郭沫若和鲁迅先生在文学上的主张和政治态度的不同，他们之间发生了一场针锋相对的斗争。1928年8月，郭沫若暗地里用化名“杜荃”在《创造月刊》上发表了《文艺战线上的封建余孽》一文，给鲁迅先生戴了三顶帽子：“资本主义以前的一个封建余孽”、“二重性的反革命人物”、“一个不得志的法西斯蒂”。

1936年10月19日，中国文化革命主将，伟大的鲁迅先生逝世了，爱好民主的人民处于万分悲痛之中，上海出现了万人空巷的悼念活动，包括那些曾经和郭沫若一起反鲁迅的创造社的成员，也被鲁迅崇高的人格魅力所折服，纷纷举行哀悼。面对全国人民沉痛哀悼鲁迅先生的历史洪流，郭沫若再也不敢等闲视之，立即转向，冲在了哀悼人群的最前面，先后写了两篇文章悼念鲁迅先生。一篇是《民族的杰作》，一篇是《坠落了的巨星》。11月3日，中国留学生在日本东京日华学会举行悼念活动，郭沫若也匆匆赶到现场，题写了一副对联：

方悬四月叠坠双星东亚西欧同陨泪
钦诵二心憾无一面南天北地遍招魂

郭沫若在悼念会上悲痛慽慽，他说：“中国之伟大人物，过去人都说是孔子，但孔子不及鲁迅。”并且还一个劲地呼喊：“大哉鲁迅！鲁迅之前未有鲁迅，鲁迅之后无数鲁迅。”（《郭沫若年谱》（上）《留日学生悼念鲁迅》）随后郭沫若又写了二十多篇文章对鲁迅大加褒扬。

郭沫若的努力终于赢得了丰厚的回报，他使自己的形象从鲁迅的对立面很顺利地转到了人民一边，轻巧地就使人民友善地接纳了自己。郭沫若真不愧是旷世奇才，他的聪明在这里体现了出来，他善于把握时机和动向，在这之前他还一个劲地盯着鲁迅指桑骂槐，瞬间就改变了态度，一个凡夫俗子是很难做到的。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更是难于启齿的，但郭沫若却做成了。

三   郭沫若与蒋介石

1927年3月，蒋介石委任郭沫若为“总司令行营政治部主任”，每月津贴三百元大洋，这在当时是颇丰厚的。郭沫若跟随蒋介石自南昌赴九江、安庆巡察。此间，郭沫若深信：不想当将军的士兵不是好士兵的格言，他萌发了取蒋而代之的念头，他暗中寻找反蒋力量，希望有人和他携手反蒋。他鼓励李宗仁，李宗仁拒绝了。后来，郭沫若写下了《且看今日蒋介石》，声讨、历数蒋介石的罪行。10年以后，蒋介石已经成了气候，郭沫若在政治风云中也八面玲珑，通过一些党政要人的举荐，便于1937年9月23日应蒋介石之召去了南京。他先去八路军办事处拜访叶建英，后又拜访陈立夫、邵力子、李济深等人。次日，蒋介石在陈布雷的陪同下，召见了郭沫若。郭沫若觉得蒋介石身穿灰色袍子，格外和蔼。事后，郭沫若写了《蒋委员长会见记》，在报上发表。那时，郭沫若在世人眼中是“蒋委员长器重的人”。1939年7月，郭沫若的父亲去世，蒋介石亲自发了唁电，送彩幛，并亲笔题了“德育孔昭”四个大字，还送了一副挽联：

耄寿喜能跻，忧时何意成千古；
中原终克定，告庙毋忘慰九泉。

蒋介石作为一党之首，也不乏宽宥。

四  郭沫若官场得意  诗作失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郭沫若先后担任了政务院副总理、文教委员会主任、全国文联主席、中国科学院院长、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央委员等十一项职务。

由于热衷红尘，奔波仕途，郭沫若写诗的热情，艺术才华也就音消韵陨了。他的诗变成了“宫廷乐府调”，步步紧跟政治，大吹大擂，多数成了应景之作，谢冕在《20世纪中国新诗：1949——1978》一文中评论郭沫若“为了加强政治意思，他不惜以大量的标语口号入诗，著名的《百花齐放》可以说是以简单的外形而装填流行的政治概念的标本”。后来人们说：作为著名诗人，如果郭沫若放弃仕途，看轻红尘，也许中国文坛有很多优秀作品诞生，也许中国新文学夺取诺贝尔文学奖的距离越来越近。但中国文人看中权欲，郭沫若在权欲的诱惑下，完全违背了自己的良心，他把标语口号拿出来作为诗歌发表，取悦政治。1950年夏天，毛泽东同志提出了“百花齐放”，郭沫若闻风而动，他以各种各样的花为题，写下了一系列的短诗来歌颂政治，这些诗歌固然质量低劣，如他用《鸡冠花》比喻总路线一日千里的形势：

