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把传统文化中最纯粹的东西展现出来（吴悦石）

墨海

2005年12月8日
北京·吴悦石画室

录音整理·彭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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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子游（以下简称“陈”）：我们很想知道您在出国之前的那段经历，那段时间里，您的工作、交往都不为人知。我们想从这个角度搜集一些您的故事。
吴悦石（以下简称“吴”）：我1945年生，5岁到北京，10岁从王铸久先生学画。我家人有从事版画工作的，版画是用宣纸来印，印剩的纸头便随意丢弃，我就在上面临摹齐白石的小画片。起初大人们都不以为然，直到有一天，荣宝斋的朋友到家中看见我的临摹，觉得这小孩画得不错，建议让我学中国画，父母也并无异议。以后在北京美术公司崔秀岩先生的介绍下，拜入王先生门下。10岁入门，12岁正式磕头。从入门的第一天起，我看见老师完全是高山仰止的心态。王铸久先生1926年师从齐白石，之前还曾师从吴昌硕，号 “两石翁”，可惜1966年死于“文革”。老师作画前，研墨、颜色、洗涮工作由我来做。而且颜色不能用研棒研磨，须用手指研。等老师休息够了，从床上下来时，还须把鞋子递上。我在里面伺候时，比我大的师兄们都在外面聊天，正因为如此，我和老师的感情最好。其他学生都是一两周去一次，我是可以随时去。

我们学画的过程很刻板，就是学习传统，反复临摹，反复锤炼，练习控笔能力、收放之法。拜师后，先临册页，在临摹的过程中掌握画册页的精髓，但时间一久，气就小了，笔就收了。老师一看你的状况，就开始让你画那种四尺整张大画，把笔放开。但又不能落入“野狐禅“的路子，过去扬州八家为什么让人诟病？就是因为画野了。当你笔下出现这种苗头时，又改画小册页了，再把笔收住，如此反复锤炼。当你的小画不拘谨，大画有张弛时就行了。传统的东西还是要经过锤炼，我觉得十年都不够。西方艺术中一个退休老太太画几个月就全世界闻名的情况在中国书画中不可能出现。这是两种不同的文化，不单单是视觉艺术这么简单。

上世纪50年代的名家很多，老师也很多，但老师大多生活拮据，吃饭都用巴掌大的小碟。三年自然灾害时期，我曾带陈半丁、王铸久的孩子到南菜园的农田去捡白菜帮，去的时候还不好意思，等下了公共汽车才发现，农田被踩的像马路一样光溜，什么都没有，有些人还在地头寻觅。尽管世事艰难，但于我颇有益处，并深受感染。即使在严酷的政治高压之下，他们依旧怀揣着一颗对艺术虔诚而执着的心。

陈：那您见过齐白石先生吗？

吴：见过，白石老人和王铸久先生正好住在一个胡同——沙井胡同。白石老人最爱吃炸糕，所以我的老师每天早晨都给他买好炸糕送去。白石先生生前的门人众多，但真正受他本人认可的并不多。四爷（齐良迟）曾跟我说，我的老师（王铸久）是一个。过去的画集里，白石老人为王铸久先生作的画上题为“瞻农老弟”画。老师号“瞻山老农”。那一代的艺术家我见的多，有的接触多，有的则只是场合上认识。1963年潘天寿在北海画舫斋作展览时，有幸见到。现在有个时髦的词儿叫“心仪”，你若是见过老先生们如何拿起笔，又如何蘸水、蘸墨，然后如何挥毫，那种风度和洒脱令人终生难忘，那才是让人心仪啊。如果你没目睹过这种风采，就不会由衷地向往中国画。中国画是一种享受，而不是受罪，这种状态下才能出“上上之品”。一个有多年功力的画家的确可以保证画不坏，但要出上品，就要具备孙过庭说的“五合”。比如今天，就差一点，不是“天朗气清”，而是有雾气环绕，“明窗净几”，“纸墨相合”，与好友聊到兴处，“下笔如有神助”，讲究的是一种精神境界。