因此，我们特别地把颈项伸长，
因此，我们特别放开了喉嗓，
“鼓足干劲，力争上游，乘风破浪！”
谁还没有听见吗？聋得太不象样！

由于，他的诗完全违背了诗歌创作的规律，所以，这些诗作意境平庸，语言粗糙，形式呆板不及打油诗诙谐，不及顺口溜形象、生动。读者出于追星慕名，权且当诗歌拜读。

郭沫若忽略了对人民负责的基本精神，愚弄了成千上万的忠实读者。

五   郭沫若与大跃进

1958年，我党“左倾”思潮恶性膨胀，“假大空”是当时的特色，毛泽东同志为当时的大好形式喜不胜喜，号召上层领导到基层去看一看，郭沫若便到了河北张家口地区的怀来县花园乡、涿鹿县等地，和农民生活了半个多月，但他并不是像彭德怀、周小舟等人那样客观地、真实地面对大跃进。相反，郭沫若给虚假的东西来了个锦上添花，他说：“在工农业生产大跃进的今天，地方上的建设热情，真是热火朝天，正在排山倒海……到处都是新鲜事物，到处都是诗，到处都是画，诗画的气韵生动，意思超拔，真是令人深深感动。这是个大熔炉，任何人到这里都不能不被融化。空气是蓬蓬勃勃的，热热轰轰烈烈的，决没有一丝一忽的‘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见《郭沫若全集》第十七卷）“各尽所能配所需，将成老生之常谈。人间天国乌托邦，真是家常便饭……跨上火箭往前赶。”（见郭沫若《长春集》）这段时间，“据不完全统计，当年短短几个月，他写诗232首，平均不到一天一首”（见《南方周末》2001年11月29日）可以说诗人跨上火箭往前赶，其诗内容的浮夸超过了“亩产三万斤”，实在不能恭维。下面选录郭老几首诗共读者“饱眼福”。

早稻产量三万六，中稻产量四万三，
红薯产量不是每亩即将超过一百万斤，
钢铁产量也在见风长，谁说不是？
再过几年就可以达到一万万吨！
  （见《郭沫若全集》第三卷）

文潮

到处都是新李杜，
到处都是新屈原。
荷马但丁不稀罕，
莎士比亚几万千。

李冰蔡伦接联翩，
建筑圣人赛鲁班。
哥白尼同达尔文，
牛顿居里肩并肩。
吸血虫病成古典，
恶性肿瘤已游山。
人人都是多面手，
人口十亿还有尖。

人多粮多棉纱多，
化学工业满山川。
化学食品和纤维，
要吃要穿用不完。

（见《郭沫若全集》第三卷）

在中国文坛，当时，郭沫若是很有影响的人物，他的这些口号诗，对大跃进的浮夸虚假作风起到了推波助浪的作用。乃至于我们中央有位领导十分忧虑：粮食多了，装在哪儿呢？就在郭老大声歌唱“大跃进万岁”的同时，彭德怀、张闻天、黄克城、周小舟等正义的爱国之士，正在受到停职反省，受到一系列的迫害。很多地区的农民饿得吃草根树皮，有的地区整村的人饿死了。这样的社会现实，作为嗅觉灵敏的诗人郭沫若是应该有所耳闻的。但是，为了个人的目标和追求，他也顾不了这么多，只好昧着良心把这颂歌唱到底。