（采访中，一送琴者登门，吴先生欣然应门。其间环看吴老的房间，才发现已有数架古琴列于厅中，吴老笑道，“北京名琴家很多我的好友”）

陈：有个故事说，民国时期，有一对收藏古琴的夫妇，有两把传世的古琴，为了保护古琴不落入日本人之手，毁琴自杀。可见人和琴已经融为一体，无法分离了。

吴：是这样。唐朝雷氏制琴，名“春雷琴”，传至宋代，宋徽宗的《听琴图》中所画的便是那张琴。徽钦二帝被掠往北地之后，此琴落到金章宗手中，章宗如获至宝。死后，将此琴殉葬。金亡后，后人又将古琴从墓中挖出，继续流传于世。中国的古琴文化实在是太深厚了。琴和中国文人是形影不离的。古时，琴被称为“正身之品”，文人都在墙上悬一张琴，一可正身，二可避邪，神鬼不敢侵。琴为何被称为“正身之物”呢？因为琴的造型，包括它使用七根弦，形如悬瀑，它的岳山、龙池、凤昭都跟天地在一起，是天地自然的缩小。

陈：过去我们所谓的才子都是以琴棋书画传达自己的性情。

吴：一般来讲就是两件事，所谓“剑胆琴心”。古时的书生都练武，有武就有气魄，可以不用，但不能不会。“一段气在三般用”，凡是士人都要练气。人在学习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常常有所领悟，这个过程中可以陶冶思想和情操，就是所谓“养气”、“养神”、“养心”。人只有做到贫贱不能移、富贵不能淫，才能拥有孟子所谓的“浩然之气”。因此古时的书童都是前挑一把剑，后担一张琴。

陈：从您的经历来看，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艺术经营方面所交往的这一代画家，如范曾、董寿平都是您艺术和生活上的朋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故事可以告诉我们？

吴：我在“文革”以前一直都挺顺，曾经还是学习毛主席著作积极分子，文革前还去讲演，后来还去搞过两年“四清”。但“文革”一开始，老师去世了，自己也被戴上了十年“现行反革命”的帽子。林彪死后，对我们的管理就松了许多，但依旧是敌我矛盾，定性不能改。我被开除了公职，注销了城市户口，户口也被迁到了农村，就在门头沟妙峰山。现在那里已经是风景区了，可那时候没有电，也没有路，只有毛驴走的路，要进去就得绕十八盘。直到1978年我才被平反。1972年以后有些事情还是很幸运的，有一年赵朴初先生写了一首《庆东园》以祝贺中日邦交正常化。写完后希望有人能把诗文刻成碑，然后拓成拓片。等日本的代表团来了以后，正副团长、秘书长一人赠送一份。我在琉璃厂陈云宁刻碑处学过刻碑、传拓，手艺很精，就这样找到了我。当时我还在山沟里，尚未平反，为了刻朴老的诗碑，于是我就把一座塔上的塔铭撬了下来，铭文“妙公和尚大塔”。

陈：破坏文物了。

吴：要搁现在就是破坏文物了，当时全国都在破坏文物，妙峰山上古物全拆了。那是块元代的汉白玉石，磨光了之后，我就把朴老的《庆东园》刻在上面，然后用蝉衣宣拓了七份，做的很精。朴老特别高兴，这块石头后来就捐给了广济寺（中国佛教协会），他们一直放在大雄宝殿内左边的一个架子上。但人在世间被遗忘的速度就是这么快。1980年初，我又去广济寺，他们的秘书长唐醒民先生领着我在里面参观，还给我们介绍这块碑是如何如何，等大家都说完了，我才说这碑是我刻的，他们都很惊讶。听说现在这碑放到藏经楼上了。

陈：所谓画如其人，您觉得自己是个什么样的性格？

吴：任何事，任何历练对人的成长和思想的成熟都是有帮助的。我这人天生就是达观，和我同时的很多人困难时都没能熬过来，有些头发全白了，可我到现在头发还没白。所以我的画上总有一股气。我不会把事情埋在心里，再加上喜好较多，不高兴的时候可以弹弹琴、写写字，还可以健身，练功。成功与失败，好与坏都不是我能够决定的，我只是尽力去做好。实际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追求，所以人要学会宽容，不要总是用自己的思想去衡量别人，要学着给别人留出空间。当然，无论是哪一行当都要精，不精一定被人骂。比如，张大千的东西再俗，他那几笔须眉现在的人就是勾不出来，你就不得不服。

陈：确实如此，就像齐白石的花鸟虫鱼，有些不可思议。

吴：白石老人的画不光是细，而且很生动。他画工笔也是如此，十分注重用线，昆虫的每一条线都是通过运笔来完成的。通过运笔完成的“线”就是中国画的骨，所谓“寸骨寸心”。线要是有味儿了，哪怕只有一笔，都有韵味了。很多人画山水，千岩万壑却没有一根通过运笔完成的“线”，就等于白画了。

陈：从中国画发展的脉络来看，留下来能让人记住的只有几个而已，而大多数人就这样被遗忘了.