六  郭沫若与电影《武训传》、小说《红楼梦》

1950年8月，郭沫若为《武训画传》题写书名，并题词：“……武训的出现是一个奇迹。他以贫苦出身，知道教育的重要，靠着乞讨，敛金兴学，舍己为人很是难得。”后来，电影《武训传》上映后，《光明日报》《新民报》《进步报》《大公报》等发表了40多篇文章，赞扬武训是中国历史上劳动人民“文化翻身的一面旗帜”该影片还评为51年最佳影片。毛泽东看了该篇以后，很反感，马上以《人民日报》社论的形式《应当重视电影〈武训传〉的讨论》，指出：不应当向人民歌颂武训的“丑恶行为”，一些共产党人“他们学得了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但是一遇到具体的历史事件，具体的历史人物（如像武训），具体的反历史的思想（如像电影《武训传》及其它关于武训的著作），就丧失了批判的能力，有些人则竟至向这种反动思想投降。”毛泽东的批判火药味十足，郭沫若以他高度的智慧和对政治敏锐的洞察力，马上写了《联系着武训批判的自我检讨》深刻认识了自己称颂武训的错误，并且登在了1959年6月7日的《人民日报》，接着《人民日报》连续刊登了《武训历史调查记》，将武训定位为大地主，大债主，大流氓。有关《武训传》的作者、导演孙瑜入狱，主演赵丹、黄宗英，也一并受到株连。郭沫若顾不得尊重历史了，全部放弃了真理，决定“重新再检讨一次，并表示承担领导上的责任”，他的所作所为留给了某些领导“良好的印象”，8月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读〈武训调查记〉》，称赞《调查记》“在澄清文化界和教育界的思想混乱上是有很大的贡献的。”郭沫若对武训前后态度的变化判若两人，这两张面孔的表演也是他真实人格的体现，如果没有相当大的胆量和藐视民众的心理素质，是很难做到的。由于他出色地紧跟了形势，紧跟了领导，完成了他保全自己的乖戾个性。1954年10月，毛泽东又对《红楼梦》提出了批判，指责《文艺报》“同资产阶级作家在唯心论方面讲统一战线，甘心作资产阶级的俘虏”，郭老在12月召开的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中国作协主席团扩大联席会议上，率先承认错误，他说：“自己被推选为文联主席……《文艺报》所犯的错误是我们大家的错误，也是我的错误。”《红楼梦》这部旷世名著，在全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学者专家的注意，对《红楼梦》的讨论，这本身就是学术界探讨的一个范畴，作为学者郭沫若应该有自己的观点和认识，可他完全违背了学术界的游戏规则，一味追求权势取向的价值，紧步毛泽东的后尘，推波助澜，把事情搞得令人望而生畏。毛泽东同志当时的主观主义的错误，不但没有人站出来反对，反而出现了像郭老这样的人物的响应，这无疑给毛泽东当时的个人行为增添了信心，使得他离人民越来越远。

七   为朋友两肋插刀  还是给朋友两刀

郭沫若的气度比较小，在他的心理容不下任何对他不利的东西，不管你是善意的批评，还是为了追求学术上的真理。他都遵循“违我者亡”的态度，来对待周边的人和事。1930年，年轻文人沈从文，正值血气方刚，初生牛犊不怕虎，写了《论郭沫若》一文，对比他年长10岁的成名人物郭沫若作了毫不客气的评价，指出了郭沫若的“创作是失败了”，写小说不是他的长处，而且“空话”太多，直言郭沫若的小说“并不比目下许多年轻人小说更完全更好”“在文字上我们得不到什么东西”。指出郭沫若的文章只合适于檄文、宣言、通电。1931年，沈从文又发表了《论中国创作小说》在谈到郭沫若、郁达夫、张资平的小说时，说：“但三人中郭沫若创作方面是无多大成就的”“但创作小说，三人中却为最坏的一个。”“郭沫若用英雄夸大样子，有时使人发笑。”沈从文直截了当的批评，郭沫若对此耿耿于怀。1948年，大陆战场上胜负将分，踌躇满志的郭沫若在香港等待胜利，高举着左翼旗子，怀着重整山河的信心，在《大众文艺丛刊》发表了一锤定音式的檄文《斥反动文艺》，以红黄蓝白黑的颜色对一批著名作家进行定性，指出“我们今天打击的主要对象是蓝色的、黑色的、桃红色的作家”。沈从文被他定为桃红色作家，并且说“要毫不容情地举行大反攻”。92岁的周有光回忆说“郭沫若批沈从文是不公平的。这是一种政治贬低。郭沫若为了政治意图一边倒，揣摩上面的意图，他当时批评许多人都是错误的。” （2005年第23期《文学故事报》）

1955年，胡风又被打成了反革命。胡风抗战时期和郭沫若、周恩来是亲密战友，他们从武汉到重庆都是亲密合作，并肩战斗。他们同为中华全国抗战协会的成员。5月13日，《人民日报》公布了“胡风反革命集团”的第一批材料，6月10日，又连续公布了第二批，第三批材料，并且，毛泽东还为加了“按语”。作为郭沫若和周恩来是应该最了解胡风同志的，毕竟在一个战壕里战斗了多年，是不是反革命，他们心里最有数。可是，不等胡风的“反革命材料”公布完，郭沫若便于5月25日组织召开了全国文联主席团和作协主席团联席扩大会议，他首先提出了开除胡风的会籍，撤消他在文艺界的一切职务，郭沫若在会上说：“今天对怙恶不悛、明知故犯的反革命分子必须加以镇压，而且压得比解放初期更加严厉。在这样的认识上，我们完全赞成好些机构和朋友的建议：撤消胡风所担任的一切职务，把他作为反革命分子来依法处理。”（《请求依法处理胡风》《人民日报》1955年5月26日）郭沫若就这样愤怒地声讨着，把朋友、同志、战友眼睁睁地“亲自”送进了大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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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   郭沫若与“整风反右”

1956年，党中央提出了繁荣社会主义学术文化的“双百方针”，首先，为之激动不已的又是郭老，他忍不住写了《“百家争鸣”万岁！》等一系列文章，郭沫若最早的观点也能和广大知识分子的观点一致，为学术界自由环境的来临而欢欣鼓舞，他说：“百家争鸣的意义不外乎是自由讨论或者广泛竞赛。”（《郭沫若文选》第18页）正当全国人民沉浸在“知无不言”“大鸣大放”的良好世态之时，一场铺天盖地的“反右派”的运动如暴风骤雨席卷全国，从机关院校到农村工厂，一时间揪出了很多右派和反革命分子。1957年5月27日，郭沫若一反常态，在回答《光明日报》记者问“言者有罪还是无罪”时，他说：“无罪者的言者无罪，有罪者的言者还是有罪的。”就像“强盗的儿子一定是强盗”一样的逻辑，后来，批判“右派分子”郭沫若很踊跃，他几次参加会议，积极地写文章批判文艺界知识分子极端民主化，自由化的倾向，他在《向中国人民解放军看齐》一文中公开表态：“据我看法，文艺界的现实，实在不是民主不够，而是集中不够，不是自由太少，而是纪律太少，不是个性不能发展而是社会自由主义文化建设中发展个性的统一意志没有很好地建立起来……

郭老当时和广大革命干将一样，对“右派”毫不留情，猛烈打击。当时有人以莫须有的罪名把20世纪30年代“两个口号”的争论责任强加在冯雪峰头上时，郭沫若居然还站出来作伪证，他在作协党委扩大会议上说：“完全是冯雪峰在作怪”，“是冯雪峰要分裂文艺战线”。

郭沫若不仅才华横溢，而且政治也玩于股掌之间。如果他少读一点书，少些知识分子的优柔寡断和懦弱性，也许他会成为中国政坛上的一位了不起的领袖人物。

十  “文革”中的郭沫若

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人内部的政治斗争从没有停止过。文化大革命是高潮，很多跟随毛泽东主席出生入死的忠臣都被折磨致死了。郭沫若看得最清楚，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明哲保身的最佳方案，他的诗作几乎全是步步紧跟毛主席的“歌德派”先后写了《水调歌头•上海百万大游行——庆祝文化大革命》《水调歌头•读毛主席的第一张大字报》1966年6月5日，在纪念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闭幕会上郭沫若以《做一辈子毛主席的好学生》为题讲了话，表明自己的立场。当一眼看到江青也在场时，马上又以《献给江青同志，也献给各位同志和同学》朗诵了一首诗：

亲爱的江青同志，
你是我们学习的好榜样，
你善于活学活用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
你奋不顾身地在文艺战线上陷阵冲锋，
使中国舞台上充满了工农兵英雄形象，
我们要使世界舞台上也充满工农兵的形象！

这种肉麻地讨好，完全丧失了一个诗人的身份和职业道德。完全使自己演变成了宫廷里的弄臣，陪着主人逗乐。

1976年5月，适逢“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刚复刊不久的《诗刊》出纪念号，郭沫若在6月号《诗刊》发表了一首《水调歌头•庆祝文化大革命十周年》其中有两句：“文革卷风云，打倒刘和林，走资派邓小平……”10月6日， “四人帮”倒台，郭沫若奋笔疾书，又写了一首《水调歌头•粉碎“四人帮”》：