吴：是啊，想想当时那么多人都随从先生学画，坚持到现在的就只有我一个了。我们在上世纪70年代是最早一批拿国画来卖钱的，那时是在一个叫“庆云堂”的碑帖店。1972年以后外国人陆陆续续地到中国来，开始卖一些碑帖和墨。后来他们的经理李增光找到我，希望我能做一些钟鼎拓片，然后找一些老画家作钟鼎插花。后来就找了我，找了文化宫的何宝森，他刻好板之后，由我来拓印，拓好后就分给大家画。当时的王雪涛、董寿平等许多人都画过，画一张两块钱，比起“文革”初期画一张灯笼纸两分钱的待遇已经好很多了。除此之外还画些行活，几乎所有老一辈的画家，多多少少都画过行活，只是都不落款。从五毛一张开始，后来涨到一块，名画家两块，画一张竹帘五块钱。画竹帘最关键的是上胶矾，因为竹帘是单线编的，所以胶大了容易断裂，比例调不好又不受墨，分寸很重要。调胶矾北京最好的就是时君贞了，当时号称“北京三贞”。但是画行活很容易把手画油了，我那时往炕上一坐，摆满了，完全是流水作业，还得画得干净漂亮，不能脏了。那个时代就这样过去了。

陈：您在北京画店工作了多少年？我听说，后来许多很有名气的画家当时的市场开拓工作都是您做的？

吴：对。我在北京画店1978年起一直工作到1984年，大约六年时间。最初推介画家时，包括正在美院读书的龙瑞、史国良和画院杨延文等，吴冠中、石虎、张广、徐希都是从北京画店起家的。但范曾不是，他是由荣宝斋推荐给我们，然后再由画店做起来的。大家当时都是要好的朋友，记得第一次出国前，在烤鸭店吃完饭，我给范曾买了条领带，买完才想到都不会打啊，于是就把外贸公司的李嘉志叫过来。我问他，你经常出国领带会打吧？他说会呀，然后就这么现教现学了。

陈：您从上世纪50年代就开始刻印了，这种刻印的经历对您的绘画创作也有一定的帮助吧。比如齐白石的金石功力对他的艺术创作就有影响。

吴：刻印不在于把那种金石味儿放到画里去，或者是画画一定要用锥画沙的方法，而是，你在经营一方印的时候，在这黑白的几条线中，如何布白，如何讲究。方寸之地，要经营出味道却很不易。刻印实际上要求你具备很多东西，第一，是文字，你不能完全照着字典来刻。我们过去主要刻秦汉印，所以都用《汉印分韵》和《汉印文字征》。要是你看民国时期的《六书通》就不成了，因为那里面收的字很多都是演绎过来的，篆刻界并不认可。中国人做学问讲究出处，你看古人作诗填词都要求字字有来历。所以，建议现在的年轻人，要学中国画先学中国传统文化。如果你对传统文化没有一个完整的认识，你也就不会为之心动，更不会为它付出毕生的努力。作为一个国人，若是不能享受国学带来的乐趣，将会是非常大的遗憾。

陈：很多人说，你在国外住了那么多年，画中却没有丝毫“洋”味，为什么会这样？

吴：我在国外的那么多年，看了很多展览，参观了很多种类的博物馆，什么稀奇古怪玩意儿都有，垃圾也可以嵌在画框里。相较之下，反而觉得中国的东西越简单却越复杂，深不可测，就像哲学，越到顶峰的越是简单的东西。在国外的这么多年，我不断专研传统文化，有比较才知道我们的祖先留给我们的东西有多么丰厚，多么深邃。尽管是简单的东西，但如果你反复研读、揣摩，肯定会有收获。每隔一段时间重读一遍你都会获得新的收益。这就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魅力：它不是读一遍就可弃于一旁，而是需要反复，这就是孔夫子说的“温故而知新”。吃芝士，喝红酒，抽雪茄，这些洋玩意儿一点问题没有，但在做中国文化上绝对是要纯而又纯。我就是想把中国传统文化中最纯粹的东西展现出来，为此，我能做多少就做多少，学后而知不足，不能做的就交给下一代继续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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