大快人心事，揪出“四人帮”。政治流氓文痞，狗头军师张，还有精生白骨，自比则天武后，铁帚扫而光，篡党夺权者，一枕梦黄粱。

十一  启示录
　　早期的郭沫若可称得上文化巨人，才华横溢。但他没有寻到人生真正的坐标，因此他的人生蓝图构画得并不完美。客观地解读郭老，对我们今天的知识分子应该有深刻的启示。当今，部分知识分子刚有了一小点成就，便降低人格，昧着良心，说假话做假事，扁着头往政坛里钻，不言而喻，因为那里有“腐败”在吸引着他们。愿这部分知识分子能从郭老的身上明白点什么。
    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一文中说，中国的知识分子所从事的工作是：“1、创造精神财富；2、不让别人创造精神财富。”而且“后一样向来比较出色”。但愿这种说法不是仅针对郭沫若一人而言。郭沫若曾被人封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面旗帜，他本人也极其看重这个称号，千方百计要扛稳它。但他没有把这面旗帜扛起来，主要是他扛着这面旗帜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走，不知道该怎样走。在中国历史上，搞个人崇拜不是一天两天的事情，而是封建社会长期积累的结果。毛泽东是人，不是神，他有人的缺点和弱点，林彪把毛泽东封为神是有他的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作为正直的知识分子尤其是高级知识分子，应该坚持真理、坚持正义。可惜的是郭老没有能够坚持，而是加入了制造现代迷信的行列，误导人们更深地陷入个人崇拜和盲从的泥沟。郭沫若在评论毛泽东诗词和书法时说：“主席并无心成为诗家或词家，但他的诗词都成了诗词的顶峰。例如这首《清平乐》的墨迹而论，‘黄粱’写作‘黄梁’，无心中把‘粱’字简化了。龙岩多写了一个‘龙’字。‘分田分地真忙’下没有句点。这就是随意挥洒的证据。然而这幅字写得多么生动、多么潇洒、多么磊落。每一个字和整个篇幅都充满着豪放不羁的气韵。在这里给我们从事文学艺术的人，乃至从事任何工作的人，一个深刻的启示。那就是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抓活的思想第一，‘四个第一’原则，极其灵活地、极其具体地呈现在了我们眼前。”（《红旗跃过汀江》）（以上转引自丁东先生的《盲从还是阿谀》）。郭老是饱学之士，对毛泽东出现了错别字，书法中出现了笔误看得明明白白。但他不仅不指出，还要在评论中编出一套说辞，硬把毛泽东这些失误说成是优点，并且发挥到“四个第一”的政治高度，好比看到别人长了一块疮疤，硬要夸耀成艳若桃花，美如乳酪。有人想以盲从来开脱郭老，显然是徒劳的。盲从是水平问题，阿谀奉承则是道德问题了。无论何时，阿谀都是不可取的。大多数中国人即使在走进盲从的误区时，对阿谀奉承也是鄙视的。
    高尔基在《不合时宜的思想》中表明无论政权掌握在谁的手里，他都将采取批判的态度。所以高尔基是伟大的。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独立的认识，应该与权力保持距离。二十世纪俄罗斯知识分子索尔仁尼琴，他的存在方式和历史命运，为我们提供了很好的范例。索尔仁尼琴提出了“别相信、别害怕、别原谅”和“不撒谎地生活”的信条，并在创作和生活中贯彻了这一信条，他因此受到了迫害，被关进集中营，被流放，直至被驱逐。他到了美国，又批评起唯利是图的美国社会和美国式的价值观来，甚至称美国为“恶的帝国”，引得美国当局对他大为不满。好在美国是民主社会，有他说话的空间，正因为像索尔仁尼琴这类人毫不留情地批评，才使得美国社会在舆论的监督下，迅猛进步，带给了美国人民一个阳光明媚的蓝天。在度过二十多年的流亡生活后，索尔仁尼琴回到了俄罗斯，他又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以叶利钦为代表的俄罗斯新一代当权派，并拒绝领取叶利钦颁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他就是以这样一种对人民、对祖国高度负责的态度，来显示自己作为一个思想家、文学家的强大的存在，以此，来展示一个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人格魅力。

纵观我们当今的知识分子，很多人深知郭沫若的处世哲学是铺就阳光大道的桥梁，他们早已把郭老前辈的“人格魅力”，演绎的淋漓尽致。这不知是人民的悲哀，还是民族的不幸！中国人民迫切人民需要像索尔仁尼琴这样的知识分子，人民从心底里钦佩这种给人民某福利的知识分子！在今天，人们期盼道德回归，期盼民族复兴，期盼民主与法制的健全，愿知识分子不再集体失语，不再思想阳痿！（启示录部分文字根据网上资料整理）

后辈以此文告慰，愿郭老九泉有知，今天的文人毕竟没有过去那么多顾虑，但是仍然活得很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